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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过的事跟某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不可，也不是要归咎于什么，甚至于对那时代不无理解之处。但是不在那个年代，不在那个地方，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
“那，”我说，“你的事，你没告诉她？”
“她知道。”
那时我还会对这样的事感到匪夷所思。“那，她还要继续跟你继父的关系？”
“她跟我说，你就当是报恩吧。”
就是这样。继父出现在这种故事里总会比亲生父亲好一些。我想是这样。
她问我，跟她回她住的地方，怎么样？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跟她说过，如果我去她家，那么只是去她家。她是个孩子，我对不快乐小姐的兴趣也并非那种。在我们走去她住的地方的路上，我脑子里想的并不是她，是某些抽象的东西。
沈阳的那个时期可以叫做慕绥新时代，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慕绥新是当时的市长，激变时代的明星人物。那是丹东港的舰只大摇大摆地驶往公海带回大宇汽车，而沈阳的工业建筑与灯红酒绿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的年代。他通过地税局的税收通告让色情产业合法化，后来病死于监狱。市民们畏惧他，传他的流言，亲近他，憎恨他，最终崇拜他，概因此人是真正的市井无赖。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如何发生。这种人的征服力我们深有体会。在酸菜白肉、酒和严寒之外，是对放肆无忌的深深激赏，定义了何谓沈阳人的灵魂。
红灯区尚来不及集中，到处都是。我们身处当时当地，对一切了然于胸。不可能有人比我们更了解那种建筑为何样子奇怪，没有窗户，堡垒一般，门缝里透出粉色的灯光。至于内情，你不会真的想听。难忘的年代，嗯？奇诡之城。若不是我尚不曾像如今这般回望过去，那一切本该有些惊悚的味道。
色情，需要谈这个。
要问我们，一九七零年代生人，在可叫作灵魂的那个地方从当年继承了何种对于性的态度，并不容易回答。我琢磨过这个问题，想到的最接近的答案是“过度”。小学有个时期我妈不让我玩跳棋，可我总是跟一个伙伴在暗中玩，不惜跑去各种隐蔽的地方，次数一定超出了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然后有一次突然吐在了棋盘上，那是一种放纵、恼恨之感，夹杂着欢乐。我们对于性的感觉中被迫继承了的部分与此类似。没有字词能准确描述它，它只是“x”感觉。
无妨承认，我也去过风化场所。电台里有个叫孙中堂的家伙，为大家提供安全情报。你可以理解为当时有一个隐形“公司”在管理着一切，警察仍会突袭脱离公司的地方。孙中堂是风月场里的cia，我们都依赖他的情报。
好吧，那时我们一分钟内就会见到十几个裸体姑娘。我第一次见到了内陷的乳头。第一次见到了几乎与皮肤同色的。等等。鱼水之欢不费什么钱，主要开销是酒。洗浴中心的那种我没试过，那会尴尬得没法进行。我去过唱歌喝酒的地方。“下班没？嫖娼去不？”真有人互相这么问。那跟“老四季抻面吃不”是一样的。欢场上趣闻颇多。如果你多嘴问小姐是哪儿来的，她们多半骗你说，白城的。白城是吉林省的一个地方。反正莫名其妙，一夜之间所有的小姐都变成了“白城老妹”。这种事越来越向黑色和滑稽演进。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个家伙一面让小姐抚弄着那话儿，一面问，你见过的鸡巴有一土篮子没？你知道土篮子，就是我们在小学劳动课上挖土用的那种柳条篮子。
我停止了这种，怎么说呢，1/2淫冶生涯。有人找我，我推脱掉。“x”感觉。
无论如何，我曾认识一个奇怪的三陪小姐，她的父亲，继父，是某个高官。
