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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男人总是比女人多顾虑。而瞻瞻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走向。起初，她的确有种渴望鱼死网破的挣扎，后来才发现，尽管一切做得如此明显，她丈夫从不会相信她有这种能力。他一定以为，自己还是高中时那个偷偷初恋的女生。她在这段婚姻里兀自成长，终于成长为了一个游刃有余的女人。
她依然保持着一张热络的面孔，依然会为一块蛋糕大呼小叫说：好好吃啊。她的丈夫开始给她准备结婚七周年礼物，小情人则在半夜偷偷发来消息：喂，今晚要不要出来？
即便在这种时候，她也不会有猛烈心跳的感觉，支使老公出去切盘水果，然后她进卫生间打了个电话，以无限慵懒的声音说：我正在曼谷出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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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7 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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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崇达
我那个活到99岁的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五十多岁突然撒手，阿太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她想不开，轮流看着。她却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祭祀的供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太小跑出来，一把抓住那只鸡，狠狠往地上一摔。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阿太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所以讲话偶尔文绉绉。众人皆喑哑。那场葬礼，阿太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要进入焚化炉，她也只是乜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号哭的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的打盹。
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很不理解阿太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她，阿太你怎么不难过。阿太满是寿斑的脸，竟轻微舒展开，那是笑—“因为我很舍得。”
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太经常到我家来住，她说，外婆临死前交代，黑狗达没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她所谓的“舍得”。
阿太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她在厨房很冷静地哎呀喊一声，在厅里的我大声问，阿太怎么了？“没事，就是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她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病房里正在帮阿太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太的故事。她曾经把不会游泳的、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又看她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邻居都骂她没良心，她冷冷地说：“肉体就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等阿太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她故事的真假。她淡淡地说：“是真的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
我因此总觉得阿太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她甚至是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九十多岁了，依然坚持用她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她回去，她总是异常生气：“就两个选择，要么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也因此，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镇外挪。
然而我还是看到阿太哭了。那是她92岁的时候，一次她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家里动不了。我去探望她，她远远就听到了，还没进门，她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太动不了了，阿太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她就倔犟地想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她哭着叮嘱我说，要我常过来看她，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等一整天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太家跑，特别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她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
后来我上大学了，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她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太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她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她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她不甚明白地笑，展开那岁月雕刻出的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
