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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敲了敲门，是她哥哥。“安妮？安妮？”
“我在穿衣服！”她回答。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幸运的是，这屋里没有人认为那有什么奇怪的。“让我一个人待会！”
“你还好吧？”他隔着门问到，“我们好像听到你说话了。爱丽还听到你在喊。”
“我很好！”她边说边又用浴巾擦了把脸，“马上下去！”
“没事儿，不用急。”停了停，“你还有我们。”然后，他咚咚地走开了。
“嘀，”她小声说，然后捂住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一种情绪，比伤悲更复杂，奔涌而来。“嘀，嘀。嘀，嘀，嘀。”她躺倒在床上，大笑着，眼睛瞪得大大的，泪水流到脸上、耳朵上。“他妈的，嘀什么嘀。”
她笑了好一会，然后穿好衣服，下楼来，回到前来分享她悲伤的亲戚中间。但他们跟她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没打电话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给她打了电话。不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给她打了电话。
那年秋天，飞机坠落时撞毁的建筑依旧被黄色的警戒带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开——虽然已经有好事之人进去，留下了喷漆涂鸦，写着酥脆伙计到此一游——安妮从网上收到了骇人听闻的信息，就是网虫们常喜欢向一大堆人群发的那种。这条消息来自戈特·费舍尔，佛蒙特州提尔顿镇的图书馆员。和詹姆斯在那里过夏天时，安妮曾在当地图书馆做志愿者，而尽管这两个女人相处得也不怎么好，戈特却此后一直把她作为自己季度八卦报告的对象之一。通常，这些消息都没什么意思，但这一次，在一堆婚礼、葬礼、4…h协会活动中间，一则消息让安妮顿时屏住了呼吸。杰森·麦克柯马克，老休尼·麦克柯马克的儿子，劳动节那天出事故死了。他爬上一栋小型消夏别墅的屋顶清理排水沟，掉了下来，摔断了脖子。
“他只是在帮父亲做事，你知道，他父亲前年中风了，”戈特写道，然后又开始闲扯图书馆夏末露天书会下了场大雨，还说那场雨扫了所有人的兴。
在长达三页的八卦新闻中，戈特并没说杰森是从谁家的屋顶上掉下来的，但安妮却深信他是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别墅上出事的。事实上，她有十足的把握。
丈夫去世——不久后杰森·麦克柯马克也出事了——五年之后，安妮再婚了。尽管他们搬到了波克拉顿的新居，她仍然常回以前住的地方。克雷格，她现在的丈夫，还没有完全退休，每三到四个星期就要去纽约公干。安妮几乎每次都和他一起去，因为她在布鲁克林和长岛仍有亲人。尽管他们人数多得让她不知如何相处，但她爱他们，爱他们表现出的专属五六十岁人们的丰富情感。她永远都忘不了詹姆斯的飞机失事之后，他们是怎样陪伴在她身边，给她支持，帮她渡过难关的。
回纽约时，她和克雷格从来都是坐飞机。她对飞行没有心理阴影，但她在家时，再也不周日时去佐尔丹面包房了，尽管她认为那里的葡萄干百吉圈够资格供天使们享用。相反，她改去弗罗格。事实上，当她听到爆炸声时，她正在弗罗格买面包圈——那儿的面包圈还凑合——尽管佐尔丹远在十一个街区以外，她仍然清楚地听到了爆炸声。液化石油气爆炸，死了四个人，其中包括常接待安妮的女店员。她总喜欢把袋子的口卷起来，对安妮说：“拿回家再打开袋子，要不然就不好吃了。”
人们站在路边，手遮眼睛，朝发出巨响并冒着浓烟的东边看去。安妮目不斜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她不想看到爆炸之后的浓烟，不需要这样的提醒，她也已经无数次地想念詹姆斯，特别是在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到家时，她听到屋里的电话在响。要么家里每一个人都去看当地学校的露天美术展了，要么就是没人听到电话响。只有她。等她掏出钥匙开门时，铃声停止了。
进门后她才知道，莎拉，她唯一没结过婚的妹妹，在家，但没有必要问她为什么不接电话。莎拉·伯尼克，曾经的迪斯科舞后，在厨房，正一手握着吸尘器，一边跟着乡村小子＇ 乡村小子（village people），美国的一支迪斯科乐队。＇的音乐跳舞，活像电视广告里的人物。她连面包房的爆炸都没听见，尽管佐尔丹离这里比离弗罗格还要近。
