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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4日
绅士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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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什么样的男士才能被称为绅士?陈:交谈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注意倾听,不打断……
您觉得一位男士做了什么行为他就绝不可被称为一位绅士?
陈:只顾自己说话,动辄打断别人……抱歉,我的标准很低。
您见过的最绅士的一位男士是?他让您印象深刻的绅士举动是?(如果这位男士不是您的家族成员,那么在您的家族中,请您列举一位绅士和他展示绅士风度的具体作为。)
陈:不知道。不记得了。四十多年前倒是有一印象,是“文革”刚开始,弄堂对面一位老先生——不知是资本家还是别的什么反动分子——挨斗挨打后,每天被勒令拿把扫帚当众扫街。我从阳台看下去,只见他头发两边分梳,一丝不苟,优雅地欠身,一手持帚缓缓清扫,一划一划,很均匀,很仔细,另一手臂还像往常那样微微背在腰后。所谓“闲庭信步”,就是这样子。他年纪大概七十岁吧,小孩子走过,骂他,唾他,他就立定,很自然地微微笑着。孩子走了,又缓缓扫地。
我亲自认识的绅士,是刘索拉的丈夫,阿克巴?阿巴斯,印度裔香港人,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衔烟斗,安静地笑,一米八几高。
您见过的最不绅士的一个举动是?何人何时何处?
陈:上街,进饭馆,开会,看电视……机会太多了。但也谈不上“最不绅士”。即便独自待在家里也能见到:就是我自己——出国后,我大约知道什么叫作绅士,要学,太晚了,而况绅士学不来的。
您觉得中国绅士相对于西方传统的绅士,有什么特殊之处?
陈:我见过西方传统绅士,虽然不多,但肯定没见过他们被迫当众扫地,所以不好“相对”而比较。在中国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当然见过很多旧时的绅士,服装不像,神态更不像。索性不扮绅士也罢,一扮演,就不像了,虽然还要做出他以为(其实是导演以为)的绅士模样。老演员没问题。赵丹、刘琼、金焰、金山、孙道临……他们小时候见过真的绅士。
有位老演员,白羽,在《风暴》中演一位文人军阀,那副儒雅而狠毒的绅士相,谈吐徐缓,斯文入骨。
您觉得在现代社会做一位绅士有困难吗?哪些困难?
陈:我也不晓得我们如今这算不算“现代社会”。豪宅、美车、会所、雪茄、高尔夫球,并不就是“现代社会”。但如今“做一位绅士”一点不难,谁见过绅士呢?还以为很像。
您在公司的年会、朋友的婚礼和私人的酒会分别会如何着装?烦请详细描述一下服装搭配,比如样式、颜色或品牌。
陈:我只有一两套出客穿的衣服,全是黑的,谈不上搭配。除了两件阿玛尼上装——阿玛尼上装的伟大是正好适合中国瘦男人—我不在乎,也不清楚品牌。
您在高级西餐厅会如何表现,比如点菜、点酒等细节?
陈:很抱歉,我亲历过饥荒年代,至今不顾吃相。别问我这些雅问题。我不会因为自己是所谓艺术家就在“高级场合”装自己。假如在昂贵的自助餐厅,我会在没人瞧见的片刻多拿好几只牡蛎。团坐点菜的场合,众人客气——也许真的饱了,或过惯锦衣玉食的日子——不再动菜,我要是谗,还会伸筷子。
您觉得女性在您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您会如何对待一位火辣性感的女子?
陈:我刚从上海尽孝道回来,陪伴母亲,下个月还要去。“火辣”或“性感”的女子常会遇见吧,在街上一眼就能辨别——谢谢上帝赐我眼福。不过既火辣而又性感的女子,不容易见,我要想想看。如果有这样一位女子居然和我搭腔,我更要想想看:该怎么办?这是经验的问题,有些经验不是你要有就有的。
您觉得绅士必看的一本杂志或一本书是?
陈:真的绅士就是一本书,我愿好好看“他”。
您觉得您是一位绅士吗?为什么?
陈:我是一位老知青。
您觉得艺术家和绅士是互相抵触的概念吗?为什么?
