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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夫谈到我时曾经这样说：“当她去医院的时候她总认为自己即将死去。要是没有死反而会觉得大失所望的哦！”
格里夫不停地在喊：“现在已经很晚了，为什么你还不回家？我去给你叫一部出租车。”但是我还不想走。我要一走，这一章就过去了。于是我看着舞台工人把布景都拆下来用车子装走。然后他们回来擦洗，打蜡，上光，我对于他们的工作态度印象很深。剧院经理来和我聊了一会天，并且说：“像这样的事在海马克特戏院的历史上不会再有了，每场戏的每一张票都卖了出去。我们本来是可以一年一年地演下去的。”
他告诉我关于一个日本团体的事情。这些人来到这里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只能用日本腔调说英格丽·褒曼。他们很希望听听我的声音，于是他们在整个演出中都坐在那里，就是为了听我的声音。
我一直看到最后。星期日，新的布景就会搭起来；星期一新戏就会上演，好像我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我觉得我的生命以《秋光奏鸣曲》和《月光如水》而告一结束。是的，我可能还会演出很多电影和很多戏剧，但如果不能再演出的话，我能以这个戏来作为结束也就感到很满意了。
我去看一位医生，他们发现我胸部某处有一个肿块。他说：
“现在！去住院。我们一分钟都不能浪费。”
“不，”我说，“我一直每星期工作六天，演出八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戏，我干了六个月。我要到法国去度两个星期的假期，然后我再回来。”
于是我去到那里，在阳光下躺着。在游泳池里游泳，和格里夫与艾伦·伯吉斯一起大笑。因为艾伦·伯吉斯是那么一个井井有序的人，我要把所有的剪报、杂记簿、日记以及信件等等都给艾伦，那样他就可以去搞那本书了。然后我就回伦敦去开刀并进行射线治疗。
我深感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我把《月光如水》到美国去的巡回演出取消了。我的一个朋友说我应该简单地告诉他们，我太疲倦了。但我不能让我的演出人路易斯·迈克尔再为我做了种种安排后，只是得到我太疲倦了这么一个消息就算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但是我决定应当先见见他，他就会相信我是真的病了。我打电话给他，对他说：“你到医院来一下。”
他来了并且说：“我知道你不会放弃一次巡回演出仅仅是因为你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或者是你改变了主意，或着是你疲倦了。我知道你是病了，但是没有人肯把实情告诉我。”他把信放进他的口袋里，说：“我不看见它，我要把它放到我的保险柜里去。”
于是他去和罗杰·史蒂文斯联系，罗杰是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领导，然后他宣布说：“英格丽病了，这就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我想关于我患了癌症的谈论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七九年春季，好莱坞邀请我去出席电视节目——《献给希区柯克》的首演仪式——并且发现他们已经拟定我作为仪式的主席。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我喜欢希区柯克。
那一年我的女儿英格丽德和她的丈夫，阿尔伯托·阿西特里托，生了一个小儿子托马索；伊莎贝拉和一个电影导演马丁·斯科西斯结了婚；庇亚幸福地与乔·戴利结了婚，并继续在电视台工作，她的两个小儿子杰斯丁和尼吉拉也长大了；罗宾（罗伯蒂诺）在蒙特洛忙着他的房地产生意。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美国综艺俱乐部请我回到好莱坞来，作为荣誉客人参加一次电视节目，为贫困儿童和残疾儿童募捐建造一所英格丽·褒曼边楼，这个节目在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制片厂的第九号摄影场举行。多年以前我们就是在那儿拍摄《北非谍影》
的，他们至今仍然保存着里克的美国咖啡馆的布景。
那儿有一队很大的乐队，有许许多多客人，内中包括海伦·海斯、西格纳·哈索和约瑟夫·科顿，我紧张地和卡莱·葛伦一起在化妆室里等着，卡莱看起来黑了一些也瘦了一些，漂亮而健康。我穿一身长长的白色的衣服，我的裙子很宽大，所以我的膝部颤抖相撞别人也看不见，我觉得很放心。
我在《北非谍影》中的丈夫保罗·亨利德，把这个有名的布景的门打开，并且说：“英格丽，进来，欢迎你回到立刻的咖啡馆来，让我们喝一杯香槟吧。”斟这杯香槟酒的是二十七年前斟酒的同一侍者。保罗举起他的酒杯说：“为鲍嘉干杯！”我喝了并加上：“为迈克尔·柯蒂斯和许多别的人干杯！”
特迪·威尔逊坐在钢琴旁多利·威尔逊的位置上——多利前些时候死去——他向我微笑哼着《时光流逝》的曲调。我开始哼起来，我听到我身边一个声音把这支歌接过去了。那是弗兰克·辛那特拉。当他哼完之后，我吻了他一下，我后来才知道弗兰克与我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我们彼此又从来不相识，他突然给迈克·弗兰科维奇打电话，这次节目就是迈克与保罗·凯斯共同组织的，他对迈克说：“我要在英格丽的献映中担任一个角色，因为我一直想要向她唱《时光流逝》。”虽然第二天晚上弗兰克自己也要在大西洋城做首次演出，他乘飞机行了三千英里来参加我们的演出，唱一支歌，就直接飞回去了。他这种高尚的作风使我非常感动。
我一直想我会继续不断地进行表演、表演、表演，因为我是属于戏剧、电影以及和我们共同创造假想世界的那些人的。我知道首演之夜是比较难受的。即使这样，我们的戏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就像是一家人。每天晚间我们都到那里去，登上舞台，共享我们的美丽世界。我决不会放弃这种生活。不论在这出或那出戏中，他们总是要有老太婆的，特别是在圣诞节前后。所以就在我生命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仍然是在准备着前去演出的。
作者简介
英格丽·褒曼（1915—1982），瑞典人，世界著名影星。
1932年开始电影生涯，1944年因主演《煤气灯下》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955年因主演《真假公主》第二次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975年因主演《东方快车谋杀案》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心香一瓣
英格丽·褒曼从影四十多年，七获奥斯卡提名，两次获得最佳女主角奖，一次获得最佳女配角奖，两度获得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女主角奖，一度获得电视爱米奖。作为国际影坛的著名影星，她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与她的极端敬业精神分不开的。
她重视与观众保持密切联系，成名之后仍然不忘记进行舞台演出。晚年身患癌症时期，还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拍摄。生命临近结束的时候，她仍准备着前去演出。为艺术而生，可以说是她一生的写照。