回想起来，刘娅楠带我回她住的地方，就是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告诉我这个。咖啡馆太吵了。“其实我也不是在玩儿，我现在是，”她顿了顿，说，“做三陪的。”
她不是为了让我震惊而故意停顿，但还是起到了效果。那间客厅，刘娅楠与人合租的房子中的一间，在天色映衬下，比她的面容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我一想到那间屋子就回想起那种惊讶之感。我没想到她说的事。
客厅里没有地板，是水泥地，干净冷清，也称不上简陋，考虑到地段，租金应该并不便宜。屋顶有台吊扇。我坐在沙发上，她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如今回想起来，那天的感觉是什么呢？那一切太冷清了。茶几上没有待客的水，没有水果，没有音乐也没有别的声响。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人相对而坐。
刘娅楠说她去陪酒，脾气很坏，喝醉了就要骂人。是的，她常常骂人。那谁给你钱呢？我诧异地说。也无所谓，她说。我记得她又重复了她无所谓钱的意思，反正她向继父要钱。我们应该聊了不少，毕竟那是一下午的时间。肯定聊到了她的男朋友。她有个男朋友，是她在那学校时的老师，有家庭。我在想那这就像一次车祸带来另一次车祸。她犹豫了一会儿，“他不是骗我的。”如今我记得的只有这些。17岁的姑娘这么说可不意味着什么，我想。
然后，这孩子正在纠结要不要陪客人睡觉。
“我不陪客人出去。客人有要求，我不做。可也就是现在还没做吧我想。”她依旧说得迟缓、艰难，“也许哪天就做了。其实，我觉得就快做了。也有可能永远不做吧，反正要是不做就永远不做，要做就最近吧。”我记得她这么说。
我猜你在别的什么地方，不会遇到一个高官的继女会考虑这种事。她看上去脆弱，对平常的东西颇为警惕，却又在危险面前缺乏警觉。她处于毁灭边缘，我这么告诉自己。我遇到了这么一个姑娘，就像捡上了一个麻烦。漂流篮子里的婴儿，或者什么东西。按照电影情节我该拯救她了。可我也知道，这只是她决定对什么人吐露秘密的一天。我只不过恰好是那个人而已。
我离开前，她的室友回来了，脸色疲惫木然，跟她匆匆打了个招呼，立刻钻进了卧室。
“她就什么都做。”刘娅楠说。
那时姑娘们在欢场上是分为无形等级的，前三等分别是歌舞团演员、大学生和来自整个东北的美女们。刘娅楠大概是第四等。我想她的室友该是第六等。
我走到夜色渐浓的小区门口，等着出租车。那儿有个家伙，外号“赵主席”，每天都站在杂货店门口摆着中国人民都熟悉的姿势，像挥别又像打车，等人给他钱好买酒喝。这时他买到了酒，仰着脖喝着。毕竟有人实现了心愿。
夜里我照常主持节目，风波好似已经过去了，又有人打进电话来再正常不过地哭泣。
次日下午，我让孙中堂带我去见四哥。在沈阳惹上了麻烦，向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找你身边离黑社会最近的人。在北市场，我问鱼贩有没有更大的胭脂鱼。“有再大一点儿的我把脑袋给你。”鱼贩说。那位老四，人称四哥，在沈阳赫赫有名但没多少人见过的人物，按照孙中堂的说法，深居简出，爱好不多，最大的乐趣就是踱着步子，让他的胖脸在鱼缸背后时隐时现。
孙中堂开着起亚——如果你混得好又没有好到开林肯，那么就会开起亚——带我去肿瘤医院。他告诉我，四哥罹患肝癌正在住院。“快到点儿了。”他说。他的意思是四哥行将就木。
“也该死了，老流氓不行了，活着也是给人打工。”孙中堂跟我抬着鱼缸爬着医院的楼梯，说，“你记着我的这句话，兄弟，你永远记着我这句话——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没见到四哥，病房门口的几个家伙拦住了我们。他们在走廊上摆了一个棕色皮沙发，面前是张茶几，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煮鸡架、烤鸡头、人头马、金表、匕首和一把短筒猎枪，还有一大盆鸡汤，上面漂着香菜。他们舒舒服服地坐着，就像在自家客厅里。其中一个家伙是个瘫子，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娃娃脸，坐在旁边的轮椅上，似乎是其中的头目。他们叫他“九哥”。后来我再没见过这个人，但听说他接手了他们的生意。