陈:要看人。杜尚,准绅士,博依斯却不是。马奈是个可敬的绅士,德加是个可厌的绅士,凡?高和高更不是。幸亏他俩不是。塞尚和毕沙罗则有时是,有时不是。
您觉得谁是艺术家中的绅士?
陈:你指的是中国艺术家吗?
就您认识的男性当中,您觉得绅士和非绅士的比例是?
陈:我认识人有限。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或像不像绅士。中央美院老教授詹建俊,绅士,形神俱佳。活在这五六十年而仍然不失为绅士,是稀有动物的景观。
老一代党干部我记得颇有绅士相,他们其实出身民国时代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一浪漫,去革命了,没丢性命,当了官,地位高,假如心态还好,便显得十分儒雅而宽松,言语得体,淹然有风姿。从前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侨办主任廖承志,绅士相,至少在镜头前一点不做作。周恩来通常被认为有绅士风度,但绅士并不单指风度,我们的老总理其实是位无比坚强的共产党员。
现在的党干部都是解放后长大的,绝对不可能了,哪来比例啊。不是说他们不好,但你问的是绅士。
您觉得最有绅士精神的一个城市或地区是哪里?(如果您选择了一个国外的城市或地区,那么在中国,最有绅士精神的一个城市或地区又是哪里?)
陈:有。台湾,香港。我在这两处中国领土走走看看,犹如艳遇,心想还好,没绝种。
2008年4月
台湾的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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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十年代在纽约结识台湾文艺家,一来二去,总觉得这些同文同种的同行和我们有点异样。九十年代末常回大陆,新朋旧友的言状作风也渐变异——但并非台湾同行的那种异样——新世纪迄今可就日甚其异,我得悄悄调整才不至于在大陆同行面前暗暗受窘,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学会可别率尔谈论艺术。不谈艺术,谈什么呢?细想起来,却不记得谈些什么。概括地说,可能是位子?票子?房子与车子?当然,还有至关重要的路子……此外便是不咸不淡的闲话。几位熟透的老友自是例外,一见面仍旧挠痒痒似的聊艺术,而偏是这类憨人大致对位子路子之类不开窍、缺感应,直白地说,就是比较傻。这回去台北和几位老相识重逢,十几年没见了,一个个都还是从前那般,说不几句,就聊到各自永在周旋思忖的那一门子艺文,简直像卡槽的唱片,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异样”固然不止一端,但相对今时中原文艺人普遍的老于世故或嬉于世俗,显得有点傻。
侯孝贤六十开外了,惯常如老农般寡言,除非说到电影。譬如问及《海上花》劈面头一个镜头不可觉察的移动,他来神了,详详细细跟我说机位怎么摆,演员又是如何调弄……朱天文长我一两岁吧,辫子斜扎,还有校园姑娘气,她出书不断,居然至今手写,不用电脑,若是开口言说必是文学的心得,脸色一正,如正在写作中,好一番思量……诗人杨泽是在纽约相熟的老朋友,那时他出版诗集《仿佛在君父的城邦》,意指当年被阻隔的中原,日后回台主编《中国时报》副刊,这回面见,意态殷殷要我写写作为“南朝”的台湾文化,显然对宝岛仍在爱恨交加的思绪中,心灰而热肠……张大春,台湾文坛悍将,这回特意听他一堂课,单说“七言”的缘起,深入浅出,浅出而深入,真听得我佩服,学生是社会上老中青业余爱好者,于各种典故应对如流,念及中原所谓“国学热”的虚火与声势,还是闹“运动”那一套,对岸则真的是在上课,好安静,好平常,窗外艳阳……九十年代以世界摄影观念启蒙大陆同业的阮义忠是个激动之人,才刚握手坐下,就讲起不久前在台北看柯特兹原作展:“哎呀呀,老兄!那种质地,那种震撼……”瞧着脸就涨红了,仿佛文艺青年,算算他也年近花甲。
天下文艺人的性情行状,本无定规,不该有个模式。我自己平素就不热衷整天价谈论绘画,念叨艺术。可那几天一拨拨与台湾老友倾谈,忽然置于一种疏远已久的氛围,那氛围,非指艺术,而是我们也曾有过的率真与本分:在我曾嘲笑的八十年代,中原文艺人群相聚首,一概热烈地犯傻,而此岸同行的集体来历,我也其中之一,毕竟熟悉而同情的,无非压抑过甚,穷贱过久,如今大约是该抖他一抖,活得猖狂一点吧,只是瞧着对岸同行的守本色,不免发生感触。
