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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会表达，我当时才九岁，我不会组织语言来陈述这种虚拟的假设，我绕不好弯子，也不会铺垫或诱导探寻的话语，我断定我无论怎么询问，也抵达不了欲表述的要旨，我甚至担心会被斥责，所以，我忍住，没有问。我当时想，等我想好后再问一问，等我长大了，一年后再问一问吧。30多年的雨雪风霜后，现在，我已会表达，但我仍然没有问，因为，我自认为我找到了答案，通过长大后的回望找到了答案。
我记得，那次父亲带我进城，就是给我看病，看比那流鼻血女孩更严重的病。我母亲在我洗澡时候，意外发现我左乳房有个肿块，而右乳房没有，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他们立刻带我去校医和公社医院就诊，都说不确定，最好带到县城医院确诊，弄不好，可能是乳腺癌呢。全家都震惊，父亲立刻带我进城看病。他一路给我述说：我们家有收音机、缝纫机、我和你妈还有两块手表，我们把这些都卖掉，一定能给你治好。他们当时以为我就是癌症患者，而我却在牵挂那位流鼻血的女孩。我当时没有感动，多年后，我一回忆才知道这份亲情的重量。
有些情感有重量，是因为感情里有血缘的成色。一进入城市，扑面的风变得柔韧筋道，正午的阳光密集厚重，汽车、人潮、高楼，擦肩而过。在乡村的冬天而在城市转化为春天。我们来到六安城皖西饭店外婆家，住宅区公用的自来水就在外婆家正对面，洗被子、洗胶鞋、刷马桶、洗菜的人围成一圈，将手中洗涮的物件投递到唯一的自来水管下，纷扰而有序，陈杂不凌乱。
我想起了瓦西河，那一河的水足够她们洗涤任何东西，但河水被闲置，闲置得封冻起来，自来水前挤满了人，城市，意味着拥挤。
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街上的人扑面而来，他们脱下棉袄穿上了春装，面容上保持着微笑，我以为他们认识我们，但微笑很遥远，走过身边，微笑也带走，原来他们不对任何人微笑，他们以微笑保持风度。这些微笑的过客成为一种象征，成为我对城市印象的突出象征，进而引发到整个人生，人群是陌生的，走在大街上，谁都不认识谁，你以为他在对你微笑，其实，那微笑遥不可及。人生也是如此，匆忙行走，孤独行吟。
父亲带我找一个熟人，这个熟人要介绍我们找医生，穿过大街小巷，我们压根儿没有寻见这个门牌，没有门牌，我们忽然迷路，在城市里迷路。在城市里迷路成为我后来梦境里经常演绎的主题。在梦境里，我迷路的程度复杂化，我们一会儿走进了古代阿拉伯村落，一会儿又走进远古埃及的地下城堡。城堡是迷宫，迷宫有亿万条入口，但就是没有出口，出口仅在一种机缘中。
度过了一个下午，我记取了关于城市的杂乱记忆。傍晚将至，傍晚的乡村有炊烟、有暮归的老牛，但在城市的傍晚，灯火阑珊，一派喧哗。父亲带我走进一个大院，一推门，传来了辣椒炒肉丝、红烧茄子、油炸小鱼的味道，城市的味道充满了人间烟火，充满了物质性的实在刺激。我们轻敲一家奶油色的木门，一个穿绿色毛衣、咖啡色裤子的女孩开门，然后她嫣然一笑闪进里屋。一位穿着那个时代特流行的藏青色毛呢中山装的男子出来，他称我父亲为小徐，我父亲称他为局长。我父亲和他侃侃而谈，他对我父亲的话题饶有兴趣。我搭不上话，在看他们家布置。墙上有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中年轻的毛主席手持一把枣红色油纸伞离我很近，毛主席是我心中神圣的形象，我一直认为他居住在天上，他随时随地能俯视着我，现在，伟大领袖画像距离我很近，我激动异常。我看到另一面墙上还有现代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和《杜鹃山》的贴画，很热闹。桌子上铺有兰花图案的塑料布，给我们喝水的玻璃杯上方方正正压着玻璃块。从他们家红灯牌收音机里传来杨春霞教唱《家住安源》的样板戏歌声，给我们开门的女孩在里屋小声学唱。
后来，我刻画许多美好女孩，她们都一律穿绿色毛衣咖啡色裤子，那是我第一眼见到的城市女孩装扮，靓丽，洋气，演变为一种城市情结。之后，我很快也学会唱《家住安源》，那是一股流行风，我快速就适应了流行潮流。
