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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凶蛮和冷漠只是不知耻的粗糙形式，不知耻还有稍微精致一些的形式。有的人有很 高的文化程度，仍然可能毫无敬畏之心。他可以玩弄真心爱他的女人，背叛诚恳待他的朋友 ，然后装出一付无辜的面孔。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再神圣的东西也敢践踏，再美好的东西也 敢毁坏，而且内心没有丝毫不安。不论他的头脑里有多少知识，他的心是蒙昧的，真理之光 到不了那里。这样的人有再多的艳遇，也没有能力真正爱一回，交再多的哥们，也体味不了 友谊的纯正，获取再多的名声，也不知什么是光荣。我对此深信不疑：不相信神圣的人，必 被世上一切神圣的事物所抛弃。
19961
奢侈品的不便
在巴黎时，友人送我一本精美的活页记事本，真皮封面，内芯是一九九六年度 的记事页，纸质极佳，每日一页。他是为了祝贺我的生日，特地花了一百多法郎买来送我的 。我很感谢他的这份礼物，却不知拿它作什么用。每到新年在望，我都会得到类似的年度记 事本，当然远不如这本巴黎产的精美，但也一律使我感到华而不实，派不上用场。用来记事 吗？我的日子过得很简单，不像商人、政客、明星，有那么多的事务和约会，需要精确地安 排日程，详尽地记录备忘。用来写日记吗？可是，我并非每天都有值得一写的经历的，有时 候又
会心潮澎湃一泻千里，怎么能削足适履，按照每日一页的篇幅来分配我的生活和思想呢 ？所以，结果是，若干年下来，积压了好些这类废弃不用的空白记事本，成了一堆彻底无用 的垃圾。
还有那些漂亮的书签，据说是专供夹在读到一半的书里，作标签用的。然而，我虽然也有一 些这样的书签，却从来想不到用它们。不，我宁可用随手抓到的小纸片，其标签的功能丝毫 不亚于世上最豪华的书签，而且我在读书时可以在上面随意写点什么，也可以随意将它们丢 弃。
诸如收藏精美的稿笺、信笺、笔记本、藏书票之类，就像收藏邮票、古币一样，不失为一种 雅好，但是肯定和真正的精神创造活动无关。依我之见，一切奢侈品都会给精神活动带来不 便。翻一翻文学史和艺术史，多少流传千古的文字和乐曲，一开始只是写在不起眼的纸片上 的。灵感袭来之时，但求一吐为快，绝不讲究承载物的质地。当内容是妙手偶得的时候，承 载它的物质材料就当然是信手拈来的了。惟其信手拈来，所以心态是自由无碍的。
推而广之，我相信物质上的简朴乃是精神上的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譬如说，我最不爱穿西 服，就因为西服使我感到非常不自由。在我看来，穿前那熨烫的功夫，对褶缝的讲究，领带 花式的配备，穿时那保养的功夫，对礼仪的讲究，举手投足的谨慎，都是对我的自由的粗暴 剥夺。所以，我平生几乎不曾穿过西服，出国时也是一套不带，穿一身夹克和牛仔裤漫游欧 洲，随地坐卧，那多自在。
那么，现在我使用电脑写作，岂非违背了我的上述信念？是的，在享受电脑所提供的种种便 利的同时，我确实感觉到了它的诸多不便。例如，当我脑中闪过突然的感想时，倘若要去打 开电脑把它们写下来，实在是不胜其烦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在我的案头、床头依然放着许 多小纸片，它们在我的精神生活中继续发挥着电脑永远无法代替的作用。
19962
私人写作
一
一八六二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托尔斯泰几乎通宵失眠，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明天他就要向索 菲亚求婚了。他非常爱这个比他小十六岁、年方十八的姑娘，觉得即将来临的幸福简直难以 置信，因此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求婚很顺利。可是，就在求婚被接受的当天，他想到的是：“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 。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而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将看我写 的一切。”
当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时，他显然不是为有人将分享他的秘密而感到甜蜜，而是为他不再 能独享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而感到深深的不安。这种不安在九个月后完全得到了证实， 清晰成了一种强烈的痛苦和悔恨：“我自己喜欢并且了解的我，那个有时整个地显身、叫我 高兴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从我娶了我所爱的 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 我身后看我写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
托尔斯泰并非不愿对他所爱的人讲真话。但是，面对他人的真实是一回事，面对自己的真实 是另一回事，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作为一个珍惜内心生活的人，他从小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 惯。如果我们不把记事本、备忘录之类和日记混为一谈的话，就应该承认，日记是最纯粹的 私人写作，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领域。在日记中，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的灵魂，只和自己的 上帝说话。这的确是一个神圣的约会，是决不容许有他人在场的。如果写日记时知道所写的 内容将被另一个人看到，那么，这个读者的无形在场便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写作者的心态，使 他有意无意地用这个读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写下的东西。结果，日记不再成其为日记，与上 帝的密谈蜕变为向他人的倾诉和表白，社会关系无耻地占领了个人的最后一个精神密室。当 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内，包括在写日记时，面对的始终是他人，不复能够面对自己的灵魂时， 不管他在家庭、社会和一切人际关系中是一个多么诚实的人，他仍然失去了最根本的真实， 即面对自己的真实。
因此，无法只为自己写日记，这一境况成了托尔斯泰婚后生活中的一个持久的病痛。三十四 年后，他还在日记中无比沉痛地写道：“我过去不为别人写日记时有过的那种宗教感情，现 在都没有了。一想到有人看过我的日记而且今后还会有人看，那种感情就被破坏了。而那种 感情是宝贵的，在生活中帮助过我。”这里的“宗教感情”是指一种仅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 精神生活，因为正像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给索菲亚的一封信上所说的：“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 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不该对它有任何要求。”在世间一切秘密中，惟此种秘密最 为神圣，别种秘密的被揭露往往提供事情的真相，而此种秘密的受侵犯却会扼杀灵魂的真实 。
