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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布蒙住瓶口，捧在手里一亮一亮的，仿佛捧着一堆星星。
因为同病相怜，病友们相处得跟一家人似的，一起过春节、包饺子、放鞭炮。有一个年轻些的阿姨，陪着丈夫来看病，她丈夫好像是一个退伍军人，那个阿姨估计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女青年。晚上客栈里所有小孩都坐在她房间里听她讲故事。她讲的都是一些千金小姐、书生、状元情感纠纷之类的故事，估计是看了很多古代评话和戏曲。听得我们这些小小子、小丫头们心跳耳热，似懂非懂。有一次妈妈私下问我小阿姨又给你们讲了什么故事啊，我说我就记得讲了一个小姐美貌无比，妈妈很不高兴，说以后小孩子家少听这种故事。当然她也会讲一些童话，记忆最深的是马兰花的故事：“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这是呼唤马兰花的咒语，我还为它谱了曲。早晨起来站在河边一遍一遍地唱，那算是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还有一位叔叔是我们沈阳的老乡，也是来治眼病的。他的女朋友在老家，每逢月圆他就坐在河边教我唱《敖包相会》，要偷偷地唱，那时这歌也算黄色歌曲。后来有一天他的女朋友千里迢迢来看他，整个旅馆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去长途汽车站迎接。记得那个姑娘围了条纱巾，长得什么样、穿的啥衣服我都忘记了。客栈里也有婚外恋的，那个时候叫搞破鞋。一个甘肃的女子陪丈夫来看病，爱上了我们东北的病友，闹到最后他们眼睛也不看了，丈夫气呼呼带着全家回了甘肃。
看了半年多，熊胆呀麝香呀，大家用药都差不多，没见谁的病奇迹般好转，老中医自己先撒手人寰了，他的儿子子承父业，继续开药。但是大家觉得儿子没得到老子的真传，于是纷纷收拾行囊回转家乡，我们也回了东北。
少年时离家闯世界，最爱住的是澡堂子，两块钱，大池子里可以泡澡，然后裹上浴巾，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等到澡堂子下班了，没有客人了，你就可以在里面睡了。那时候我发现有一些长年住在澡堂子里的人，说不清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晚上会互相搓澡，高谈阔论，讲一些趣闻。所以，到一个地方只要住在澡堂里就可以从他们这儿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我还睡过那种大通铺，很便宜，一块钱一夜。十几个人挤在一铺大炕上，虱子臭虫共享。每回睡了一身虱子，一路风尘地回家，妈妈总要把换洗的衬衣放在锅里烧开水煮，有时还要加点儿敌敌畏或者消毒水，虱子生命力实在太强了。
后来到了北京，卖唱挣了钱，街上捡了个女朋友，这时住店开始住单间了，生活质量有了个小小飞跃。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复旦大学旁边的弄堂里住宿，好像是个街道委员会开的旅舍。上海大妈用一种警惕审视的声音质问我们：“你们住一起有证件吗？有没有结婚登记证啊？”我们就编啊，说我们是兄妹。后来又加上是表兄妹，所以姓不一样，因为我眼睛不方便需要她照顾所以住在一起，动机是高尚的。大妈会忽然闯进来换热水瓶或者清洗茶杯，找种种借口进行抽查，就怕我们成为失足青年。
还有一次，女友在杭州失踪了，只留下口信说住在文三路的某个旅馆里。那时候我们身上连bb机也没有。文三路上有近百家旅馆，几公里长，想找到她那儿简直是西湖捞针。可是呀，爱情的动力拥有十万马力。早晨我坐火车到了杭州，从文三路路口的第一家宾馆开始问起，因为住宿都是有姓名登记的，我想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挨家询问。我的程序是先向路人询问周围是否有招待所、旅舍、宾馆，或者买瓶水向小卖部的老板询问。有时要偏离主街拐进弄堂、走进大院、穿过菜市场。有装空调的大厅里充满花露水味儿的高级宾馆，也有充满油烟味儿的家庭小旅馆。横向搜索无果，再回到主街继续向前，从早上搜索到下午，饥饿上火，疲倦但依然兴奋。下午还进入了两所学校，据说学校里有招待所，学生们听我道明缘由后煞是敬佩，就像见到了男版孟姜女一样，热心地帮我寻找。一直找到天黑七八点了，都快绝望了，最终在一个小弄堂的小旅馆里打听到有这么一个姑娘住在这儿，不过出去找工作了，还没回来。当时激动的我坐在前台，端着水杯的手直哆嗦。
