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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也许是加加林生前犯下的唯一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因为，在俄罗斯有一种说法，“半道返回乃不祥之兆”。尤拉惋惜地说，那天，加加林真的不该去参加飞行啊……他是完全可以避开这场灾难的。
也许，全世界的飞行员都会偶尔地“迷信”一下。在遇有“不祥之兆”
或情绪极度不稳定时，除非面对的是无法更改的飞行任务，一般情况下，比较明智的选择是主动取消当日的飞行。别人也许不会理解飞行员的这种做法，但飞行员们之间却是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和选择的。
七
当我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时，手心里已握满了冰凉的汗水。打开台灯，莫斯科时间：凌晨3点40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是这几天连续思索加加林最后一次飞行的情景太多了吧，昨夜里，我竟以加加林的身份，做了一个逼真得如身临其境的梦。33年前加加林的最后一次飞行变成了我的飞行……今天的天空灰蒙蒙的，使人感觉心情有些压抑。当我取回通行证，第二次返回齐卡洛夫机场大门口时，已是八点半钟。我匆匆忙忙在门卫的登记簿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Ю·А·Гагарин，招手搭上一辆嘎斯牵引车直奔指挥塔台楼下的飞行员休息室。我看见伙伴们都在拿着航空地图和飞行夹板埋头进行飞行前准备，就没打扰他们。我在墙角处找到了谢列金上校。他正坐在一条长木凳的最里头，好像有些着急，显然，他是在等待迟到的我。好在，我来迟的时间还不算太晚，离我们上飞机的时刻还有45分钟。谢天谢地！我的迟到并没有达到“错误”的程度，因为，按规定，飞行员最迟应于开飞前40分钟到达机场，否则就得取消该次飞行任务了。
我与谢列金没有寒暄，坐下来进行了简短、认真的协同准备。主要是明确了起飞、着陆、空中动作时操纵飞机和空中出现特殊情况时前后舱的工作分工。9点15分，一辆敞篷汽车就把我们送到了起飞线的飞机旁。米格…15歼击教练机的身上结满了一层白霜，这个刚从寒冷的黑夜里醒过来的家伙一声不响地停放在水泥地上。谢列金代替我围着飞机仔细地转了一圈，还伸手扳动了几下副翼和方向舵，看看操纵系统是否灵活。检查完毕，确认飞机一切正常，他便在飞机放飞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说，这些工作都是应由我这个前舱飞行员来完成的。
我向谢列金感激地敬了一个军礼后，跨进了飞机的前舱。几分钟后，指挥员向我下达了口令“625开车！”625是我的飞行代号。座舱内也同样很冷，我戴着棉皮手套的手指显得有些笨拙，格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些应打开的电门，翻开红色保险盖，用力按下了发动机启动按钮。9点19分，飞机轰鸣着在跑道上加速滑跑，十几秒钟后，两个主轮就轻轻离开了地面。
我收起起落架后不久，座舱四周渐渐开始变得模糊。这是入云前的征兆。
果然，高度不到500米，飞机就一头拱进了云层里。这样的天气飞特技是极不合适的。因未征得后舱教官谢列金的同意，我暂时没向地面塔台指挥员报告这样糟糕的天气实况。谢列金是位飞行经验非常丰富的飞行员。我明白他的意图：等飞机再爬升一段时间，在更高的高度上观察天气情况才是准确的。
我心头掠过了一丝抱怨：这样的复杂天气为什么指挥员还下定决心进场飞特技呢？为什么不先派一架飞机侦察天气，再定下飞行的决心？
当我操纵飞机爬升到高度2000米时，终于穿出了云层。但是，向高处望去，头顶上又有一层云在等待着我们。我操纵飞机只有在两个云层的夹缝里穿行。当我正准备加入预定的3号空域时，地面指挥员却下达口令，让我改变航向加入到5号空域。我一边操纵飞机转弯一边注意收听无线电里的空地通话情况。原来，我们的飞机起飞后不到一分钟，指挥员又错误地放飞了一架速度比我们更快的飞机，为防止后机追赶、超越前机而发生危险，只好临时命令我们转弯加入到另外的5号空域。加入空域后，我尽可能操纵飞机在云缝中做完了规定的动作，谢列金也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空域位置，生怕因云层的影响，我们的飞机偏出了空域。
