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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笔年度佳作_耿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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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的险境在于,他脚踩的地面早已绵软松陷,无基实供其运气发力了。

  更要命的是:他孤立,独柱一根!既无依托,又无环绕,同僚早已暗暗做了白蚁,在梁木上蛀起了眼。接下来,他要承担为时代沉疴和积弊——替罪顶过的厄运。史上的忠烈,如岳飞、于谦等,都出自该行列。如果说前者多亡于刀剑、裹尸马背,那后者多死于心碎,窒息于沼池烂塘。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祖籍广东,明万历进士,初任福建邵武知县,但他心系天下,有拯世之志。此时的大明,纪纲废弛,佞人当道,颓象毕露。而北方的后金,像一条粗犷而饥渴的巨蟒,在努尔哈赤的激情领舞下,血气高涨,飞沙走石,大有吞象之势。据史记,当时明将闻金胆战,摊上出征诏命,竟号啕恸哭,哀己不幸。1622年,13万明军覆没,崇焕主动请缨,以书生之躯担武将之职,镇守宁远孤城。1626年,努尔哈赤猛攻宁远,崇焕血书立誓,将老母妻儿迁至城中,奋战3日,以万卒破十倍之敌,努尔哈赤亦为炮火所伤——此役乃其平生唯一败仗,不久郁终。皇太极为报父仇,又率兵猛攻宁远,均被击溃。崇祯元年,崇焕被授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督师蓟辽。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从内蒙古绕道,偷袭京城。崇焕星夜驰援,风雪行军3昼夜,于城南与敌激战,崇焕身先士卒,“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皇太极知难,悻悻退兵,自此未再犯京师。

  此时的袁崇焕,已成大明残局唯一有效的棋子。本来,这枚棋子若运筹得当,至少可让敌我在战略推手上多几个来回。可惜,史上那令人吃惊的一幕上演了:皇太极略施小计,一项“私下通敌”的暗网自天而降,缚住的不是别人,正是心无旁骛、一心抗金的袁崇焕。罪名轻易成立了,崇祯三年九月初七,崇焕被“寸磔”于西市。寸磔,即凌迟,即千刀万剐。“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崇焕死了,死在崇祯上吊前的第14个年头上,死在他拼命维护的社稷手里。细究死因大概多余,谗言、构陷、昏帝、个人清高与过度自信……这些元素在忠烈生涯里皆可找到。“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原属咏志的清风之叹,竟与其后的命运有着惊人暗合。是历史之巧,还是精英的宿命?

  死因不究,死状却耐人寻味。

  除了看客的喝彩,那一片片血沫飞溅的皮肉,也被当场竞拍,嚼一口,啐于地,呸一声“汉奸”……爱国者即这样被另一群爱国者给分食了。应该说,这样的场面确让我们——“人民群众”的后嗣们尴尬,因为虽同为铮骨,但来自民间的待遇却不一样:于谦就义,百姓哭泣,冒杀身之祸去祭奠;岳飞赴死,街民流泪相送,诅咒奸佞;熊庭比下狱,市井流传歌颂他的抄本和绣像……无疑,这些精神答谢是对英灵最好的抚慰,如此的民心确给“人民”

  概念添了光彩,也隐隐旁证了那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崇焕的遭遇又如何解释呢?那份悲凉与绝望,恐怕只能以“深渊”来喻之了。没有响应、声援,没有体恤、同情,历史上的同类在临终前多少都会找到一点的精神依傍和温暖(那点温暖足以让一个死囚带着足够的尊严和对未来的信心,从容地告别这个世界),在他这儿,真是片鳞半爪也没有。除了袁崇焕,谁会冤得这般痛彻?谁被抛弃得这般赤裸?基于此,崇焕之死在史学上有“第一冤案”之称。

  这一回,“人民”真的失察、失聪、失明了。

  其实,此般历史悲情从未拂袖而去,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力量能把这两类“人民”、两款“爱国”拉扯开。想想吧,在罪证如山、众口凿凿、只有一个信息源和舆论调门的前提下,你有何理由不跻身于那“正义”合唱?比如“反右”“文革”,比如“将某某永远开除出党”的大会上,有谁落后过?据史载,崇焕死后,“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那颗死不瞑目的血颅,终日悬于杆上,忍受空荡荡的落寞和曝晒。

