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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为了棉花，母亲经常是一个人叹息着。
为了棉花，母亲从口中要省一些粮食。
为了棉花，母亲的头发也白成了棉花。
记得有一年，村上在村南最好的地里，试着种了一块棉花。母亲和村上的女人一样，一直在棉田里忙碌了一季，到头来，每家只分了一捆能当做柴火烧的棉秆，上面稀稀拉拉的几个棉蕾，就是不吐棉絮。一村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于棉花的希望破灭了。走在地头上，许多村人说，这么好的土地，能种小麦，能种玉米，能种高粱，能种谷子，能种洋芋，能种西瓜，怎么就种不出棉花呢？
我第一次在土地上见过吐出棉絮的棉花，是在我们村南，隔着一条沟的滚村。那是大姐嫁过去的村子，是一个吃着窖水的村子。奇怪的是，在她们村的河滩上的沙土里，能种出花生，也能种出棉花。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大姐家，正赶上村里分棉花。多大的棉桃，有炸裂的，也有没炸裂的，我们坐在烧得很热的炕上，把剥出来的湿棉絮，一把一把地往炕席下面放。那个时候，母亲和大姐的脸上，堆满了和棉花一样的笑。第二天一早，我揭开炕席，满炕都是洁白如雪的棉花，激动得我把手、脚和头埋在棉花里，不想出来。
母亲和大姐，剥了一夜的棉桃，也没有多少瞌睡。只见大姐对母亲说，她要用这些棉花纺多少线，织多少布，缝多少衣，有多少是母亲、父亲和我的。
那时候，我才感觉出：善良的女人，天生都是爱棉花的。
我的印象里，棉花不仅洁白、软和、温暖，棉花的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超越洁白、软和、温暖的气息。这种气息，我是从母亲用来放棉衣的柜子里闻出来的。记得每次打开放在炕头上的柜子时，都有一种异样的气息，让我把头深深地埋进去，翻着自己的衣服。
这个时候，母亲总会站在我的身后，叮咛我小心一些，别把柜子翻乱了。
我知道母亲在一些衣服里，还藏着一些简单的银首饰。不知道她年轻时戴过没有，但我从未发现她戴过，也很少取出来看看。好像这些东西，比她身上的岁月，还埋藏得深。今天，我想起在母亲的柜子里，还藏有一些简单的银首饰，对母亲一生的遭遇，在难过之余，也有一丝高兴：至少，作为一位女人，母亲在贫穷的年月，也有过她的拥有。
因此，我会告诉你，棉花的气息，就是母亲身上的气息，间或，也有那些简单的银首饰的气息。
这些气息，应该还在母亲留下的柜子里，浸淫着每一道木纹。
现在，在马坊的大地上行走，面对大块的云朵，我很想见见棉花。
看它在母亲一直清贫的身体里，如何藏下温暖。
这是我对这块土地，仅存的一种要求。只是到现在，这里也不曾种过棉花。特别是今天，在这里生活的人，谁还像我一样，对棉花心存痴情呢？
没有了，绝对没有了。
高建群有一本小说，叫《最后一个匈奴》。我想，我应该是最后一个怀念棉花者，至少是在马坊。所以，我要亲亲棉花。
亲亲棉花，就是用我温暖的唇齿，亲亲母亲。
（《花城》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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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片段忆母亲（1）
孙晓玲
《亡人逸事》是父亲怀念发妻、具有自传性质的一篇佳作，写于1981年，曾经收录在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芸斋小说》中。从1984年1月至今，全国各地出版社选编的孙犁“散文集”、“精选集”、“珍藏本”、“系列作品”
已不下二十余种，显示了父亲作品的艺术魅力与生命力。其中十五六种都收录了《亡人逸事》，这篇作品已成为父亲散文系列中的代表作之一。