父亲情绪很好，局长答应明天直接出面带我们去医院找专家，我也情绪很好，我压根不知晓我“病情”的厉害，因为没有流血，也不疼痛。我们各有所获，行走在城市的夜色中。很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假如在那个夜晚第二天不是遇到省专家诊断我为正常发育，我父亲简直想卖血为我“治病”。
那天，父亲一定充满慈爱，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牵着我的手穿过大街小巷，在经过悠长的巷道，穿过堆满煤球的木柴的窄路后，来到又一户人家。这一家，父亲是瞎子，母亲是哑巴，一位大哥在拄着双拐。我一进来，就心一揪，父亲给他们带去了两斤白糖，还买了一斤茶叶。两位老人都称呼我父亲为徐老师，他们有个小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就下放在我们瓦西河中学附近的某个大队，学生委托老师进城看望他的家人，我父亲一口答应。哑巴母亲拿出日夜赶制的军绿色毛衣来，让我父亲带给她儿子，瞎子父亲在煤炉上给我们打了两碗炒米泡鸡蛋。他们都哭了，我也哭了。这是我见到的城市最底层人，与我无关，但亲切温暖像我的亲人一般。
到了晚上十点多，父亲带我在皖西剧院看了一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我一点都没有预备，原来我是如此好哭，剧情悲惨，我的眼泪阻止不住，也没有带手绢，一哭就用衣袖擦，一场电影下来，两只衣袖湿漉漉，两只眼睛红肿肿。那是我平生观看的第一场电影，煽情而悲情，让我的心学会了共鸣和感知。走出电影院，我看见门口有位妈妈搂着孩子在乞讨，我走过去，把口袋里几粒古巴糖果送到她手上，还有在当时能够看一场电影的五分钱。
我忽然内心充满悲悯和欢欣交织的情怀，我似乎为自己感动，流出了泪水，我长大了。
许多年过去，我一回想这些过往碎片，就感觉自己充满光泽和韧度，拥有力量和来历，却原来，我的血并不是冰冷的而是滚烫的，那些曾经给予过我光照的无关或有关的物象们，构筑了我成长的体系场，我不是孤单的星球，我是浩瀚星河群里的发光体之一，虽然我们卑微，但并不轻贱。我们与万物的点点滴滴都是互为依存的共同体，我们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散文》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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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人事·神事（1）
阿贝尔
他是弱小的
他清楚他的能量
他清楚他跟大地与天空的关系
他信神并听从神
他诵经
他跳圆圆舞跳槽盖
他装神弄鬼
他是弱小的
他因为弱小而洞见自己，洞见神
一
估计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也过汉族年——可见汉文化之强势。岷山丛中的白马人便是。去年农历二月初一在厄里寨参加拜山仪式时，便说好今年过年要来参加祭拜总神山的神事。白马人过年跟我们汉人一样，主要是吃喝，走亲戚，但他们的年过得要比我们汉人有文化，他们除了吃喝还要跳圆圆舞、跳槽盖、做法驱鬼，还要祭拜寨门口的总神山。一句话，白马人过年除了行人事，还要行神事。我们汉人只行人事，除了吃喝就是打麻将。
白马人喝酒也比我们汉人凶，喝啤酒、青稞酒、蜂蜜酒就像我们喝开水，喝白酒也不过是喝茶。大多数白马人的酒量都在一斤以上，包括很多妇女。
他们围着藏式铜火炉，一边烤火一边喝酒，喝高兴就扯起喉咙唱。也吃菜，但他们的菜相对简单，坨坨肉最有特色。像我们汉人一样，白马人也兴吃转转饭，但不像我们只在兄弟姊妹之间吃，也在全寨子吃。