知道阿太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太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太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来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那一刻才明白阿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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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8 从黄段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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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苗炜
先讲两个黄段子。
话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非洲坠落，机上三个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落到了丛林中，遇到一帮食人族，要把他们三个吃了。三人苦苦哀求。野人说了，我们大王有令，你们三个脱了裤子检查，那玩意儿总长不多不少20厘米，大王就饶你们不死。美国人脱裤子一量，8厘米；英国人脱裤子一量，7厘米；日本人，5厘米。正好20厘米。食人族讲信用，把这三个人给放了，三人赶紧跑。到了安全地带，日本人说，幸亏我刚才硬了，要不然咱们三个都得死。
话说还是在非洲，还是有三个人，英国人，美国人，当地黑人，一起去河边钓鱼。到了河边，英国人掏出那玩意儿，往河里一探，说，水温摄氏26度；美国人也掏出，往河里一探，说，水温华氏78度。黑人诧异：你们的家伙还有这样的功能？他也掏出来，往河里一探。过了会儿，说道，水深2英尺7英寸。
这两个黄段子，讲的是大小问题。这个问题在小白的《表演与偷窥》里有详细讨论。《表演与偷窥》全篇直指下三路，偏偏书评都要说他有智识趣味，高级，我可不想陷入他的叙述陷阱，我就打算用黄段子来说明问题。我觉得上面两个段子还有个妙处，那就是“转换”。在笑话的结尾处，巧妙的转换了一下。
这种转换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小说，《刀疤》，那个刀疤脸讲了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穆恩，在故事结尾处，叙述者角色发生转换，叙述者就是背叛者。“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转换”这个词，太不高级了。要是学术一点儿，我们可以探讨“元叙述”问题，博尔赫斯这个很短的故事，将叙述主体的叙述行为和动机直接呈现于小说的叙述过程之中，结尾将读者对内容的关注转移到叙述方式上来。
还有个笑话，说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希腊人，去酒吧喝酒。酒吧里有个测谎仪，专门能检测谁吹牛。英国人对着测谎仪说，i think i can 喝十个。测谎仪呱呱乱叫，英国人说，好吧，我只能喝7个。美国人上去说，i think i can 喝七个。测谎仪呱呱乱叫，美国人说，好吧，我只能喝5个。希腊人上去说，i think，测谎仪呱呱乱叫。
这个笑话的结尾没什么转换，“咔”的一下就完了，有点儿冷。但你仔细琢磨，它有一股子尴尬味道，希腊人说他think，就是谎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希腊人一think，测谎仪就呱呱叫。
这种尴尬，是很多小说描述过的“困境”。甚至是所谓“现代性”的来源之一。
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10又1/2章世界史》，里面有个故事叫《不速之客》。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历史教授，大概和《百家讲坛》上的某些教授很相似吧，他受邀到地中海一个邮轮上给游客们讲历史，这是个还算奢华的旅游项目，他带着他的女友前往，行程顺利，他的演讲也算成功。忽然，邮轮上来了一帮恐怖分子，他们把邮轮劫持了，把美国人、英国人分为一组，把瑞典人、日本人分为一组，向外界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威胁每过两小时就杀死一个人质。游客们不解，为什么这帮恐怖分子要杀平民。恐怖分子说，既然你们不理解，那这位历史教授就来讲一讲吧。于是，历史教授按照恐怖分子的世界观来讲述犹太人、阿拉伯人、大屠杀、美国中东政策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其目的是要向人质说明，恐怖分子现在的做法有其合理性。
这个故事让我着迷，它揭示了一种人生绝妙的尴尬时刻。
笑话中有很多这样绝妙的尴尬时刻。某人下班，去买鸡，售货员发现，冰柜里只有一只鸡，正好卖给他。放到称上，说一斤半。顾客说，太小了，能换个大点儿的吗？售货员鸡贼了，把这只鸡放回冰柜又拿出来，称，说，这个一斤七两。顾客摇摇头，还是小，这样吧，你把刚才那只拿上来，我两只鸡都要了。
不管是黄色笑话还是一般的笑话，它都是一段非常好的叙事。
一个小说作者，或者是纯理论的，或者是比较业余的，都会研究一下叙事和修辞。在我看来，《表演与偷窥》一书，就是小说家小白的叙事学研究，他以色情为对象，研究电影、文物、小说、图像，探究色情怎么被叙述，如何肆意夸张，如何蕴含想象力。这是一种严格的叙事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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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9 爬
（／t／xt｜小／说天｜堂）
作者/铁头
也许是一九九八年，我读香村小学，课间时候喜欢蹲在围墙下的阴影里，用手中的木棍儿在地上抠字，或者弹珠子，讲秘密流传的鬼事。天被烧得软塌塌，四边角垂下来。炉盖都烧成灰了，花坛里于是喷出火光。鸡冠花是煤块，还有串红花也是。夜晚还早着呢，操场上的树也渐渐烧焦，散发出滑石粉一般苍白发痒的味道。时间可以证明，那些腐烂着的无关紧要。至于恐惧，或者尊敬，是长大以后的事。
他喊我，小孩儿。于是我顺着声音的方向低头望去，但隔着一面红色的围墙，什么也看不见。我把头使劲儿往两条腿的中间低，低到脚踝，透过半月形的排水洞，看见一个头发蓬乱的人在咧着嘴巴冲我笑。
我问他干嘛。
他说想求我一件事。
我几乎是倒悬着头与他说话，见他趴在墙外的地上，脸是斜的。这个人我从没见过，问他是什么事。他艰难地咧着嘴，把手伸过来，手指间夹着一张两元的钞票，说，你帮我买两根麻花吧。
我说好，就接过他手中的钱，同时注意到他的手指头黑得像炭棍儿一样。吸一吸鼻子，又嗅见一股腐烂的臭味儿。炎热的盛夏，这味道倒也并不陌生，那些死猫死鸡从上游冲到下游的河滩，躺在白色的刺人眼球的鹅卵石上，散发的正是这种味道。
我捏着钱向学校里的小卖部走，想他的手指怎么那么黑。跑回来后再把脸低下去，把手中的面包递向他说，麻花卖光了，给你买了两个面包行吗？
他说好，接过面包，又说谢谢我的话。
我说不用谢，见他把面包夹在一条胳膊的胳肢窝里，用另一条胳膊像划船那样在地上蹭，一划，一划，沿着庄稼地爬远了。我明白他是一个残疾人，他的手指头已经腐烂了，还有脚趾头和大腿，那些变黑的地方都烂了，散发着很臭的味道。像死猫死狗蜷缩在白骨般的鹅卵石河滩上，散发着下坠的气味。
那个人爬得很灵活，地面上是结实的土和沙，他爬时的声音像秋风扫落叶，是一咝，一咝，一咝，慢慢地听不见了。他爬走后，我的同学小黑跑过来指我的鼻子，气冲冲地问我是谁让我给那人买东西的。我不理解他的话，说他是残疾人，为什么不能帮他买东西。小黑说对，对，那你就给他买吧。他说这话时脖子是一歪一歪的，很鄙夷地望着我，那两根脖筋像两根正分裂着一块肉的筷子。
放学后，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外祖母家院门口的旧碾盘上。那是一个已经好些年不再使用的椭圆形石头，扁扁的，曾经它碾碎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