譬如老友请我吃饭,亦如从前那样寻个街边店铺,并不去豪华宾馆开包间,因出入各种场合,他们不在乎朋友是否在乎彼此身份的贵贱;除了本业,我至今不清楚这些哥们儿挂靠哪个“单位”,或有人兼课任教,或阶段性属于某些民间机构吧,但对岸哪有遍布中原的作协、影协或美协,他们向来只是“个人”、“自己”。享誉台湾数十年,以上几位无可置疑是岛内一流艺术家,可是没一位身居官位,言谈神色间看不出半点周旋官场的潜意识或显意识;他们的青春记忆有过白色恐怖,书报查禁,但从未经验彼此揭发、痛遭批判、革职流放,是故说及戒严年代,大抵平静笑谈,既不会咬牙切齿,也不会因创伤太深而刻意遗忘。他们中好几位出身“眷村子弟”,即王朔似的“军区大院”孩子,但细究其详,却又不好比较:譬如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原是“国军”作家,一路南渡,居然带着张爱玲的书,又在七十年代胡兰成来台授课而被正人君子讨伐之际,邀胡来家久居,日后成了朱家小姐妹的启蒙师,这在“我军”简直大逆不道。另一位“国军”画家李仲生,南来台湾,五十年代即以立体派与抽象画影响弟子,培育了岛内第一拨现代主义画家,这在“我军”又是匪夷所思……说起台湾种种,我们时或粗粗撮要国共之间两岸历史的相似,一笑而过,细究其故,其实越说越见分殊,这分殊,是当我将两岸同行一事一事比照过,这才愈见其深,背后的缘故,说来话长。
那天新竹文学营课后,教员休息室挤满十来位被邀请的文艺家,或年逾古稀,或正当少壮,报出名姓,全是岛内精英,如雷贯耳,也不过一人分一盒便当——如今中原大学客串教席的最低待遇也必是校园餐厅开包房——他们无官无衔,各自经营一摊行当,唯美其名曰文艺家。忽然我想起邓丽君、三毛、琼瑶、罗大佑、李敖、柏杨……二三十年前,这些人物的作品远渡此岸,如消息,如南风,拂润浩劫过后艺文枯败的大中原,如今中原的无产阶级文艺家变阔了,神气了,还记得昔时对岸的如缕南风吗?
此刻他们出去进来,调笑逗趣很开心,显然好久不见了。我从旁闲看,心里想:他们也会有异见、门派、代沟、猜忌吧?老一辈,则可曾在蒋家父子的时代有过同行相残的冤案与中伤?凡有人的地方总有这等小故事,但眼前这台湾文艺的日常一幕,又还是觉得有些异样,并非仅止温良恭俭让——隐隐约约,又像又不像,我瞧着偏安岛内半个多世纪的同行与同胞,无端望见了民国时期的文艺家。
200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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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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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去纽约探望母亲和弟弟,饭后闲聊,弟弟说起单位的小事:2005年,南洋海啸万人死。单位午餐时间,便有同事搭起临时桌面,大家围拢,当场掏钱:二十、五十、上百美元,各人自便。如是者三五天,都在午餐时间,顺便,不耽误上班。临了捐款数目一并公布,做成账,上交专门机构汇到南洋灾区去。弟弟供职“联邦交通局”,算是“公家”,许多纽约大公司(即所谓“私营企业”)的芸芸白领也都踊跃捐款,用我们的老话:“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实没人发动,和政府更不相干。美国政府的恶习不是扮演“世界警察”吗?美国人民的恶习之一,捐款救灾是也:但凡哪些不相干的国家地区遭了灾,“群众”就来纷纷掏钱管闲事。我居停纽约那些年,没单位,但常见教堂或社区的走廊院子里,悬个告示,搭开桌子,太阳底下一堆老百姓不动声色在捐款,事情办完,撤摊。
那年美国新奥尔良州飓风肆虐,屋毁人亡逾百千,弟弟单位,一点没动静——这是美国自家事,华盛顿会管,新奥尔良政府会管,全国各州援助,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