安妮看了了电话留言，但“待回留言”界面上只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无”。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很多人打电话都不留言，但——
电话查询显示最后一个电话是昨晚八点四十分打来的。尽管知道徒劳，她还是拨通了那个号码，虽然不抱什么希望，可万一吉米在那个像中央车站的布景里找到充电的地方了呢？或许对他而言，他跟她通话是在昨天。说不定只是几分钟前。他不是也说过，这里的时间很奇怪吗？她有太多次梦到了那次通话，结果它现在反倒变得像一场梦。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没有告诉过克雷格，甚至也没有告诉过自己的母亲，老人家已经九十岁了，对死后灵魂的生活深信不疑。
厨房里，乡村小子的声音在告诉大家，没有必要觉得沮丧。的确如此，她也并没有情绪低沉。不管怎样，拨通电话查询里翻出的那个号码后，她紧紧握住电话听筒，嘟——，电话那头传来声音，又是一声。安妮站在起居室，话筒紧贴着耳朵，另一只手抚弄着左胸口的胸针，似乎这个动作能让胸针下面噗通乱跳的心平静下来。嘟——，声音停止了，一个录制的声音告诉她，《纽约时报》正在搞优惠订阅的活动，优惠幅度前所未有，也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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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5 目睹了整个事件的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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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咪蒙
舅舅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死过一次。
那是上世纪60代，他才几个月大，就已是老病号，常常持续高烧不退。医生说，这孩子体质太差，难治。外公外婆毅然采取了行动，把他用小毛巾包好，轻拿轻放，丢在楼下阴沟旁，任其自生自灭。
之前外婆生了5个孩子，因为饥荒和疾病，只活了一个。对于孩子早夭，他们处理起来已经比较娴熟。
那一晚舅舅是怎么被救回来的，有两个版本。一说是邻居大妈围观了一阵，看舅舅哭得挺有劲，好心把他送回外公外婆家；一说是外公外婆一直不放心，每隔一阵就去探望，发现舅舅小命够顽强，抱回家接着养。外公外婆坚持是第二个版本。
后来每逢旁人提到这事，舅舅都笑嘻嘻的。他的乐观，出于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个俗语的高度信任。他一直在耐心等待那个后福，他有的是时间，不急。既然人生宏大的幸福已成定局，剩下的，就是在细微中寻找乐趣，做闲散的观察者。世界对于舅舅来说，就是一台大电视，搁哪儿他都能专心致志地看上一阵子，两只蟑螂打架他都能观摩半天，分析出谁是谁非。
对他这项爱好，我们那个小城市也很配合，时不时制造些乱子，提高观赏性。那种五线小城市，唯一能在全国城市中领先的，就是每年必入民间评选的十大暴力城市榜，按照恶性治安犯罪率来科学排名。城市跟人一样，总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意淫，总想爬上什么榜单风光一次，无论善恶。有一年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城市落选了，不暴力了不血腥了，大家有点愤慨，去各大论坛维权，质疑该榜单的权威性。
我上高二那年，有一天下了晚自习，骑着单车回家，后面传来密密麻麻的催促：有个中学出事了，有学生砍人了，赶快去看啊。
等我们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只剩一地血泊。听说是另一所学校的学生来寻仇，在校门口等着穿红衬衫的男生出来，用绞肉那种刀插入对方的肚子，把肠子扯了出来，给现场群众上了堂直观的人体解剖课。
凶手杀完人，直说自己错了错了。
他很懊悔。他要杀的是另一个穿红衬衫的。
那段时间我们都不敢穿红衬衫了。
