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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诸多层面，才能全面地展现出散文的艺术精神。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阐释自由境界时说：“在这个世界中，激情即是色彩，色彩即是激情，因为一切事物对一种不可能得到的公正都感到有难以忍受的需要。审美对象意味着——只有在有意味的条件下它才是美的——世界对主体性的某种关系，世界的一个维度；它不是向我提出有关世界的一种真理，而是对我打开作为真理源泉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首先不完全是一个知识的对象，而是一个令人赞叹和感激的对象。”作为一种界域宽泛的古老文体，散文的言说方式是主体最大限度地扬弃共性化的东西向个性化的自我复归，使日常生活琐事导向一种对“意义”的追寻。“散文自身的历史昭示了散文的质的规定性，这就是散文的文化本位性，与史与哲学相绾结的思维性，以及在审美变革中的先驱地位”。它意味着作家的某种主体定位和角色自觉。汪曾祺曾说：“其实，看山看水看雨看月看桥看井，看的都是人生。否则，就是一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不是散文家。”散文中的山山水水、宇宙万汇皆为作家主体性的展开之地，人之存在的敞开之域。因此散文要具有主体性，要表现出作家个人的存在，这种存在既包含人的感性和理性，思想和情感，也包含态度、情趣、情绪、感觉等，散文呈现的应是一种独具个性的主体性。
1990年代，贾平凹曾以“文起八代之衰”的魄力，倡导散文走向文化，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楼肇明：当代散文潮流回顾［j］。当代作家评论，1994，（03）。
汪曾祺：《相看两不厌》［a］。汪曾祺全集［m］第5卷。
走向田野，走向民俗，走向人类学，以期后新时期散文能实现突围与重建；他提出了打破文体的“大散文”观念，并立足于地域文化，使行走式的文化散文成为当代散文创作的一支生力军。
蒋蓝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大散文”的延续。他在散文中捭阖古今中外，谈历史、谈阅读、谈动物、谈风俗、谈地理、谈城市，他的历史散文创作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文学在超越或摆脱了精英意识主宰和政治意识主宰之后与一般社会文化合流的趋势，代表了知识分子通过文学的途径重新寻求自身的文化定位和社会定位的努力。他在《屠沽之辈的形上之死》一文中对“读书人”的否定恰恰是对知识分子应当何如的未泯的期冀：“我不大相信那种如主义一般空降的‘侠之大者’。既是侠义，就定有恩仇。我希望不要再用‘暴力美学’之类来谈论践义之举。如今坐而论道的‘读书人’，秉承去感情去中心去向度的‘去势主义’原则，就像一副磨盘，去掉了所有的锋棱磨齿，做着纯学术的空转，而他们的中立姿态恰是无根之木，连墙头草的仰俯功能也没有，反衬出古人的狷介与耿直是多么金贵。”
在倒溯的时光隧道中与历史人物相遇对话，在立体的维度中展开多视角、多侧面剖析，真切地进入到历史、社会、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是成熟的历史散文作家应当表现出的对人性本位、文学本位的处理能力。历史文化散文的困境，往往不在于作家们历史知识的匮乏，而在于写作者难以拥有深邃的史识，缺乏主体认识参与的写作易被史料左右，将极大地限制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而陷入喋喋不休的阐释泥潭，不可能真正地与历史、文化发生精神对话，不可能发现历史的个性，从而寻觅到历史的人性珍藏。
对历史抱以“温情与敬意”的情怀构成了蒋蓝历史散文的基本要素，而这些又源于他生命的心灵体，因此他的文字也就有了可以触摸的个人体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真正现代意义的历史观，打破了中国历史书写中的“二元史观”——“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做一种抒情的工具。”中国古代有史官传统，史官职责是记录历史并作出道德判断。由于史官态度与意识形态紧密纠结，在历史书写中就会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褒一方而贬一方，其笔下的人物都变成了道德符号，丰富的人变成了平面人。这种历史书写由于忽视了历史构成的多元性，因而常将预设的标签强加给历史，最后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挂一漏万。蒋蓝的历史散文把历史对象与现实情感、宏大题材与个人体验融为一体，对久远历史的再度审视，不仅是对文明与代价的再度追问，也是作者与历史与当下构成的立体对话关系，由此他做到了对历史人物的“同情的理解”，并实现了“人的历史”的重建。
“稗史漫传曾羽化，千秋一例不平鸣”，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在《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中，蒋蓝在城市的行走中循着当世的目光和场景，一点点剥落时光的掩埋，在尘封的档案和记载中追随石达开被凌迟的细节与过程，不仅追慕英雄的壮烈，还长叹千年专制的罪恶：“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灵魂的痛苦’了。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国家机器才是唯一合法酿制纵深疼痛的温床；而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的人，必然要提供更为锋锐的骨头使之折断。”