当我的飞机正要退出空域的时候，从座舱前风挡的左侧，突然飞来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我迅速操纵飞机向右转弯躲避，并一边回头进行观察，好像闪过的是一个黑色气球，球体下面还有悬挂物。看来，这可能是机场气象台放飞的用来探测云层高度的气象气球。有惊无险。幸亏我发现及时，飞机没有与气球相撞。
飞机在高度2000～4200之间飞行。我感到耳朵里渐渐鼓胀得厉害，急忙观察座舱压力差表的指示，果然压力异常，并且降低得很厉害。谢列金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我马上向塔台指挥员报告了情况，地面指令我们停止执行任务，立即返航。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是座舱密封出现了问题，密封开关把手被卡在了半开半关的位置。我准备操纵飞机迅速下降到高度2000米以下。因为飞机座舱不密封，长时间在高空飞行就会造成飞行员严重缺氧。
我在想，最好能寻找一个云孔，由70度航向继续左转弯，然后对向机场方向320度返航。可是，当我刚向左转了一个不大的角度时，突然发现左侧有另外一架米格…15飞机在飞行。谢列金反应比我更为迅捷，并以最大的动作量操纵飞机由左转改为向右滚转下降，以避免与这架飞机相撞。就在此时，我们的飞机突然加快下沉，开始猛然翻滚，仿佛一只小船一下子跌进了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我和谢列金都异常惊讶，判断不清飞机为什么会突然闯进了一种强烈的气流涡旋之中，并使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控制飞机的状态。这一定是刚刚从左侧飞过的那架飞机，在较低高度上违反飞行规定，做了超音速、大载荷的飞行，正是其留下的超强“尾流”给我们的飞机挖下了一口“死亡的陷阱”。
此时，飞机在俯冲翻滚中载荷迅速增大，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随着飞机迅疾下坠，失去密封的座舱压力也在迅速增加，飞机以150米/秒的下降率向地面几乎垂直冲去，座舱压力表的指针以每秒已超过10毫米汞柱的速度旋转着不断增高……冲出云层后，我们的高度仅剩不到500米了！我和谢列金惊慌中企图用尽全力拉动驾驶杆改变飞机状态，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双手不听我们使唤了。地面上黑黝黝的大森林向我们迎面扑来，像一张巨大的黑网罩向了一只坠落中的云雀……
我从噩梦中惊醒后，再也无法入睡。我刚才仿佛做的不是一个梦，倒像是一次真实的毁灭性历险飞行。
我围着被子坐在床上等待天亮，并翻身拿起了书桌上白天查来的资料，为自己梦中的险境与最终毁灭寻找理论依据。在最初的几秒钟内，由于高载荷、高舱压的共同作用，飞行员可能遭受到了难以抗拒的“空气动力学打击”，随即失去了操纵飞机的工作能力。他们的头脑可能还有些清醒、明白，但手脚却是不听自己使唤了。于是，他们干着急，没办法，只能眼看着飞机向地面冲去。有资料表明，若已经昏迷的飞行员，要在5～10秒后才会恢复知觉；再过15～20秒，才能恢复运动能力；而再过30～120秒才能操纵飞机。
若加加林和谢列金果真是遭受到了所谓的“空气动力学打击”的话，在仅剩下两秒多钟飞机就要触地爆炸的情况下，他们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死里逃生”的。
八
在俄罗斯加加林空军军事学院毕业前夕，歼击航空兵战术教官尤拉送了我一幅油画，是加加林的头像。画框是木质本色，没有涂漆，“画布”也不是布，而是一块复合木板。这幅画是教官自己画的，右下角浅浅地写着他“花体”的俄文名字。这就像在老北京城里许多人都会唱几段京剧一样，在俄罗斯，很多人都会画油画。教官送我的画尺寸很小，还没有32开的书本那样大。
他大概是怕我回国时携带不方便，也许是怕太大了摆放在书架里占地方，所以才故意画这么小的尺寸吧。我非常喜欢这幅画！把画捧在手里，加加林就一直面向着我微笑。加加林左右胸前都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各种勋章或奖章，显得格外英俊、潇洒。作为回赠，我送了教官两本自己的小诗集，并用俄文在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在教官尤拉这幅画的背面，轻轻写下了接受它时的日期和地点：2001年6月15日。莫尼诺。