初五我们到焦西岗的时候，阿波珠刚刚请了全寨子的人吃过转转饭。他告诉我们一共七桌，他一个人做的。阿波珠是校长，寨子里的大人娃娃都敬他酒，白酒他喝了一斤多。我们在他们家火炉旁坐下，他又拿出五粮春和红酒，一人一杯（不是我们汉人喝酒的杯子，是我们汉人喝开水的玻璃杯）倒起，端出牦牛肉和坨坨肉搁在炉台上。他的嘴唇已经肿起老高。
二
下午四点半钟，白马人开始行神事。这些在寨子里进行的神事，都是为第二天祭山做准备的。白马人的祭山活动有很强的仪式感，因为是纯民间的，呈现给我们的自然是原生态版的我们到厄里寨的时候，看见人们正在往祭场聚集。高原的寨子在下午显得空荡、寂寞，因为是冬天还有一点萧条。人们三三两两走小道过来，手里拿着用彩纸装点过的祭拜神山的常青树枝，也不能改变空荡寂寥的感觉。特别是两旁栽了篱栅或者长着落叶灌木的悠长的小道，它把人引向一种缺失了存在感的时间。篝火刚刚燃起。两堆，一堆在院坝里，供人们跳圆圆舞；一堆在临时搭建的木棚里，供法师诵经作法。白马人都身着盛装，从自己家里赶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小孩子也身着盛装。两只黑羊拴在木棚外面的木柱上，法师的经卷已经打开，羊皮鼓也已挂好，它悬空着安静的样子就像一张神的脸。
一个盛况，就像两堆篝火，还在不断地往里加柴。不是我们通常看见的细柴，是一根根的原木。
我对圆圆舞没有多大兴趣，我的兴趣在我看不懂的法场。木棚里还没有几个人，法师的诵经却是一丝不苟。在我的感觉中，法师的诵经是一种自诉，不是法师本人的自诉，是他代表全体白马人对于自然对于宇宙的自诉，或者说是对这一支人存在的一种自诉。这样的自诉就像夺补河流淌发出的声音。
诵经本身也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它是人类心性的一种外化。也是一种解脱——人对它所依附的事物或者世界的解脱。自然也是一种符咒，语言的符咒和意念的符咒。他们希望——企图——或者说相信语言所传达的信息有着鞭子和刀子的力量，能驱鬼辟邪。我们这些被现代文明驯化的人只相信物质的力量了，只相信现实或者说感官所捕捉到的事物的力量了，而白马人不一样，他们还如往昔的我们，相信一种非物质的力量，而且是虔诚的。
白马法师坐在棚子里朗朗诵经，作为牺牲的黑羊在木棚外面静静地听。
越来越多的小孩子聚过来，小男孩穿着黑色的裹裹裙，扎着红色腰带；小女孩穿着花色的裹裹裙，扎着宽的花腰带，他们像是异国天使，在自己祖先留下的神秘面前显得非常好奇，同时也显得天真无邪。看着这些小孩子，我想起了他们在母体受孕的过程，分娩的过程——孕育他们的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汉区低海拔地区的元素，包括空气，包括声音。
我想起了我要续写的有关“飞地”的小说，突然觉得这一切便是在小说里发生。胖胖的中年法师，他吃肉喝酒一定厉害，但目前他是无欲的，是个称职的法师，做着一个民族的传声筒。他暂时还是一个人，他的班子还没有到齐，手边还只有一面羊皮鼓，更多的铜锣还没有到场。羊皮鼓在小说里应该有公羊的气味，而铜锣在红桦木火的映照下是被岁月消磨过的金色。傍晚时分，天空低垂，光影渐暗，但寨子以及寨子里什物的轮廓都显得很清晰，每一座木楼每一条小道，每一个走在小道上的白马人，以及他们的颧骨和下巴。那些少男少女，他们是萌发了性征的天使，但性征在裹裹裙和花腰带下面显得极好，就像放在花腰带下面的一把带鞘的短刀。甚至少妇也没有多少性征，也像天使一样走路、讲话，也像天使一样笑。
我们去李松家吃了晚饭过来，人差不多已经聚齐了。身着盛装的白马男女已经围着火堆跳起了圆圆舞。木棚里的法师还在诵经，旁边多了位小法师，多了两个打铜锣的人。木棚里的火堆上还多了口大铁锅——锅里的羊肉煮得翻江倒海。小法师只有十六七岁的光景，像他的老师一样穿着黑色裹裹裙，扎着红色腰带，剪着短发。木棚里三方都坐满了人，靠出口坐着三个七八岁的少年，靠里坐的全是六七十岁的老者。老者里有三位妇女。
我见多了跳圆圆舞，看诵经还是第三回。我拿相机记录下这情景之后，又取出笔记本记录：“经书摆放在面前，念过一页再翻一页。经书的侧面放着青稞咂酒两盅，酒盅上插着竹管。法师左手边——羊皮鼓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