可是，托尔斯泰仍然坚持写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而且在我看来，他在日记中仍然是 非常真实的，比我所读到过的任何作家日记都真实。他把他不能真实地写日记的苦恼毫不隐 讳地诉诸笔端，也正证明了他的真实。真实是他的灵魂的本色，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 他自己也不能。
二
似乎也是出于对真实的热爱，萨特却反对一切秘密。他非常自豪他面对任何人都没有秘密， 包括托尔斯泰所异常珍视的个人灵魂的秘密。他的口号是用透明性取代秘密。在他看来，写 作的使命便是破除秘密，每个作家都完整地谈论自己，如此缔造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都没有 秘密的完全透明的理想社会。
我不怀疑萨特对透明性的追求是真诚的，并且出于一种高尚的动机。但是，它显然是乌托邦 。如果不是，就更可怕，因为其惟一可能的实现方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即一种禁止个人秘密的恐怖的透明性。不过，这是题外话。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 是：写作的真实存在于透明性之中吗？
当然，写作总是要对人有所谈论。在此意义上，萨特否认有为自己写作这种事。他断言：“ 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可是，问题在于，在“介入”之前 ，作家所要谈论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它并不是在作家开口向人谈论的时候才突然冒出来的。 一个真正的作家必有一个或者至多几个真正属于他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伴随他的一生，它 们的酝酿和形成恰好是他的灵魂的秘密。他的作品并非要破除这个秘密，而只是从这个秘密 中生长出来的看得见的作物罢了。就写作是一个精神事件，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而言，有没 有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和秘密便是写作的真实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样的问题和秘密会引 导写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经勘察的领域，发现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仅仅属于他的世界，他作为 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此。没有这样的问题和秘密的人诚然也可以写点什么，甚 至写很多的东西，然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在传授知识，发表意见，报告新闻，编 讲故事，因而不过是教师、演说家、记者、故事能手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缪出于对法西斯的义愤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战后，在回顾这一经 历时，他指责德国人说：“你们强迫我进入了历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鸟儿的歌鸣。可是 ，历史有一种意义吗？”针对这一说法，萨特批评道：“问题不在于是否愿意进入历史和历 史是否有意义，而在于我们已经身在历史中，应当给它一种我们认为最好的意义。”他显然 没有弄懂加缪苦恼的真正缘由：对于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的思考被外部的历史事件打断 了。他太多地生活在外部的历史中，因而很难理解一个沉湎于内心生活的人的特殊心情。
我相信萨特是不为自己写日记的，他的日记必定可以公开，至少可以向波伏瓦公开，因此他 完全不会有托尔斯泰式的苦恼。我没有理由据此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作家。不过，他的文学作 品，包括小说和戏剧，无不散发着浓烈的演讲气息，而这不能不说与他主张并努力实行的透 明性有关。昆德拉在谈到萨特的《恶心》时挖苦说，这部小说是存在主义哲学穿上了小说的 可笑服装，就好像一个教师为了给打瞌睡的学生开心，决定用小说的形式上一课。的确，我 们无法否认萨特是一个出色的教师。
三
对于我们今天的作家来说，托尔斯泰式的苦恼就更是一种陌生的东西了。一个活着时已被举 世公认的文学泰斗和思想巨人，却把自己的私人日记看得如此重要，这个现象似乎只能解释 为一种个人癖好，并无重要性。据我推测，今天以写作为生的大多数人是不写日记的，至少 是不写灵魂密谈意义上的私人日记的。有些人从前可能写过，一旦成了作家，就不写了。想 要或预约要发表的东西尚且写不完，哪里还有工夫写不发表的东西呢？
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曾经不胜感慨地向我诉苦：他忙于应付文债，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只 在上厕所时才得到片刻的安宁。我笑笑说：可不，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只能在厕所里接 待上帝。上帝在厕所里——这不是一句单纯的玩笑，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厕所是 上帝在这个喧嚣世界里的最后避难所。这还算好的呢，多少人即使在厕所里也无暇接待上帝 ，依然忙着尘世的种种事务，包括写作！
是的，写作成了我们在尘世的一桩事务。这桩事务又派生出了许多别的事务，于是我们忙于 各种谈话：与同行、编辑、出版商、节目主持人等等。其实，写作也只是我们向公众谈话的 一种方式而已。最后，我们干脆抛开纸笔，直接在电视台以及各种会议上频频亮相和发表谈 话，并且仍然称这为写作。
曾经有一个时代，那时的作家、学者中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某 种独特的精神历程，因而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他们的一生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观 点也许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不论这些变化的促因是什么，都同时是他们灵魂深处的变化。我 们尽可以对这些变化评头论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这些变化组成的他们的精神历程在我 们眼前无不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景观，闪耀着个性的光华。可是，今日的精英们却只是在 无休止地咀嚼从前的精英留下的东西，名之曰文化讨论，并且人人都以能够在这讨论中插上 几句话而自豪。他们也在不断改变着观点，例如昨天鼓吹革命，今天讴歌保守，昨天崇洋， 今天尊儒，但是这些变化与他们的灵魂无关，我们从中看不到精神历程，只能看到时尚的投 影。他们或随波逐流，或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