这位“银幕女神”的生命之花虽然已经凋谢，但她的美丽形象却永久地留在了世界观众的心里。什么叫“流芳千古”，英格丽·褒曼的人生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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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最大的岩石也是由细沙结成
王洛宾
不要妄想一下子做得大的事情。辉煌很抽象，一个人如果想20年堆起一座喜马拉雅山，那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也就会很痛苦。
记者肖英：在八十二年的人生历程中，您曾有过多次选择，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寻找生活方向的？
王洛宾：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因为从小爱唱歌，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大学毕业后，我想去法国留学，然后回来报效祖国。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种想法太抽象，是很难实现的。
冥冥之中，一个声音召唤着我。几经辗转，我终于来到了大西北。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走过青海的高原，新疆的戈壁，我终于发现，那里的民歌很美，我非常喜欢。渐渐地，这种喜欢不再是简单的爱好，而成为一种嗜好。在忘情地享受这种美的同时，我极力地想把这种美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
这时，我终于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记者：在漫长的积累创作过程中，您想过拥有辉煌吗？
王洛宾：少林寺有一个故事，一个小和尚想学武艺，可师傅让他先学脑袋开门、关门。几年后，小和尚对师傅说：“我该学武艺了吧？”师傅说：“你已经学成了”。小和尚不信，于是与师兄弟们比武，用脑袋一撞，把他们撞出去几丈远……所以，不要妄想一下子做得大的事情。辉煌很抽象，一个人如果想20年堆起一座喜马拉雅山，那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也就会很痛苦。
记者：从事艺术的人，大都喜爱用浪漫的情怀表现生活。但是，大西北的现实并不浪漫，是什么信念支持您走过这几十年的岁月。
王洛宾：到大西北的时候，我已是中年。一天，走在新疆戈壁滩上，一块五六丈高的大石头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石头上刻着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岩石也是由一粒粒细沙结成的。”这是一句哈萨克谚语，这句谚语极大地鼓舞了我。即使我一天只写一个音符，一年365天下来我还能完成365个音符。我就是一粒细沙，只要不倒下去，慢慢积攒总会变成岩石。
记者：在您的音乐生涯中，除了搜集整理、加工创作民歌以外，还写了几部歌剧，是这样吗？
王洛宾：是这样的。我写的《哈萨克歌剧》、《维尔王歌剧》、《带血的项链》等都已公开上演，新创作的《奴隶的爱情》正在修改当中，预计今年可以排练上演。
记者：您创作的这几部歌剧，似乎都以监狱生活为题材，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王洛宾：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只有在幸福当中才有美，然而，在生活中，我发现，痛苦当中也有美。而且，这种美更真实、更深刻。
解放前，因为爱国，说我是共产党，被关进了国民党监狱。
虽然监狱里禁止唱歌，但我总是偷偷地小声教大伙儿唱。一天，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我的声音不知不觉地高起来，惊动了看守。看守几步走过来恶狠狠地问：“是谁唱的？”一位山东老乡，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马上接口答道：“是俺。”于是，他被拖出去毒打了一顿。
这件事过去40多年了，“是俺”这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狱中捕捉的这种美，不仅当时增添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而且也成为我今天创作歌剧的素材。
记者：音乐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然而对于您，音乐带来更多的是坎坷与磨难，为什么您始终没有放弃音乐创作？
王洛宾：我一生坎坷是因为音乐造成的，曾经，我想到过死。然而，也是音乐在最痛苦时救了我。所以，我并不抱怨。
人，如果只会从一个角度看问题，那就很容易钻牛角尖。
历经坎坷与磨难，我学会了多方面看问题。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冲击。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受冲击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这就好比下一场大雨，如果别人身上都是干的，只有我自己浑身湿透，那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恰恰相反，那时候，所有人身上都是湿的，我也许湿得厉害些。况且，在大雨中，我仍然可以寻找雨中的美，表现雨中的美。
记者：生与死是人类自古以来永恒的话题。谈到这个话题，不禁想起一个人——台湾女作家三毛。三毛也执著、浪漫、洒脱，她的《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作品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扉，她也曾告诉朋友们热爱生命，然而她自己却无法解开生命中的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洛宾：三毛是勇敢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热爱她的人，尘世间她拥有那么多，然而，她去了，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以为三毛是最勇敢的人。但三毛很任性，她想象中她的天国特别大、特别美，于是，她去了。三毛不愿意像我一样做一粒沙子。
记者：作为一个“民歌大王”，您是怎样看待近年来我国通俗音乐的流行的？
王洛宾：无论任何音乐，都应该是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美化。
对于一个人来说，民族语言是最具体、最生动、也是最庄严的。
然而，现在某些通俗音乐却破坏了民族语言的流畅。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电灯亮”三个字，按照汉语习惯唱出来应该是“电灯——亮”。但是，有些通俗音乐偏要把它唱成“电——灯亮”，这就破坏了母语的自然规律。当然，有些通俗音乐也是很好听的。
记者：您与罗大佑关于版权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