抽我耳光的那个家伙也在那儿，他嗤笑着，表示四哥不会亲自处理我的事。“长眼睛看不见九哥在这儿是不？”他非难说。这等于说这事归九哥处理。“没机会认识九哥，第一次见。”孙中堂赔笑。“谁你都认识你还是你？”那家伙说。
走廊里光线昏暗，九哥坐在阴影里，面部模糊。轮椅上的双腿显然萎缩了，腿上放着一只小鳄鱼皮包，我猜里面装的也许是把枪。他正在喝着那瓶人头马，拿着酒杯的手一指，我和孙中堂随之站在他对面，后背贴着走廊另一侧。
“我电台的，真没想到有幸见到九哥。”孙中堂惶恐地说，把我惹上麻烦的经过讲了一遍，强调我不懂事，单纯，不明白翡翠宫牵涉广大。“我老跟着四哥，八七年在三中就特别铁。九哥我老听说你，今天太荣幸了，第一次见。”
九哥喝着人头马，又拿起勺子，捞了点儿鸡汤里的香菜吃，继续微笑，沉默不语。
“给四哥带了点儿鱼。”孙中堂指着我们抬上来的鱼缸说。
九哥摆摆手，好似揣摩着我，兴味盎然地问，“午夜节目？”
“是。”我说，拿不准他要干什么。
九哥回身又倒了一杯人头马，眯缝着眼晃动着杯子，颇为幸福地慢慢啜饮着。
“梅毒来一段儿。”他说。
“啥？”我说。
“九哥让你来一段儿梅毒！”抽我耳光的家伙说，“操你妈你不是午夜节目吗？”
又过了片刻我才恍然大悟，这些家伙以为我主持的是午夜性问答那类节目。我清清嗓子，琢磨着那种节目该怎么主持才好。“梅毒，梅毒是，十分重要的性传播疾病，”那感觉十分怪异，“梅毒是我国一种常见的性疾病······”
“别背书，”九哥说，“来段儿节目。”
“你在节目上怎么说现在就怎么说。”孙中堂紧张地说。
“梅毒。”我暗暗呼了一口气，说，“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你好······看来这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先请你说说你的病情······”
“我得了梅毒！”九哥笑眯眯地说。
忽然之间，我克制着不去跟孙中堂交换眼神。我要么交上了难得的好运，要么就是碰到了最要命的厄运。在沈阳要真正激怒或说服任何人你都得把他们灌醉，而这家伙已经醉得像只猫，他喝醉的反应就是像个唐氏症患者似地微笑。
“我听你这个说法，大姐，你得的是梅毒啊。这个病可不好治啊。”我说，“从你介绍的你老公爱去洗浴中心的这个情况看，传染源就是你们家姐夫啊······”
九哥颔首赞许，另外几个家伙狂笑起来，医生护士们在走廊的另一端远远观望。
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初一的时候，有一次音乐课上我睡着了，醒来时发现音乐老师在弹风琴，大家在唱着什么歌，由于某种不真实感，我纵情高歌起来，声音之大，压过了全班所有人。我只顾畅快地唱歌。现在，我就进入了那般状态。
“······你这是三期啊，大姐！赶紧治吧想什么呢，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啊！”我说。
“尖锐湿疣来一段儿。”九哥说。
我告诉某个听众，他患了非常严重的尖锐湿疣。
“淋病来一段儿。”
艾滋病来一段儿都行。
末了，九哥满足地点点头。他喝了一杯又一杯，舌头已经僵直。“不错。”他说。
我想我们可以脱身了。
“九哥，你看他这个事儿，四哥那边儿······”孙中堂愉快地高声说。
“四哥是你叫的啊？”一个家伙说，“四哥在病房里边呢，你妈逼叫唤什么？”
我想那其实无所谓，我们在四哥病房外大呼小叫已经有一会儿了。四哥也许早已昏迷不醒了。孙中堂低声赔不是。九哥又指指我，“你的事儿，不存在了。”
孙中堂对我直使眼色，可是我已经毫无感觉了。
“那这事儿就没了啊，九哥？”孙中堂问。
“九哥说没了你还问？不懂事是不？”旁边一个家伙说。
这时九哥好似忘了我们的存在，自顾喝着酒，再抬头时，陷入了愉快的吹嘘状态。“你，人不错，鱼不行，”他对我说，“改天我送你，比这大十倍的。”
说完了这句话，他好像睡着了，我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