在对历史的窥视与揭示中，蒋蓝的散文体现出一种深度追求：他以对历史社会和人生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将内在的情感展露无遗，展现出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他试图在状写云谲波诡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蒋蓝以散文之笔，将生命转换成历史烟云中的人物与形迹，将今人的灵魂与黄仁宇：中国近代史的出路［m］。大历史不会萎缩。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故人对接，力图实现传统文化与人性的精神契合。在对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蒋蓝着意考量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时时关照自身，有着自剖自审的意识。以现代性为参照坐标对历史进行比较和反思，着眼于过去，用心却在当下，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这种生命的焦灼和文体的自觉，表现出作者重塑历史精神的渴望，也表现出创造新的文体的自信。他在作品中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情感深度乃至哲学意蕴，以其强劲的文学魅力给我们带来崭新的阅读经验和生命意义的反刍。《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中蒋蓝用极理性的语言表达了对英雄石达开的敬意：“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字就是丧尽天良。”这种克制的理性，却深邃地表达出作者的审视维度和精神的自由向度，内质的悲凉仿佛能在读者的心头绕梁三日。蒋蓝写人，不虚美，不隐恶，不随意臧否，不泼污水，这使他的散文充满人的声音，人性的细节，有了“复调”品格，那些人物不再是神圣化或妖魔化的怪物，而是血肉丰满的立体人物。
“博而不约是谓俗学，约而不博是谓异端。”，历史散文创作需要作者具有博而能约的整合能力和收敛思维，从而发现一些规律性的见解。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翻阅、研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还得拥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丰富知识才行；除了纵向描述外，还得进行横向的中西比较……作者非但不能重复前人的话语，更得有超越他人的独特描述与深刻感悟。蒋蓝在《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中，对石达开被凌迟的具体地理位置的考证，便显出其不同一般写作者的严谨态度和考据功夫，更可看出作者于细节中追溯历史真实的体悟能力。“我推测，‘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拖延’的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变故，对石达开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蒋维明、郑光路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臬台监狱对石达开进行凌迟。”
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发轫期，文学性便已作为散文的重要本体性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与彰显。其根本特质，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这一重大文学命题作了论述：“用这人道主义之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人的文学”要“发现‘人’”，“‘辟人荒’”。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表现“人化”的存在，而散文是人性景象中最直接的语言现实。白郎散文《灵光消逝的祖地》便为我们呈现了祖先地盘上的生活切片，这些生活切片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人，指向了“人化”的存在。
“我”在祖宅土楼二楼望向院子时，“有时可看到祖母驼着个背在一棵苹果树下静静地做针线活，她坐在一个浅黄的草蒲团上，头上裹了块青布，身上穿着纳西式的素色皂衣，朝外翻着的袖口宽大阴白，像东巴经里描绘的两只白蝙蝠。”祖母带给白郎的童年记忆交错着故乡的风土人情、民族宗教、供奉仪式和亲切的生活经验，这些记忆铺垫了作者儿时的生存经验和美感来源，成为其精神上的原乡。童年总被作家建构成远离成人社会的乌托邦，属于过去自我的天堂。白郎将童年作为灵感和生命的源泉，就像以追悼仪式来接受过去的自我已消逝的事实，始终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回望童年，在成年的理性穿透中赋予生命释放的特质。他追述祖母的文字，都跳动着浓酽的幸福感觉，这种感觉包括人生之初由民族宗教带来的应对自然无常的安全感，也有受祖母灵告的列祖列宗的被庇护感。ＷＷw。xiＡosＨuotxt。ＣＯＭt…xt…小…说…天。堂
第46章 从成都出发，自由地追求，闲适地写作（2）
阿布家族和净托家族的故事则更像是白郎在追寻自身的存在感——他作为一个人的出处与来源，他与族中人物的相互印证。虽然“我”在此节中的出场，仅仅只是一个顽童，“幼年时，我常在祖宅散发着浓烈稻草味的草楼上嬉耍，黯黄色的大草垛旁，放着一些祖传的打铁用具，其中有一个长形的土制鼓风器，当我拉动风箱，一股风便会蹿出来，拂起几根稻秆，偶尔，上面歇着一只小纺锤似的缩在稻叶间的稻苞虫”。但是无论是对曾祖父、祖父、二祖父、二奶奶等等人物的讲述，都是一种来至血缘至亲的体恤和认同。有沉鱼落雁之姿的二奶奶在被人诅咒后莫名其妙地半身瘫痪，生不如死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的经历，更像是作者对祖辈传奇历史的挖掘与阐释。身长鹤立的红军外公，则是“我”现世生命的最大骄傲和最深切的崇拜。
“金朝人赵秉文的《海青赋》云：‘俊气横鹜，英姿杰立。顶摩穹苍，翼迅东极，铁钩利嘴，霜柳劲翮。’长大后，我读到这首浩气逼人的鹰诗时，立时就怀念起左牵黄右擎苍的外公来。”外公的猎技、猎狗、猎枪、鸽子都是面对自然生存时最有征服力的象征，而“莹白的毛主席石膏像”和语录本则是适用于社会生存的符号工具。但充满生命力的外公不会被驯服成一个政治化的标本，所以家中就还有外公从吴烈山上挖掘下来的兰草，记忆里就还有外公收缩鸽线在恰当的时机下网罩住的飞鹰。这些在文中接连出现的种种意象“是作者生命感的自然流淌，是生命体验贯注于语词，并为自身找到可以‘触摸’的形质。语词在成为意象的过程中，从单一的意义规定中逸出，浮游在形态与意义之间”。灵光消逝的祖地，是赤子对故土和灵魂栖息的眷恋。回不去的原乡，永远是生命最诗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