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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扭曲——他们完全有资格扭曲。当然，对贫困生的解读还有很多，比如一些三好学生就冲我说：“中国人太多，大学师资又有限，不应该只看到贫困生的生活难处，也应该看到国家扩招政策给予更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三好学生里也有贫困生，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相信这个国度多数教育机构第一运作目的是盈利，其次才是育人。中国大学有着不逊于英美的专业数量，却没有足够专业的人才，我们处处学着西方，最后只学了个样子，很多本科生的课程本可以压缩在两年内上完，却逼着他们交了四年学费。
四年后，我毕业了，顺利拿到学位证。我找到辅导员，问道：“我们是学设计的，为什么给我们文学学士证？”她说：“哎呀，咱们学校文科类只有这几个学位颁发资格，有你的就不错了，你还挑。”
2、姓焦的老师
我出身不好，加上顽皮，从小到大没上过什么好学校，也没遇到什么好老师。小学他们拿柳条子抽我，罚我去北风呼啸的门口站着。初中他们当众挖苦我，将我画的四格漫画撕碎后扔进炉火。高中他们干脆把我爹叫到学校揍我，我被揍急了，却不能揍爹，只能当着他们的面哭了。
大学老师显然比中学老师和蔼许多，因为这种地方没有升学压力，学生成绩的优劣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加上学生们正值娇滴滴的年华，他们尽可能地与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我们辅导员是个年轻的姐姐，音乐学院刚毕业的研究生，活泼可爱，笑靥如花。她虽是师长，却也是个孩子，擅长当众唱歌跑调和手绘各种惨不忍睹的儿童画。这个大孩子辅导员被学生传诵最多的是她的择偶段子，她身家显赫，父亲是将军，母亲是教授，哥哥也刚刚晋升中校，简直不可一世，她公开自己的择偶标准：有长相、有才华、有大钱，满足其中两条即可参选，所以至今也没听到她结婚的消息。
作为传播学院的艺术生，我们有着全师大最新潮的领导。院长本是名画家，写生季跟着学生一起上山下海，到了晚上，他还会怀着浓浓牵挂不顾小伙子们赤裸的胸膛溜进男生宿舍进行慰问，他拉开灯，摆出白酒和烟草，嚷嚷道：“都起来都起来，才几点就睡觉！”学生有不抽烟的，他照发不误，嘴里唠叨：“不抽烟算什么男子汉。”学院新调来的副书记，比画家院长更加年轻，嗓门儿更加洪亮。他原是校长秘书，因办事利落得到提拔，同时他也是石家庄知名司仪，平日里开着私家车到处参加红白喜事赚钱。他的代表歌曲是“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每次在学校大舞台唱这首歌总能震翻全场，站在远处的外学院学生呆呆站着，真以为台上这位是总政歌舞团来走穴的。
男生最喜欢的，永远是体育课。师大的体育课根据志愿调配，每个学期都要填写自己的体育志向，包括我在内，多数人第一志愿永远勾选舞蹈，但最后总会被筛选到其他课程。我没有气馁，孜孜追求，第四次在表格上勾选舞蹈，终于被分到了散打班。散打课是所有体育课中人气最低的，不是说大家不喜欢格斗，实在是害怕那个散打老师，他是学校体育部主任，他的课不论男女上来就是几十个俯卧撑，不标准，就踹你屁股，下课，再做几十个俯卧撑，还是不停地踹屁股。散打老师喜欢边抖动肌肉边讲述他见义勇为斗歹徒的故事，他一遍又一遍地教育我们不吸烟不吃酒每日坚持晨练便可如他一般健美。2006年冬日清晨，人们在单杠旁发现他的尸体，脑溢血。
春末夏初，师大女生集体开始饿肚子，因为游泳课又要来了。蛙泳是师大的必修课。但平原子女，着水就紧张，一个个的窝在浅水区发懵，游泳老师扯着一脸的横肉说：“怕什么，都给我往深水区走，一脚把你们踢过去喝几口水什么都能学会。”我们蛙泳考试最终全数通过了，包括那个游了半截儿实在撑不下去换成狗刨儿的学生，游泳老师在岸边扯着一脸横肉不停地鼓励他：“你他娘的快点刨儿。”