一般来说，旅馆的价钱越低，房间的隔音效果就越差，有时候睡在床上，全楼的各种声音都能听得到，闭目想象就像在观看3d立体电影。当然最痛苦的是隔壁住上一对偷情的男女，那真是组织上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能体会到革命先烈烈火中永生的痛苦心情。
我判断一个房间是否合意主要靠鼻子，因为嗅觉方面往往不易掩盖，一个味道不好的房间别的方面相应也会大打折扣。某次住上海青年旅馆，开门一闻，腥臊扑鼻，我要求换房。服务员不满地进来也闻了闻，解释说，这没什么，是外国人的味道，我们是国际青年旅馆！我还很不习惯住那种没有窗户的房间。某次广州住高层宾馆，大概二十多层，进房间排气扇呼呼响，味道尚可，可是周围全是墙，窗台也挂了窗帘，窗帘后面是画出来的窗户。想着自己身处半空的石棺里，忐忑得一夜做噩梦。有的房间就是让人会做噩梦，尽管味道好光线足，但是睡梦中经常会出现凶杀、肢解尸体这种血淋淋的现场。在你之前，这床上不知睡过多少人，房间里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事情，他们的残余信息储存进墙壁中、抽屉里、衣架上。它们会潜入你的梦境，当然你也可能会潜入未来者的梦境，有无数人还将继续睡上这张床。
某次失恋远遁，住在兰州某医院旁的宾馆里，夜晚总能听见医院里家属的号哭声，又有一个人死去了，住得人甚是凄凉。在西宁跟一个姑娘合住一个类似青年旅舍的房间，因是旅游淡季，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晚上有喝醉的人在外面砸门，眼看锁头快断了，姑娘问怎么办，我们就把桌子、暖瓶、脸盆都顶在门上。后来突发奇想把我们住的上下床也推到门后，自己睡到上面，这下安全了，只不过一夜好几次梦见唐山大地震。在那曲的草原宾馆，有牛粪的香气，有个服务员叫卓玛，昌都人，歌唱得特别好。我趁机说服她，咱们一起去拉萨组个乐队找个酒吧，我弹琴来你唱歌，收入保证比干服务员强得多，等锻炼一两年回北京，找个唱片公司签个约，那你就是韩红第二啊！卓玛还真有点儿动心了，想辞掉工作跟我浪迹天涯。这时，她师范学校的表姐突然杀了出来。这位表姐受过教育，了解很多汉族人居心叵测，正言厉色地跟卓玛说了一通藏语，卓玛就不跟我走了，只是在送我上长途车的时候，在车窗下唱了一首昌都民歌，歌声如烟，扶摇直上，歌声未完车已开走。在拉萨罗布林卡汽车总站旁边的某个旅馆，人们听说我是唱歌的，马上把我拉到一个房间开了个小联欢会，在座还有两位坐台小姐，她们把这儿当家了，长期住在这里，提供特殊服务。我们又喝酒又唱歌，谈人生谈理想，有点儿像大学里的同学会，以至于后来有一次喝多了，饱暖思淫欲，想找她们开展点儿别的业务都不好意思开口。
去桑耶寺的经历最为神奇。桑耶寺气场强大，莲花生大师宝像庄严，威慑万物。第一次去那儿时我喜辩论爱怀疑，很狂妄。住宿的宾馆是在桑耶寺内，晚上餐厅里还放着流行音乐，我喝了两杯，借着酒劲向旁边的朋友发牢骚，这个地方太不敬土，商业气氛太浓。睡在房间里赌气，大殿也不屑去朝拜。结果我随身带的硬盘录音机突然坏了，一路上录的大量西藏声音资料全部丢失。嘿！这把我气的！不晓得这是不是冥冥中的警示。过了几年，再去桑耶寺，历经世事，心已宁静许多，先沿着寺外的转经道转了一圈，转经筒的声音如流水洗心，头顶，倦鸟归巢，有节奏地扑打翅膀清晰可闻。夜里睡不着想起白天喇嘛讲的收脚印故事：人在弥留之际，要把自己一生的脚印都收回到桑耶寺，因为这里是宇宙的中心。这时似乎真的听到一种持久的嗡嗡声，有点儿像六字真言的第一个音阶“嗡……”如风过山林，如地下河在幽暗中跋涉，或者像某种生物在长久地呼唤，神秘、深邃，但并不恐怖。死者的脚印四面八方地聚拢来，百川归海，满天的落叶纷纷扬扬，归于大地。生命亦如是：我们住过的那些陌生的床，将连接成为踏板，渡我们上船过河。那些日夜赶路的人，晨起留下空床，洁净的肮脏的床今夜会有别人安睡。也许我们行走的意义就是为别人腾空一间房子，腾空十字路口、路边的石凳、树下的阴凉。最后我们死去，认真地清扫自己的异味、污渍，为后来者腾空一小块儿世界。