每当捧起父亲的着述，看到目录中《亡人逸事》的篇名，我的心中便会百味杂陈，如见亲娘。
在《亡人逸事》一开头，父亲便写了两个媒人因避雨而碰到在梢门洞里乘凉的我姥爷——无巧不成书的“天作之合”，但却抹去了自己这个育德中学中学生的存在。其实当时，他就站在媒人后边。正因耳闻目睹，这一段落才写得那样生动流畅。父亲总爱在清明或春节写回忆亲人的文字，写“怀妻篇”是否与我母亲的生日有关不得而知，然而母亲生前对父亲的生辰记得十分清楚。她对我说过：“你爹属牛，生日是阴历四月初六，有草吃。”说完，她就欣慰地笑了。
几年前，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过一个有关父亲文学业绩的展览，我和家人都去观看了。在展厅，我见到了魏巍伯伯和夫人，魏伯伯有些苍老，走路也不太稳，但仍赶来看展览，战友情谊很是感人。虽然人隔两地，又鲜通音信，但父亲每有文章发表，不论长短，魏伯伯都不放过。很多年前，我和二姐去西山八大处看望过他，还在他家住过一宿。他夫人刘秋华是我们安平县人，母亲生前提起过她，是报子营的。那天晚上，秋华阿姨亲切地与我们姐俩叙了家常。1993年父亲病重时，魏伯伯十分担心，他认为“老兄”的病，一是年龄关系，二是劳累过度，就好像一部汽车，只是让它尽情奔跑，却常常疏于保养修理。只要安心休养，自然会好起来的。
看展览时，魏伯伯很仔细地看着每一张照片，特别驻足仔细观看了父亲续弦后那一段文字，他是这段姻缘的牵线月老。那段时间，魏伯伯还送过我父亲与张姨一幅书录毛主席诗词的行草书法，秀美流畅大气磅礴，表达了他美好的祝愿。1976年春节，我生完女儿后，父亲亲自给起了带“玉”字旁的名字，又嘱咐张姨去看我，张姨还给我煮了4个猪蹄。那时我与父亲住得非常近，有一回，张姨一边做饭一边跟我说：“你魏巍伯伯说，抗战小说，数你爸爸写得最多，也数你爸爸写得最好。”我听后心里挺激动。张姨的女儿叫小青，不太白可五官精致，戴一副黄边眼镜，特别爱看书，见了我总是“小玲姐”、“小玲姐”地叫。父亲并不是愿意家里老有亲朋住，可也克服着，对她很和气。想到父亲的处境，虽然早先我并不愿意父亲找后老伴儿，还为此和父亲发生过矛盾，但鉴于父亲没有人照顾是不行的，而且父亲和继母对我都挺好，尤其是父亲，比以前还要好，那种“有后娘就有后爹”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的心态慢慢地平复了。我还从百货公司买了两件礼物，送给他们，父亲很高兴。
“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许庼学林》
书衣文录）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江西“五七”干校，身材中等，比我母亲年轻、有文化又爱好文学，操持家务也不错的张姨，并没能在天津待多久，5年之后她又重回故地。
我依稀记得住在多伦道大院上初中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8年呀，8年没回家呀！”她说的是父亲抗战时期的经历，虽然期间也有短暂的相逢。
而“8年、9年”这样的字眼儿，在《嘱咐》这篇小说中出现过十余次。我记得母亲在天津看过一次程派、杨派名家联袂演唱的京剧《红鬃烈马》，看完后她曾对我说：“王宝钏彩球专打薛平贵，守了18年寒窑，不容易啊！”
感慨万端。由于母亲特别贤惠，我爷爷对儿媳娘家人也多有照顾。我姥爷死于破伤风，是个急病。他突然病故后，我姥姥带着8岁的大根舅和6个月的老姨，没有劳力，地里的庄稼又被人偷了个精光，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此时他们的亲生母亲已先于我姥爷病故。抗战时期，姥姥家的房子离敌人炮楼子近，为人忠厚的爷爷十分担心，就让姥姥一家住到自己的家里来，起码有一年多。