大三后，再没有了艺术课与体育课，只剩下软件课与理论课，于是我开始频繁逃课。我连班会都不参加，整日闷在图书馆和宿舍里，笃信图书馆随便挑本书都能秒杀那些虚张声势的理论课教授。可即便是理论课，也开始减少，渐渐地，传播学院变成青年疗养学院，大把的课余时间，接踵而至的节假日，让那里的学生更加散漫与堕落。我们班有一个神一样的女生，四年里，她只有开学交学费和期末考试时才现身，大家都说她和她的警察男友云游四海去了，可就是这样的家伙，最后也顺利参加了毕业答辩。
师大的毕业答辩，同样是走过场儿，老师们根本不看学生从网上下载的论文，只是象征性聊聊天，就算通过。也许是我“逃课王”的招牌太大，坐在对面的两个老师准备好好释放一下成见，他们一脸不屑地说：“王云超，哈哈，你小子，我给你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就没见过你几回，现在设计类工作竞争多激烈啊，就你这个样子，以后能不能吃碗饭都不好说，你好自为之吧。”
五年后，从别人口中得知，当初嘲笑我的两个答辩老师，一个因为和女学生约炮差点挨打，一个做生意失败头发掉光。读书人不一定都有出息，更多读书人的心胸与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一生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我眼里，那两个狗眼看人低的答辩老师还不如当初教我们马哲课的焦老师，焦老师除了在课上大声介绍自己是传播学院唯一姓焦的老师，再无其他事情供我们回忆。
3、后荷尔蒙时代的爱情
谈恋爱，是大学最著名的景观，每一个中学时代饱受压抑的人，一上大学便迅速脱下裤子。家境好的，追求长相姣好的。家境一般的，冲身边姿色一般的下手。糟糕的性启蒙教育，使中国大部分大学生的爱情观远不及他们的下半身成熟。很多大学生的爱情，根本称不上爱情，不过是一堆粉饰过的性欲与赤裸裸的虚荣，不甘心躲在厕所自慰的男生，被言情小说迷得晕头转向的女生，携手品尝真正的禁果。尝完，上瘾，开房租房，直到其中一方腻了，找个漂亮的借口离开，留下另一个在原地迎风流泪或破罐子破摔。
相比那些坐在网吧角落搜黄图的外学院男生，艺术系男生十分幸运，大家都有自己的电脑，可以利用蜗牛般的校园网熬夜下载a片，然后光明正大地在机房交换u盘。a片几乎占据了师大艺术系男生四分之一的时间与精力，这种氛围下催生出来的男女交往，也基本以肉体的喜厌为标准，那些高富帅级别的艺术系男生，成为各大艺术类学院的山大王，他们恨不得将所有能追到手的漂亮女生睡个遍。
因为对摇滚乐近乎疯狂的追求，我无暇他顾，很快就成为班上刺眼的单身汉。大二上半学期，山区贫困生都有了妞，他们从出租屋泄欲归来，自然要冲单身汉耍耍优越，趾高气扬地站在床头说：“超，你怎么不找个女朋友啊？”我说：“没有不要紧，但也不能凑活啊。”这句话很快传到他们女朋友耳朵里，女朋友们一下子全急了，大骂我是王八蛋。
长久以来我都有严重的中文系情结，这可能与自己喜欢文学并且家中几个姐姐都是中文系出身有关。入学师大时，我就混进中文系文学社，结交了一大堆中文系的学生，但不到半年就和他们结伴滚了出来。大学社团，是个和军训一样无聊的东西，它只能成就一两个人的学分与威风，其他大部分时间只是个意淫官场的游戏。
社团的中文系女编辑出于挽留，也出于怜悯，主动介绍她们宿舍最后一个单身女生给我，我果断笑纳。与我约会的中文系姑娘，长相、气质、成绩均属一流，她知道我私下在搞文字创作，提出阅读要求，我思考再三，还是将含有自己身世描写的随笔集送给了她，之后她就没了人影儿。她向我叙述过她的身世，她是三线城市的市民，也出自小户人家。父亲早年嗜赌，几乎败光家产，其母生于贫苦也醒于贫苦，平日里常常告诫女儿：男人都靠不住，攀枝要攀高枝，嫁郎要嫁金郎。显然我不是什么金郎，连个银郎都算不上，这着实气坏了她。
我托人传话数次，终于在舞蹈系练功房后见到了她，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放弃我的真正原因。一路旁敲侧击问她缘何如此，她鼓足勇气，停下脚步，望着我说：“咱们还是做好朋友吧。”我说：“不行。”她说：“你怎么这样？”我说：“就不行。”自此，不复相见。
