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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全
相同的误解。
当然，这毫不奇怪。两派都只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加缪恰恰是要为生命争得一种远比政治 宽阔的视野。
加缪从对“反抗”概念作哲学分析开始。“反抗”在本质上是肯定的，反抗者总是为了捍卫 某种价值才说“不”的。他要捍卫的这种价值并不属个人，而是被视为人性的普遍价值。因 此，反抗使个人摆脱孤独。“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这是反抗的意义所在。但其中也隐含 着危险，便是把所要捍卫的价值绝对化。其表现之一，就是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的反抗，即革 命。
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是《反抗者》中的精彩篇章。加缪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的 这部为法国革命奠基的著作是新福音书，新宗教，新神学。革命的特点是要在历史中实现某 种绝对价值，并且声称这种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类的最终统一和历史的最终完成。这一现代革 命概念肇始于法国革命。革命所要实现的那个绝对价值必定是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在卢梭 那里，它就是与每个人的意志相分离的“总体意志”。“总体意志”被宣布为神圣的普遍理 性的体现，因而作为这“总体意志”之载体的抽象的“人民”也就成了新的上帝。圣·鞠斯 特进而赋予“总体意志”以道德含义，并据此把“任何在细节上反对共和国”亦即触犯“总 体意志”的行为都宣判为罪恶，从而大开杀戒，用断头台来担保品德的纯洁。浓烈的道德化 色彩也正是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正如加缪所说：“法国革命要把历史建立在绝对纯洁的原 则上，开创了形式道德的新纪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导致了无限镇压原则。它对 心理的威慑力量甚至使无辜的受害者自觉有罪。我们由此而可明白，圣·鞠斯特本人后来从 被捕到处死为何始终保持着沉默，斯大林时期冤案中的那些被告又为何几乎是满怀热情地给 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庭以配合。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法律，而是神学。既然是神圣的“人 民”在审判，受审者已被置于与“人民”相对立的位置上，因而在总体上是有罪的，细节就 完全不重要了。
加缪并不怀疑诸如圣·鞠斯特这样的革命者的动机的真诚，问题也许恰恰出在这种可悲的真 诚上，亦即对于原则的迷醉上。“醉心于原则，就是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去死。”革命者 自命对于历史负有使命，要献身于历史的终极目标。可是，他们是从哪里获知这个终极目标 的呢？雅斯贝尔斯指出：人处在历史中，所以不可能把握作为整体的历史。加缪引证了这一 见解，进一步指出：因此，任何历史举动都是冒险，无权为任何绝对立场辩护。绝对的理性 主义就如同绝对的虚无主义一样，也会把人类引向荒漠。
放弃了以某种绝对理念为依据的历史使命感，生活的天地就会变得狭窄了吗？当然不。恰好 相反，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企图作为历史规定方向的神，而是在人的水平上行动和思想。历 史不再是信仰的对象，而只是一种机会。人们不是献身于抽象的历史，而是献身于大地上活 生生的生活。“谁献身于每个人自己的生命时间，献身于他保卫着的家园，活着的人的尊严 ，那他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取得收获。”加缪一再说：“人不只属于历史，他还在自 然秩序中发现了一种存在的理由。”“人们可能拒绝整个历史，而又与繁星和大海的世界相 协调。”总之，历史不是一切，在历史之外，阳光下还绵亘着存在的广阔领域，有着人生简 朴的幸福。
我领会加缪的意思是，一个人未必要充当某种历史角色才活得有意义，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古 希腊人那样的贴近自然和生命本身的生活。我猜想那些至今仍渴望进入历史否则便会感到失 落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这种见解的，不过，我承认我自己是加缪的一个拥护者。
19968
给成人读的童话