  黑夜里的黑影

  接下来的事,是我真正要说的。

  “寸磔”后不久,某月黑风高夜,一身手矫健的黑影偷偷攀上了城杆……一大早,守卒发现,崇祯朝最重量级的头颅不翼而飞了,这可是惊天大案,朝野惶惶,巷语纷纷,皆不得其踪,它神秘蒸发了。

  明亡后,因抗清之故,袁崇焕继续以“国家公敌”的名义列入讳语。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不知何故,这位文治武功的天子突然挂念起那个被祖辈构陷的宿敌,唏嘘之余,颁诏曰:“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悲悯也好,钦敬也罢,这份来自敌营的尊重,总算给了崇焕一个见天日的机会,也让一户人家走进了历史的视野。

  原来,那黑影乃崇焕旧部,姓佘,名不详,后世称“佘义士”。盗得头颅后,将之葬于自家后院,从此隐姓埋名,守墓至终。去世前,他嘱咐家人将己埋在主公旁侧,并要求子嗣做到三件事:永不为官,勤于读书,世代守墓。

  这份口嘱,为一部长达370年的家族故事作了奠基。

  袁崇焕,这个流浪的冤魂,终于有了人间的地址。

  该址的现代描述是: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

  我的同事为拍摄《佘家故事》,跟踪数年,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使我得以邻近地感受这个家族。

  某天,我特意走了趟那个地方,下车才发现,那儿竟毗邻广渠门,广渠门,不正是袁崇焕与清军最后交锋的战场吗?事实上,墓园的气象出我意料,非但不见恢宏,反而幽僻得有点落寞:青砖矮墙的小院,水泥箍成的馒头坟,碑刻“有明袁大将军墓”,正前有石案,一束枯花散落;将军墓旁有个更小的坟,主人即那位冒死盗颅的佘义士了,佘碑低矮,中有裂缝,显然被修复过。小院二十多平方米的样子,收拾得很利落。

  正是这种简朴和冷清,让我确信置身于一家私人墓园。这是纯正的百姓领地,是人住的地方,从草木到瓦片,皆透着一股民宅生活气息。供养它的是人之血脉、体温和炊烟,而非意识形态和权力资本。官方纪念馆的豪华修饰和政治油漆味儿,这里是没有的。

  小小墓园有双重身份:将军墓和义士冢。至此凭吊者,也有了两个瞩目点:忠烈英德和侠士高义。

  物换星移,三百七十个春秋,佘家后裔共十七代人恪循祖训,栖息在远离祖籍的皇城根下,守着先人,守着先人守着的东西。佘家的生涯故事和崇焕墓的命运沉浮,就像屋檐和瓦草,早已融为一体。人和墓,不是隶属与管理,而是一种亲情,互偎互依、相濡以沫的亲情。某种意义上,将军墓乃佘家的另一座祖坟,精神祖坟。

  墓,是佘家的人生基石,也是全部家当。

  墓,即宅。守,即业。死,即生。

  家难国殇

  纵观佘家墓园的命运,有一现象颇值深思:当时代将之忽略和完全遗忘时,它是恬静和安适的;一旦社会和权力有染指企图,哪怕施予宣扬和彰显时,它反陷入危机与挣扎。

  和墓的寂寥一样,这个家族的人丁并不兴旺。

  如今,佘家嫡传只剩下一位白发老妪:佘幼芝女士。她今年64岁,退休前是一家小仪器商店的售货员。半个多世纪来,她已成墓园最亲密的见证人和叙事者。纪录片《佘家故事》中,佘幼芝反复念叨这样一段话:“反正先祖临死的时候,就是这么交代的,要辈辈守墓,不再回南方了,袁将军是广东东莞人,我们家是广东顺德人,都不回了……”

  墓园所在的位置,过去不叫东花市斜街,老北京称“广东义园”或“佘家馆街”。民国初年,康有为领头、各界人士捐资在墓旁修将军祠,康有为题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

  1949年后,小院里来过一些大人物,周恩来、宋庆龄、朱德等,都曾在清明来祭扫。1952年,市政府拟把城里的坟墓全部外迁,有四位名流给毛泽东写信,吁请善待崇焕墓。他们是:叶公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