（本文选自由陈坤出品、费勇主编的《行走》系列之三《去远方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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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33 鲸
t xt＋～小＜说＋天＞堂
作者/曹畅洲
每次坐在车里，看着外面雨下得很大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惆怅。我觉得雨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眼泪，使人伤感。但其实不应该，因为雨下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人坐我的车。每一天傍晚，当我看着地铁口的人群像软管爆裂而涌出的水流一样，凶猛地朝外奔走，我就觉得缘分的况味越来越浓。我快速地观察人群中的每一张脸，我知道，这些人中，将有一个人打开我的车门，和我进行一段短暂的相伴。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无论如何，这是缘分，停着的这么多不怀好意的车里，他选择了我，这就是缘分。再短的缘分我都很珍惜，因为在孤独的人生里，一刻的相伴都会闪耀出珍珠的光芒。而在下雨的时候，这种缘分感就越强烈。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慢慢害怕缘分。直到那一个雨天，她打开了我的车门，坐在副驾上，收起伞，说：“银河路514弄37号。”
“系安全带。”我说。
她戴着墨镜的脸向我侧了一侧，将安全带系上。
然后我们就都没有说话。沉默和缘分一样，都是让我又爱又怕的东西。我打开电台，让气氛可以显得不那么压抑。主持人的声音和车外骤密的雨声，同隐隐的发动机声响，似乎显得非常和谐，路边的树开始摇晃，行人逐渐消失，眼前只有红绿灯，和下一个红绿灯，模模糊糊的，像闪光的蝴蝶停在电线杆上。这一期正讲到夏天，据说民谣吉他的声音能够代表夏天。我将信将疑，这只是因为现在是夏天而已，而与吉他无关。不过，后来我相信了。
车内响起了吉他声：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
“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身边的女人跟着唱道。
“喜欢陈绮贞？”我问。
“以前喜欢，现在不了。”她说。
“为什么？”
“太多的人喜欢了，我就不喜欢了。”
我看不见她的眼神，却能闻到她的发香。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打开了近光灯，暴雨变得更加晶莹和美丽。电台里的声音还在缓缓地唱道：“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
车到了她家楼下，我开了车内的小灯，她一面付钱，一面问：“你明天还在那里么？”
“嗯。”我说。
“我还是那个点下班，不要走。”她说。
“嗯。”我说。
“还有，这个。”她把车前的活性炭玩偶拿起来，说，“我帮你换了它。”
“为什么？”我很不解。
“这是什么？‘一鹿平安’吗？”她问。
“是啊。”我说。
“可惜，这是只‘麋鹿’。”说完便笑着离开了，黑色的长发融进了夜色里。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很奇怪。我时常站在阳台上观察对面的楼房，看着夜晚降临时，一盏又一盏的灯熄灭，一盏又一盏的灯又亮起，我的视野里，几十个家庭，几十个人生，几十个故事，同时发生，在这个角落暗下的灯光，总会在另一个地方同时点亮，在四楼某户室的哭声中，我同时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