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有，杭州菜里就有一道“莼菜炒豆腐”，但必要勾薄芡，一盘这样的炒菜端上来，要紧着吃，一旦那点点薄芡澥开了，稀汤晃水连看相都没得有。这道菜实际上离汤也远不到哪里去，而这道菜里的豆腐我以为最好用日本豆腐，日本豆腐比老豆腐老不到哪里去，正好用来配莼菜。
老北京酱菜中有一品是“酱银苗”。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我去了几次六必居，他们是听都没听说过。汪曾祺先生对饮食一向比较留意，他曾经在谈吃的文章中发过一问，问“酱银苗”为何物？汪先生也没吃过“酱银苗”。我后来偶然翻到有关银苗菜的资料，明人吕毖所着《明宫史》所载：
“六月，皇史宬古今通集库，銮驾库晒晾，吃过水面，外象赴宣武门外洗。
初伏、中伏、末伏变吃过水面，吃银苗菜，即藕之新嫩秧也。”我给汪先生写了一信。
在北京的民间，现在还有没有人吃“藕之新嫩秧”？我很想做一番调查，也很想再深入一下，调查一下还有没有用银苗菜做酱菜的地方？想来酱银苗也不难吃，首先是嫩，其次呢，我想还应该是一个字——嫩！酱菜一旦七七八八地酱到一起，都那个味儿，什么味儿？酱菜味儿，我蛮喜欢北京的酱菜，都说保定的酱菜好，学生特意从保定带一小篓送我，齁咸！比我小时候吃过的咸鱼都咸。说来好笑，我小时候总是吃咸鱼，那种很咸很咸的咸鱼，一段咸鱼下一顿饭！以至于我都错以为凡海鱼都咸！好笑不好笑？
保定的酱菜没北京的酱菜好，北京的酱菜要以六必居为翘楚。我有一道拿手好菜，在各种的餐馆里都吃不到，就是——“炒酱菜”，小肉丁儿，再加大量的嫩姜丝，主料就是六必居的八宝菜，这个菜实在是简单，实在是不能算什么菜式，但就是好吃，就米饭，佐酒都好。过年的时候我要给自己炒一个，好朋友来了我要给好朋友炒一个。
但要是没了六必居的酱菜，我就没辙！
莼菜可不可以像银苗菜那样做酱菜？俟日后到杭州细细一访。
（《随笔》2011年第3期）
www。。t；Ｘt；小；说天；〃；堂
第45章 和合之制
韩少功
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高境界。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因是生非”、“有理让三分”、“风水轮流转”、“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成语和俗语，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心态。墨子倡“兼爱”之公心，杨子倡“为我”之私心，都嫌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吸收掉。
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据钱穆）。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制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形不成大势。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
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存而不论，算是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说到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的一份模糊，既无纯粹的公产制，也无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人走的从来不是一路。
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
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语），“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责任制承包经营”，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弊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国家导控之下“耕者有其田”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荡，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的财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救世，这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接下来，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陌生。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接轨，正如“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卷标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进的毛泽东也暗生疑窦。
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流派之二，是以“私产制”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
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也就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以“私”为基础，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公”，也没有中国郡县制之“公”。可以想象，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催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
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
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董仲舒在这里强调“众人之情”，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产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精神重于“零和”规则，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乡村的田土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的调剂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责任承包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至少能花开别处：第一，使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进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巨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荡。在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种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精英所能体会。
由此看来，“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
中国不追求“化”，不习惯极端与绝对，其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后来也曾师从美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以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资源和人口国情，不可能完全重复苏联或美国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个二元死局里憋死。
如果说欧洲代表了人类的第一阶现代化，苏联和美国代表了人类的第二阶现代化，那么假使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进入第三阶现代化，中国很可能以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向世人展示出较为陌生的面目。
（《今晚报》今晚副刊2011年6月27日）
wwＷ．xiaＯshuo txt txt 小＿说天＋堂
第46章 永不陨落的加加林（1）
——纪念人类第一位飞上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
宁明
一
今年的3月27日，是人类第一位飞上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牺牲43周年纪念日。而4月12日，则是加加林飞上太空的50周年纪念日。
我打开相册，让目光追寻着记忆再次回溯到莫斯科中心繁华的列宁大街上，仰望这个人类第一位飞向太空的英雄——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加加林气宇轩昂地站立在高高的纪念碑底座上，仿佛将身体插入了云端。
他极目远方，脚下是相对于太空的高远而显得非常渺小的地球。加加林的双臂微微张开，像一只正欲振翅高飞的雄鹰。
在俄罗斯的不同城市，众多的广场上都耸立着不同尺寸、形状、材质及不同色彩的加加林雕像。每年的3月27日，那些记忆深刻的人们，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会不约而同踏着厚厚的积雪默默地来到加加林雕像前，献上自己心中的怀念与崇敬。这位为人类、更为前苏联、也为如今的俄罗斯赢得了永恒荣誉的航天英雄，是俄罗斯民族的巨大自豪。但是，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不是陨落于太空，却是在完成太空遨游之后的一次普通飞行训练任务中牺牲的。他的生命太意外地消失在了人们的敬慕之中，这让那些崇尚英雄、仰慕蓝天的善良人们，从此多了一个用泪水与叹息构筑起的哀伤的春季。加加林，一个让俄罗斯三月的天空从此每每回首而落泪的名字！
1968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北郊弗拉基米尔新村附近的一片森林里，人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发现了一个6米多深的大坑，这是加加林与他的战友谢列金驾驶的米格…15歼击教练机以自身5吨重的躯体猛烈撞击地面时形成的。大坑的四周散落着飞机的残骸碎片。两名飞行员的尸体已残缺不全、无法辨认。在飞机残骸的前座舱左操纵台上夹着一截断臂，这也许是加加林留给人间的唯一一块相对完整的“骨肉”了。至今，谁也说不清加加林是怎么牺牲的。他的死因成了几十年来人们猜测不断、又一直解不开的谜。也许，只有加加林自己才能说得清楚，他们的飞机为什么在仅有250～300米的很低高度时竟还处于几乎垂直的俯冲状态。在这样低的高度上，飞机居然仍以140～150米/秒的下降率急速下坠，这无异于在空中就已宣布了两名飞行员的必定死亡。两秒钟后，在飞机坠地的瞬间，于一声巨大的轰响声中，两名出色的飞行员却以另一种无声的方式宣告了自己从此将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缄默。如今，加加林在飞机坠落的地方以雕像的姿容留给人们一副永恒的微笑。那些每年如期而至的一簇簇鲜花已唤不醒人们心目中的航天英雄。对自己飞机失事的原因，加加林用永远的习惯性微笑做出了无言的回答。他仿佛是在有意考验人们的想象力。即使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墓穴里，加加林也一直恪守着这个天大的秘密。加加林和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一起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墓地里，他们的前方不远处，是深红色的列宁墓。我想，即使列宁这位令加加林景仰、信赖的革命领袖回首询问时，他也是不会轻率地说出自己飞机失事的秘密的。两年前，几十名专家向普京政府联合请愿，要求重新调查加加林之死的原因，还这位航天英雄一个“清白”。但是，政府自有政府的考虑，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些只知追求“真理”而不太通晓政治玄奥的科学家们的善意请求。
无论飞行员还是航天员，也许，从他们选择飞行这个职业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选择了随时的牺牲。死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