  信是五月十四号写的,十六日,毛亲笔复函:“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

  据佘幼芝回忆,她小时候,家有十几间瓦房。1955年,崇文区建第五十九中学,征用佘宅,另给佘家找了房。为了守墓,佘家没搬,大伯一家住袁祠的南屋,幼芝随母搬进从前羊圈改的房子。大伯和母亲去世后,幼芝就在这间房里结了婚,时值1964年。不久,“文革”开始,袁墓被扒,祠堂倾毁,将军碑陈于荒草,义士碑被垫了台阶,佘家收藏被付之一炬,唯一幸免的是幼芝父母与外婆的一张合影。很快,原本狭小的院落,又挤进多户异姓,并纷纷盖起私房。

  终于,浩劫结束,一项拾遗补缺和物归原主的政策开始了。

  从1978年起,佘幼芝四方奔走,吁求修复墓祠。这一求就是十几年:

  无财无物,无权无势,仅凭一张妇人嘴在各个道场笨拙地游说,尤其要就“公——私”“家——国”的动机质疑作各种澄辩,其尴尬和涩苦可想而知。

  这个以冢为宅的家族迎来了和平年代最大的考验。第十七代传人和先人一样,有着犟性子,佘幼芝发誓:一日未复墓祠,一日不剪头发!此间,她因病住院,无助时写过一首自勉诗,其中一句:“苦守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

  首先,崇焕墓面临一个“职称”问题。在中国这个官文化主宰的道场里,凡有价值的物件,无不渴望一件类似“黄马褂”的身份标签,这不仅决定日常待遇,更涉关其自保能力和安全系数,涉关它在危机时所能筹集到的外援。

  尤其在政治大一统、私产没有庇护的年代,来自权力系统的鉴定和封号极重要。佘家小院也一样,经了那么多风雨惊悸后,它想为自己求一幅门神了,算个小小护身符罢。1984年,在佘幼芝呼吁下,崇焕墓被定为市级文物,职称不高也不低。但就在此时,老问题又来了:拆迁。第五十九中学为扩建,欲把墓迁往龙潭湖公园。佘幼芝急了,几百年了,这墓可从未动过啊……眼瞅着老太太气喘吁吁到处求告,小院的其他住户不满了:旧居不拆,安得新厦啊。冷嘲热讽、奚落挖苦扑面而来。幸好,第五十九中学的提案被驳回,墓址不动。

  天不负人,在社会各界的响应下,崇焕墓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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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2)


  1992年4月5日,清明这天,修葺一新的将军墓迎来了首批祭访者。那一天,佘幼芝换上新衣,剪去了长至腰间的发辫,那发辫早已霜白。

  墓修了,消去了佘幼芝的最大心病。若说还有啥指望,即崇焕祠了。慢慢,事情有了眉目,2002年初,北京市文物局拍板:重修崇焕祠,兼设纪念馆。

  谁知,对佘家来说,有史以来最大的坏消息骤然而至:52号院的十九户居民全部迁出,另予安置,佘家也在其列。

  晴天霹雳。它意味着,宅与墓、生与死、家与国——这场延续370年的精神组合,即要被剥离开了。纪念馆无疑是更时尚、更现代化的做法,但它却是对“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粗暴拆解。于佘家而言,这是骨和肉的拆分。这等于把崇焕墓的“保姆”给驱逐了,把三百年前那个伟大的“遗嘱”

  给杀死了。它光大了崇焕的名位和声望,却把崇焕墓赖以生存的土壤给剔除了。也就是说,两份同栖共生、浑然一体的东西,它抽取其一。在我眼里,这甚至有“买椟还珠”“杀鸡取卵”的味道,我把守墓这个“活”的精神行为看得比墓地更贵重,更有心灵的光辉和文化的延续价值。

  无处安放的祖业

  当然,官方并未把佘家完全撇开,作为答谢,作为装饰,拟聘佘幼芝为纪念馆顾问。这份荣誉,与栖息意义的“守墓”已有质别,它意味着佘幼芝及其后人,不能再以生活的方式进入祖宅,只能以客人的名义“回家”。

  这算什么呢?文化拆迁?精神征地?

  这不仅是个不平等条约,还是个缺少理性和智慧的设计。

  佘家,不仅是为崇焕墓服务最久的生活“佣人”,更是其最天然、最权威的精神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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