在冀中平原残酷的“扫荡”中，母亲扶老携幼奔波逃难担惊受怕，连日本鬼子端枪进屋搜查她都经历过。有一回，日本鬼子听说有地下工作者进了我们村，就用枪逼着，把村里人都赶到一棵大树底下跪着，惨无人道地放火烧人、烤人。母亲带着大姐也跪在人群里，她和年轻妇女们一样脸上抹土抹灰，把年仅十来岁的大姐的脸也抹得又脏又黑，并弄乱头发，用自己的身体使劲儿挡着，拼着一死也要保住清白，对得起在前方打仗的丈夫。退休后，大姐回忆家乡往事时这样写道：“母亲支撑着一切家务，听从奶奶的一切安排，做饭、带孩子、孝敬老人、纺线织布。我小时常听到爷爷对母亲说：‘振海家的，给我做碗挂面吃。’母亲深知爷爷年岁大了，每天下午半头晌，需要垫补点吃的，母亲不管干着什么活儿，放下手头事儿就给爷爷做面吃，有时候做多一点儿，我们也跟着吃，爷爷笑着说：‘你们净沾我的光。’那时母亲的负担很重，孩子们都小，帮不上什么忙。我尽力帮母亲干点活，背弟弟、带妹妹。”
母亲进城时，穿的一件褂子还是找邻居借的。父亲给她添置新衣后，母亲也总喜欢穿月白色、浅蓝色布褂，黑色布裤，没有一件格子或花的衣服，连头巾都是一种色儿。一生不买不戴首饰，荆钗布裙，一身素裳。我上小学，哥哥上中学，开家长会都是母亲去。她勤劳俭朴，手不拾闲，我爱看她用一块块旧布刷上自己用面熬的稀糨糊，打“袼褙夹子”、纳鞋底子、做布鞋（我哥哥直到14岁才不穿娘做的鞋）；我爱看她和白面，蒸馒头、包包子、切面条。
在母亲的身边，她总是让我们学着干活儿：和面，盆里最后要四面见光；切面条，要像韭菜叶宽窄；纳鞋底儿，针脚要匀、麻绳要抽紧……为了给爹增加营养，母亲在门外用砖头搭一鸡窝，养了4只母鸡，每回从鸡窝捡回热乎乎的蛋，她的脸上就充满了喜悦，赶紧从屋里抓一把吃食犒劳红着脸“咯咯”
叫的鸡。可是，有一天我见母亲在台阶下跑着追一只飞奔的花母鸡，甚为不解，就上前去问，母亲恨恨地说：“它打鸣儿。”原来母鸡司晨在我们老家是不祥之兆，为了扞卫家庭的平安幸福，她毫不犹豫地杀了它。
解放后一两年，母亲刚到天津不久回过一次老家，去黄城看我姥姥，特意买了家乡十分稀罕的红糖、点心和柿子，并给我舅一些钱，我舅买了白菜等物，才把年过去。一次，我父母从安平县城去黄城，正是季节交替之时，父亲怀里抱着一件冬衣，母亲就说，你把棉袄给大根吧。父亲马上把半大黑色棉袄送给了大根舅舅。
进城后，母亲额头上已有几条明显的皱纹，如花美眷也禁不住似水流年国难家难的磨砺。“孩子们大了，自己也就老了。”母亲感叹着。我保存着母亲夏日在院子里身着自做黑色人造棉上衣的一张照片，那也许是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端庄的脸庞有些憔悴，往昔浓黑的头发也有些花白，但依然弯眉秀目，唇角含笑，透过岁月年轮，仍能看出几分青春时的风韵俊美。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很不容易的人。印象里，小时候跟母亲坐过几次火车，那是带我去北京、青岛看望父亲。母亲也曾自己坐火车去石家庄看望大闺女，哪一个儿女她都结记着，就是为乡邻亲戚的事儿也没少跑道儿。她有一副热心肠，带我去西南角看望过一位她的叔伯姐姐，两人说得很热乎，老太太的女儿嫁了一个海军，儿媳刚生了一个小娃娃，母亲还借给她家60块钱。
院后楼也有个院子，与前院相通。在那儿居住时，老家的二爷、振华婶子、楞起爷、振华叔叔、芒种叔叔、我表哥他们都来过天津，母亲还带着二爷去外边吃早点，给亲戚做饭，照顾得很周到。对家乡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父亲，对父老乡亲同样有着绿叶对根的深厚情感。亲戚乡邻不管远近都热情招待，他不会做饭炒菜，就从自己工资、稿费中拿出钱来，一一馈赠，无一不是如此。
母亲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说出来的话让我特别爱听，所以《亡人逸事》
中，父亲借友人之口提及她的语言对自己创作的深刻影响。我们的家乡话很有特色，也很形象，管“炸馃子”叫“麻烫”，管“累”叫“使得慌”，管“蹲”叫“孤得儿着”，管“着急”叫“慌”，管女人不稳重叫“不拉不坐”。
一些乡谚被母亲用浓郁的家乡话说出来，简直像唱歌儿一样动听。她还不只一次地给我们学说村里流传的“口头文学”：说一位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