最近又重读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还重读了安徒生的一些童话。和小时候 不一样，现在读童话的兴奋点不在故事，甚至也不在故事背后的寓意，而是更多地感受到童 话作者的心境，于是读出了一种悲凉。
据说童话分为民间童话和作家童话两类，而民间童话作为童话之源是更有价值的。但是，我 自己偏爱作家童话，在作家童话中，最读不厌的又是这一篇《小王子》。我发现，好的
童话 作家一定是极有真性情的人，因而在俗世又是极孤独的人，他们之所以要给孩子们讲故事决 不是为了劝喻，而是为了寻求在成人世界中不易得到的理解和共鸣。也正因为此，他们的童 话同时又是写给与他们性情相通的成人看的，或者用圣埃克苏佩里的话说，是献给还记得自 己曾是孩子的少数成人的。
莫洛亚在谈到《小王子》时便称它为一本“给成人看的儿童书籍”，并说“在它富有诗意的 淡淡的哀愁中蕴含着一整套哲学思想”。不过，他声明，他不会试图去解释《小王子》中的 哲学思想，就像人们不对一座大教堂或布满星斗的天穹进行解释一样。我承认他说得有理。 对于一切真正的杰作，就如同对于奇妙的自然现象一样，我们只能亲自用心去领悟，而不能 凭借抽象的概括加以了解。因此，我无意在此转述这篇童话的梗概，只想略微介绍一下作者 在字里行间透露的对成人的精辟看法。
童话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王子，他住在只比他大一点儿的一颗星球上。这颗星球的编号是b612 。圣埃克苏佩里写道，他之所以谈到编号，是因为成人们的缘故——
“大人们喜欢数目字。当你对他们说起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他们从不问你最本质的东西。他 们从不会对你说：‘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他爱玩什么游戏？他搜集蝴蝶吗？’他们问你的是 ：‘他几岁啦？他有几个兄弟？他的父亲挣多少钱呀？’这样，他们就以为了解他了。假如你 对大人说：‘我看见了一所美丽的粉红色砖墙的小房子，窗上爬着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 ……’他们是想像不出这所房子的模样的。然而，要是对他们说：‘我看到一所值十万法郎 的房子。’他们就会高呼：‘那多好看呀！’”
圣埃克苏佩里告诉孩子们：“大人就是这样的，不能强求他们是别种样子。孩子们应当对大 人非常宽容大度。”他自己也这样对待大人。遇到缺乏想像力的大人，“我对他既不谈蟒蛇 ，也不谈原始森林，更不谈星星了。我就使自己回到他的水平上来。我与他谈桥牌、高尔夫 球、政治和领带什么的。那个大人便很高兴他结识了这样正经的一个人。”
在这巧妙的讽刺中浸透着怎样的辛酸啊。我敢断定，正是为了摆脱在成人中感到的异乎寻常 的孤独，圣埃克苏佩里才孕育出小王子这个形象的。他通过小王子的眼睛来看成人世界，发 现大人们全在无事空忙，为占有、权力、虚荣、学问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活着。他得出结论 ：大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相反，孩子们是知道的，就像小王子所说的：“只有孩子 们知道他们在寻找些什么，他们会为了一个破布娃娃而不惜让时光流逝，于是那布娃娃就变 得十分重要，一旦有人把它们拿走，他们就哭了。”孩子并不问破布娃娃值多少钱，它当然 不值钱啦，可是，他们天天抱着它，和它说话，便对它有了感情，它就比一切值钱的东西更 有价值了。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它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它们能给 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许多成人之可悲，就在于失去了孩 子时期曾经拥有的这样的真性情。
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我们也常可发现看似不经意的对成人世界的讽刺。有一篇童话讲一双幸 运套鞋的故事，它是这样开头的：在一幢房子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晚会，客人们就某个无聊 话题发生了争论。安徒生接着写道：“谈话既然走向两个极端，除了有人送来一份内容不值 一读的报纸外，没有什么能打断它——我们暂且到放外套、手杖、雨伞和套鞋的前厅去看一 下吧。”笔锋由此转到那双套鞋上。当然，在安徒生看来，这双不起眼的套鞋远比客厅里那 貌似有学问的谈话有趣得多。在另一篇童话中，安徒生让一些成人依次经过一条横在大海和 树林之间的公路。对于这片美丽的景致，一个地主谈论着把那些树砍了可以卖多少钱，一个 小伙子盘算着怎样把磨坊主的女儿约来幽会，一辆公共马车上的乘客全都睡着了，一个画家 自鸣得意地画了一幅刻板的风景画。最后来了一个穷苦的女孩子，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 没有做。“她惨白的美丽面孔对着树林倾听。当她望见大海上的天空时，她的眼珠忽然发亮 ，她的双手合在一起。”虽然她自己并不懂得这时渗透了她全身的感觉，但是，惟有她读懂 了眼前的这片风景。