八年过去了，加加林依然微笑着望着我。加加林胸前佩戴的荣光虽然因岁月的流逝色彩已有了些许的黯淡，但他的炯炯目光和精神状态依然充满着自信和朝气。他对人们对其死因的种种猜测、模拟并不颔首赞允，但也不予否认。也许，在43年后的今天，人们再去追问加加林牺牲的直接原因已不必要——加加林之死，毕竟已成为了历史。
加加林是代表全人类首次飞进太空的。他在320多公里的高度上以27200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越了40000公里。在这历史性的108分钟的太空遨游中，他完成了人类自身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首次回望。加加林的这一英雄壮举，已成为人类历史中的永恒精神和骄傲。他以自己的勇敢，向浩渺无际的宇宙证明了人类的智慧，也表达了人类探索未知事物的渴望。当加加林回眸蓝色“地球村”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里一定充满着无比的祥和与平静。也许，在那最神圣的几秒或几分钟的回望中，他置身在超越国家的高度上，已暂时忘却抑或主动抛弃了自己被发射时的某种狭隘愿望与目的。
（《海燕·都市美文》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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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谁的故乡不沉沦？（1）
耿立
一
曾看到过一幅照片，一个农民在被拆迁房子的瓦砾上跌坐，茫然吃着午饭，只是一个馒头和一棵大葱，那模样是我久在风雨暴晒下才有的酱色的父兄，这是一幅为“农村上楼”而配发的照片，看到这个片子，看到一片狼藉，像是涌动起莫名的风雨飘絮的黍离之情，只觉得无边的乡村在沉沦，或者说一点点坍塌一点点沦陷，真的有点出离愤怒。
多少乡村在哭泣！多少乡村被连根拔起，乡村成了一种空间漂浮。我看到报道：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
乡土的中国，故乡的中国真的转换这么快？我对某些举止向来是不惮于恶意来揣测的，不错，乡村是需要引导的，农民是需要引导的，但一夜之间，从土地里不再种出庄稼而种出了高楼，这是农民的狭隘所到达不了的，在农民没有意愿的情形下，是否有的人对土地别有图谋？城市化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土地的城市化、楼房化。
农民被上楼，就如镰刀割下了谷子，这不是一次收割的事件而是一个精神的事件，有人说这世界消失的方式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我想镰刀碰到谷穗是呜咽，谷子倒下时也是呜咽，推土机的巨响脚手架的巨响龙门吊的巨响，他们听不到故乡的呜咽。农历没有了，节气没有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伦理被改造了。
古人有揠苗助长的话头，也有夜雨剪春韭的诗意，但乡村的消失证明着一种东西，故乡的脆弱，美的危险，土地不再为农人服务，土地开始为gdp服务；没有了故乡的人是无根的，离开了地气的脚步注定是走不稳踉踉跄跄的。
有一成语叫背井离乡，背是背离，这是孩子都能理解的；但我宁愿理解为背负，一个背负着故乡井水的人是有底气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故乡井水的滋润，有故乡做依靠。记得，在一次文人雅集的酒桌上，有个人问我，你的眼睛为何这样亮？我说那是故乡的水井！你的头上隐隐像有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呢？也许，是我醉酒的缘故，我回答：那是故乡的屋檐。友人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有点黯然然后醉了，他说，我没有故乡的屋檐。然后就伏在桌子上呜呜大哭起来。
故乡是一个人的血地，你离开了那空间那地址，你离不开那里蒸腾的气场，那里的细节，虽然时光的流逝和空间的隔阻，但“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葬身之所呀！”台湾把故乡叫做原乡，作家钟离和说“原乡人的血，只有回到原乡，他的血才能停止沸腾”，真是透到了骨髓，彻骨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