据说这个姑娘随后又搞了两次对象，想必都是家境殷实的男生。可不知为什么，也都无果而终。总之，她也失败了，她为此付出的不仅仅是贞节，还有学业，同宿舍的其他女生都考上了研究生，她只能拿着一纸本科文凭回老家任教，接着火速相亲，嫁给当地一个二百多斤的富二代。
几年后，提起这个中文系姑娘，社团的老同学们直言她有这样的结局也算不错。但我还是为那份长相和气质唏嘘，作为一个少有的知性范儿的姑娘，她不应该只得到这些。
老同学们提供了更多的八卦，说这个姑娘生了娃娃，做了母亲，各类聚会，从来都是一个人参加，还是喜欢摆出一副高贵的架子。她喝完酒后喜欢对身边的人抱怨，抱怨过去，抱怨现在，抱怨所有曾令她付出过的东西。她注册了两个qq号，一个号码扮演贤妻良母，一个号码贴满黑金属摇滚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绘画，她一遍又一遍地对人诉说着“婚姻就是长久地忍受痛苦”。
有人说：女人是爱情最大的消费者。可现实中很多女人并不迷信爱情，她们更迷信物质带来的生活。女人的物质，源于中华千年的男权，生产资料由男人把持，女人就不容易得到尊重，选择更好的男人成为她们唯一可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她们唯一的安全感，薛宝钗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也只能把前途押在男人身上。
所以，我不恨那个中文系姑娘，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我也不再诋毁大学生的恋爱。这显然低估了大学生的心机，一部分大学生确实付出过真心，比如我这样的，一部分大学生也远比我想象中成熟，比如那个最终得到了金钱的中文系姑娘。
与中文系姑娘分手的当晚，石家庄下了四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望着窗外灯光中凌乱的雪花，几乎心碎了。这段夭折的感情给我价值观带来的毁灭性冲击影响了我许多年，我再不敢轻易相信女人，再不敢轻易触碰心灵，一个人走穿着盔甲到了今天。
4、轰隆隆的歌谣
尽管遭遇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情劫，如今回忆起大学，我还是会告诉人家我的大学是幸福的，因为我有摇滚乐。
为什么总会有人在青春期迷上这种吵闹的颓废的音乐，也许真像某位朋友说的：这些孩子的童年太糟了。不幸的身世让我们比同龄人早一步见识到人性的丑恶，也早一步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我们来说，摇滚乐带来的不只有感官高潮，还有一扇重新认识世界的窗口，没有人再去听那些无病呻吟的港台流行乐，也没有人再去信那些虚伪的主流教条，大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与哲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追求快乐的方式。
红旗大街，石家庄最知名的高校区，也是省城最知名的夜市，这地方只有一样商品与我有关，就是打口唱片。作为最后一代打口青年，卡带、cd、音像店、地下演出、摇滚杂志几乎占据了我全部课余时间和全部零花钱。那个时候的师大，整届中文系也不见得有五个人知道大卫·鲍伊，更不会有人理解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些残破的卡带和光盘。
当年石家庄有三处著名的打口店，分别是倚梦、极端音乐以及金旋律。我对倚梦的感情很深，不光因为这个店在师大旁边，也因为他们光明正大在货架上摆打口唱片。倚梦店员是老板娘的弟弟，也是个人见人爱的个小帅哥，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递一支烟笑着打招呼。他蹲在地上，拧开功放，陪我一起聆听tiamat的专辑，曲酣，指着窗外的雾霾天说：“你看，这种天儿配上这种音乐，多带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