无须再引证著名的《皇帝的新装》，在那里面，也是一个孩子说出了所有大人都视而不见的 真相，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也许每一个优秀的童话作家对于成人的看法都相当悲观。不过， 安徒生并未丧失信心，他曾说，他写童话时顺便也给大人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我相 信，凡童话佳作都是值得成人想想的，它们如同镜子一样照出了我们身上业已习以为常的庸 俗，但愿我们能够因此回想起湮没已久的童心。
19969
苦难的精神价值
维克多·弗兰克是意义治疗法的创立者，他的理论已成为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后维 也纳精神治疗法的第三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尽非人 的折磨，九死一生，只是侥幸地活了下来。在《活出意义来》这本小书中，他回顾了当时的 经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并非像一般受难者那样流于控诉纳粹的暴行，而是尤能细致地 捕捉和分析自己的内心体验以及其他受难者的心理现象，许多章节读来饶有趣味，为研究受 难心理学提供了极为生动的材料。不过，我在这里想着重谈的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精彩之处，
便是对苦难的哲学思考。
对意义的寻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当这种需要找不到明确的指向时，人就会感到精神空虚 ，弗兰克称之为“存在的空虚”。这种情形普遍地存在于当今西方的“富裕社会”。当这种 需要有明确的指向却不可能实现时，人就会有受挫之感，弗兰克称之为“存在的挫折”。这 种情形发生在人生的各种逆境或困境之中。
寻求生命意义有各种途径，通常认为，归结起来无非一是创造，以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生 命的价值，二是体验，藉爱情、友谊、沉思、对大自然和艺术的欣赏等美好经历获得心灵的 愉悦。那么，倘若一个人落入了某种不幸境遇，基本上失去了积极创造和正面体验的可能， 他的生命是否还有一种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是靠希望活着的，即相信或至少说 服自己相信厄运终将过去，然后又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然而，第一，人生中会有一种可 以称做绝境的境遇，所遭遇的苦难是致命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人不复有未来，不复有希望 。这正是弗兰克曾经陷入的境遇，因为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战俘来说，煤气室和焚尸炉几 乎是不可逃脱的结局。我们还可以举出绝症患者，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相关例子。如果苦 难本身毫无价值，则一旦陷入此种境遇，我们就只好承认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了。第二，不论 苦难是否暂时的，如果把眼前的苦难生活仅仅当作一种虚幻不实的生活，就会如弗兰克所说 忽略了苦难本身所提供的机会。他以狱中亲历指出，这种态度是使大多数俘虏丧失生命力的 重要原因，他们正因此而放弃了内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实自我，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彻底成 为苦难环境的牺牲品。
所以，在创造和体验之外，有必要为生命意义的寻求指出第三种途径，即肯定苦难本身在人 生中的意义。一切宗教都很重视苦难的价值，但认为这种价值仅在于引人出世，通过受苦， 人得以救赎原罪，进入天国（基督教），或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佛教）。与它们不同，弗兰克 的思路属于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他是站在肯定人生的立场上来发现苦难的意义的。 他指出，即使处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选择承受 苦难的方式。一个人不放弃他的这种“最后的内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