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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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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同上书,第566页。




大力协同、集智攻关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既是现代科技、工业的产物,又是现代科技、工业的缩影,技术复杂,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是宏大的系统工程。有鉴于此,周恩来领导科技发展突破尖端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大力协同、集智攻关。
  早在1956年7月,周恩来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就初步提出了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思想。他说:为了争取时间,保证完成任务,同时又考虑到原子能工业本身毫无基础,全部任务不可能由原子能事业部包下来。因此,需要把性质相近的各种工厂由各工业部分别担任。原子能事业部对各业务部门担任的与原子能有关的任务,有责进行经常联系,必要时可召集会议讨论和解决有关技术问题和协作问题。有关部门应指定专人和机构来管理原子能方面的工作。1957年6月,周恩来批评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他指出:“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主义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他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62—363页。
  在苏联毁约撤走专家之后,我国决心自力更生突破尖端技术,进一步明确了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指导思想。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罗瑞卿关于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此后,周恩来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加强了对尖端技术攻关的领导,集中了各有关方面的主要力量,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全国大协作。周恩来说: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要发扬风格,通用的技术不要保密,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拧成一股绳。有关工业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他还多次强调,有关部门要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张作文:《周恩来关于发展国防尖端事业的若干思想》,《业绩·方略情怀》第250页。从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议,及时协调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据统计,这个时期,共有26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可以说,每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试验所取得的成功,都是全国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结果。钱学森说:“那是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钮那么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跟上动作啊!”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1页。




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发展科技、突破尖端是需要花钱的。1952年,周恩来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导弹,写信给竺可桢征求意见,竺可桢认为研制原子弹、导弹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花大钱,动一动都要以亿元来计数。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举、资金短缺,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即使束紧裤带,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正如后来陈毅所表示的那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
  同时,我们也不能脱离国力条件,任意地花大钱搞尖端。我们要在国力许可的范围内突破尖端,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
  对此,周恩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1964年11月2日,周恩来在听取首次核试验汇报时指出,我国的核试验不要多,搞一次试验就要取得尽可能多的资料,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研究了第二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这次试验一定要准备好,要吸取上次核试验的经验,更周到、更细致、更妥善地做好全面安排。在效应试验上,要搞清楚在空中、地面各种条件下杀伤和被破坏的威力半径。总之,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要得到。中国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264、 243页。
  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测试和“效应”方面实现了军用、民用“多方收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而美国第一次核试验花了几百亿美元。周恩来说,我们是后来居上,也应该后来居上,因为人家已经为我们探了路。
  周恩来确定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方针,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循这一方针,我国从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共进行了30多次核试验,较之美国的800多次和苏联的600多次,我国核试验的次数是很少的。但是,我国核试验的效益是相当高的。钱学森说:“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1页。




面向生产、积极转化



  发展科技、突破尖端是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服务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怎样处理好发展科技、突破尖端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周恩来的指导思想是面向生产、积极转化。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没有与生产实践结合之前还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只有当它在生产实际中得到应用才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同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19页。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说:“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同上书,第360—361页。
  怎样实现科学技术研究向生产的积极转化?周恩来提出实行三种形式的“三结合”。其一,是实行三种人的“三结合”,即“领导、专家、职工群众”相结合,或者说“干部、科技人员、工人”相结合。他认为这样可以群策群力,大力发展我们的生产、发展尖端技术。其二,是实行从科研到实际应用过程三个阶段的“三结合”,即“使用、生产、科研”相结合。国防工业要使用第一,科研、生产要为使用着想。使用要求的不断提高,就决定了科研、生产也要不断地提高。其三,是实行第三个方面的“三结合”,即“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科学技术知识只有通过教学传授为劳动者所掌握才能向生产转化。所以,他认为发展教育也是一个中心任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周恩来认为,发展科技、突破尖端既要重视向国防工业的生产、向武器的转化,也要重视向民用工业的生产、向经济实力的转化,并要处理好两种转化之间的关系,相互促进。首先,搞尖端科技要考虑平战结合、军民两用。周恩来提出:“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战用在战争上,不作战就可用在和平建设上。”《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04页。其次,突破尖端科技必须以工农业生产、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脱离基础也可能单独搞一项,但那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前进,这就需要提高我们的工业水平。必须在好的农业基础上、好的工业水平上,尖端技术才能突破,不然是不可能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26页。再次,在“两弹一星”的每次试验中,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进行检查和总结经验。周恩来说,从元件、材料到机器,哪个没过关,哪个有问题,都要总结经验,这样对工业的提高大有好处。最后,抓尖端科技一定要密切联系和促进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核武器后,周恩来指示: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而且要搞核电站。后来,周恩来又嘱咐:要抓住工业,抓住基础工业推动我们国家工业进步。否则,虽然搞出几样试验(指导弹、原子弹、卫星),但是工业没有提高,两头都不踏实。尖端要抓上去,总结提高,推动基础工业发展,互相促进,不断转化。我们要做好这件转化工作。
  面向生产,积极转化,成果显著。我国“两弹一星”尖端科技的发展,带动了信息工程、系统工程、遥测、遥感、遥控、复合材料、精密加工、自动控制、仿真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和力学、电子学、光学、声学、空气动力学、水动力学等技术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冶金、机械、能源、交通、化工、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周到细致、稳妥可靠



  孔夫子曾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提倡临事而惧的精神。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9页。周恩来抓水利、“上天”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临事而惧的精神。
  周恩来抓“上天”即“两弹一星”的尖端科技,临事而惧的精神具体化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工作指导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用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16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16个大字刻在“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和每一个工作者的心上,是各个基地尖端试验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周恩来是何时何地提出这16字方针的?到目前还找不到一份档案材料(不论是周恩来讲话记录,还是周恩来手稿)能确切地解答这个问题。当年参加中央专委会的有关负责人的回忆不尽相同。刘西尧回忆“是周总理在我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前夕”提出的。朱光亚说:“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同志,都牢记1965年5月周总理的十六字教导”。刘杰回忆:“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还给我们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不尽的思念》第332、 307、 325页。张爱萍说:周总理“对各种试验他都要求做到‘万无一失’,又对如何达到‘万无一失’做了许多具体指示。我和刘西尧同志把恩来同志的指示提取成为一个口号,即:‘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我们的周总理》第102页。从已经掌握的文献材料看,张爱萍的说法较为可信。
  这概括起来的16字方针,准确地反映了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会主任领导“两弹一星”研制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周恩来就多次阐明这一指导思想。1963年3月21日,在第五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指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计划科学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1964年7月14日,周恩来针对组织首次核试验预演,要求工作要做细致做周到,防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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