给舅舅讲了这事，他提了21个有关细节的疑问，我答不上来，我说晚上还有作业要做呢，没法追根究底。舅舅那眼神，颇有点嫌弃我做事不分轻重缓急。
在围观这个领域，我确实不专业。舅舅跟舅妈恋爱期间，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舅妈坐在后座，沿着嘉陵江边，就着微风，谈论刚看的电影《小花》。前面的一场车祸打断了他们文艺青年式的对话。两辆卡车相撞，其中一辆车门被撞飞了，两位司机变成了两团不同形状的血肉模糊。舅舅舅妈在人群中焦急地探寻，搜集有效信息。救护车来了，把受伤的司机送往医院。舅舅骑车带着舅妈，一路飞奔，追赶救护车，了解后续进展。幸而城市小，大医院就一家，快接近医院，舅舅才惊觉后座变轻了。转头一看，舅妈不见了，车速太快，不知何时摔下去的。
假若没有舅妈掉下车这个意外，舅舅会跟完全程的，他不是那种半途而废的人。后来他证明了这一点。那次他骑摩托车，遇到一场两男一女的激烈殴打，就在派出所附近。警察可能有更重大的事要忙，一时没顾过来。其中一个男人抢了路边摊的西瓜刀，毫无章法地乱砍。舅舅的新衬衫上被溅上一道血。救护车来接伤者，舅舅飞车跟去医院急诊室门外，和另外几个好事者聚在一起，分析现场情况，综合各种情报，推断应该是错综复杂的情杀。2小时后，两个男的都被宣布死亡，尸体直接被送往殡仪馆。舅舅当机立断，驱车跟去了殡仪馆，半夜1点，死者的家属才赶到，双方家属发生撕扯，舅舅前去劝解、调停，等一切趋于平静，已是凌晨6点。舅舅去吃了碗牛肉米线当早餐，心满意足地回家。那两具新鲜的尸体，知道有这个陌生人的彻夜陪伴，会不会快乐一点？
三年前舅舅来深圳，他的精华时段是在欢乐谷，观看那些坐在船里从高空滑下来，接着被无数水枪射中的游客。他说，你们先去玩别的，别管我了。我在这里可以看1个多小时。说完就深情凝视着那些曾经、正在、将要变成落汤鸡的游客们，定时爆发欢快的笑声。我说舅舅大人啊，你也太恶趣味了吧。他答，出糗就是要有人看的，没人看还出糗干嘛。
说这话的舅舅，有股禅味儿。
前段时间我家附近出了大型车祸。泥头车撞上了安全岛，两对母女被撞死，就在散步回家的路上。那个5岁小女孩被撞到脑组织溢出，全身多处骨折，尸体被抱起来时，软得像用布做的。
事故几小时之后，被撞碎的柱子修复了。血迹擦拭干净了。擦破的黄线接上了。
车祸、死亡、尸体，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
四天之后，死者家属和一群路人在事发地点悼念死者。如果舅舅在深圳，他一定也在其中。他是执着的旁观者，对街头巷尾每场悲剧喜剧都给予了最严肃的注视。当我们对反常事件早已麻木不仁时，只有舅舅，愿意为这些故事和事故，长久地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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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6 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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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耀辉
（《一个身体》系列）
有人呼唤我。
我居然傻傻地向我面前墙上的一群头像暗中说，再见。大概二十张吧，横排成两列，黑白的，椭圆的，印在云石上，云石后的墙裂了好些缝，头像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全是男的，穿着我不肯定但姑且称之为唐装的衣服，挂得相当高，俯视着我。
木无表情。
虽然我明明知道不能够因为这里是诊所而要求这群老头为着我们的病我们的痛而难过，但，我是病人，于是我相信，软弱的人有权提出世界认为不合理的要求。
我想看到至少其中一人为我哭。
因此，我很专注地看着他们，看着他们，然后我发现我好像看到什么，怪异的什么，一时说不清楚，便听到有人呼唤我。
是护士，一身白，一手拿着应该是我的病历吧，一手半开着门。我顺着门半开时所呈现的残缺的倒三角，跑进去。
房间很简单，我看到一面镜子，写着‘济世为怀’。我看到自己。
苏医生，你好。
苏医生低着头看着病历上我的个人资料，说，第一次来呀，什么事？
他的头发很黑，很亮，凸显了白白的头屑，原来他有两个头冠啊，不是说有两个头冠的人特别聪明，还是特别邪恶，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