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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不得不跟豆子说了小光的近况。因为我联系不到他爸爸，所以只能请他代为转达：车在修理厂。
一开始，他坚持让我自己打电话。但是我拒绝了。不知为何，想到要对那个彬彬有礼的中年人通报小光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别扭。尤其是我还知道，探视通知也给他发了一份。
“而且你也够了。前两天不是还去银行取钱了吗。这种离家出走就是一个游戏罢了。”
这句话似乎伤害了他。他看也没看我一眼，招呼了一下小豆子，就出门了。直到天擦黑才回来，看样子已经吃过饭——没给我带。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就有人来敲门。
从接到消息到付诸行动，这样的时间差，可谓非常得体。
站在门外的是豆子的父亲。豆子沉默不语地牵着小豆子，走到他身边。气氛略有一点尴尬，我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因为我没有做错，没有做错任何事。
最后，还是豆子的爸爸打破了沉默：“你告诉小光……车的事没关系。有保险。”
我愣了一下。明白过来之后，出了一身冷汗。
这车不是小光借的，至少在保险公司登记的不是。小光私自开走了这辆车，或者是眼前这个男人在知道车出了事之后，已经向保险公司和警方报备。
之前让我困惑不解的问题也一下清楚了：为什么，警察可以在修车的地方把小光抓个正着？虽然这是正常的，但总觉得超越他们的智商。
我没有指责他。指责他未免也太无聊了。他拉着豆子的手出了门。豆子一声不吭，我本来想说声再见，但还是没有。
他们走了之后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没有party，没有蜡烛，没有人说“生日快乐”。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感觉天在慢慢地黑下去——我人生的天空。
直到敲门声又一次响起来。
门口站着豆子。
“佳美！”
似乎是因为在屋外转了一圈，他身上洋溢着夏天与少年的气味。那种气味似乎唤起了某种遥远的记忆——让人欢欣愉快的记忆。我没有关上门。
“车钥匙是我给小光的。”
“嗯。没事。”
我说的是真心话。反正到了现在，怎么都没关系了。
但是豆子还有话要说。在能说出来之前，他沉默着。小豆子在他的脚边转来转去，似乎在寻找一只不存在的苹果。
“等我长大了，跟我结婚吧。”豆子说。
“……好吧。”
也许是我回答得太过干脆，豆子错愕地看着我。一秒钟，两秒钟。我似乎听到了楼下汽车发动的声音。
“说定了。”他扁着嘴，委委屈屈地说出了这么一句，然后，转身跑了。
15、
搬家后没几天，我接到了那家便利店通知入职的电话。
打来电话的和那天面试的不是一个人，不过同样操着一口tvb腔——果然是公司要求的。
“请于20号下周一10点之前带着你的简历、身份证、户口簿、体检结果、毕业证、学位证、三方协议到公司总部报到。”
我还未来得及接话，电话已经挂断了。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从此我将正式踏入艰险莫测的旅途。
入职前要不要参加什么培训？培训内容是否就是看一部部的tvb剧集？直到可以熟练地使用以下句式：
“事情变成这样，谁也不想的。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自己好好振作……来你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吃。”
“人生呢，最要紧是开心。已经发生的事，想他有什么用呢？……来你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吃。”
但我脑子里萦绕的声音，却是一部不知道什么电影的尾声，放荡的姑娘们穿着鸡尾酒裙，嘻嘻哈哈地到游艇上去：
in the mean time
in between time
hey we’ve got fun
16、
后来我接到了苏珊娜的一个电话。那似乎是件很遥远的事了。
她让我给她去取丢在布衣柜里的一条小方领的布拉吉连衣裙。
“其实，不要也没什么关系。”她通情达理地说，“毕竟不值什么钱。但是，那种款式的衣服今年又开始流行了。另外还有一串贝壳的项链，跟裙子搭配得很好，我每次一戴上它，就感觉到了海边似的，我太喜欢那串项链了，和裙子搭配在一起，马上就能去海边度假，其实我正要去海边度假……”
说到这里她咕咕咕地笑了起来，好像某种鸟类。
在她的笑声里我想起了小光。但我没有提。在那时提起小光，是对小光的伤害，不知为何我这样觉得。
她似乎感觉到我的情绪有点不对。
“你在怪我那件事？”
“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我跟你说，不能怪我。为什么要怪到我一个人的头上？我遇到了那个人渣和他女朋友，又喝多了酒……”
说到这里，她犹豫了起来。毕竟，她不知道我知道多少。而且她也在考虑，把这一切告诉我——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人，是不是值得。
“我劝过她不要去取车，可她不听我的。车是她亲戚的，她一定要还。”
“嗯。”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空白。
“我真的打算跟她去荷兰，你明白吗？”她急切地说，“如果不是……”
我把电话挂了。
16、
然而我最后还是回去了一趟。
拿着原来的钥匙，插进锁孔，门居然一下就开了。这样也好，我本来是打算请人撬锁的。
苏珊娜的布衣柜还摆在原来的位置。不知为什么，这天看起来，这柜子显得平淡无奇。布料上落满了灰尘，黯淡的织花、灰蒙蒙的支架，只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个虚张声势的冒牌货，仅此而已。
我无数次地想过小光为什么会爱上苏珊娜，但从来想不出答案。我甚至觉得，如果去问小光，她自己也会茫然无措。也许是因为她从未遇到过苏珊娜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洋娃娃，丰满、漂亮、懂得化妆、充满了毫无责任感的女人味。也许只是她的一个动作、一个笑容打动了她，也许是当她讲着自己和前男友悲惨的故事，这个故事里不知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的心弦……但也许都不是。也许她爱的就是她那种自私自利的性格，就是那种内心深处的冷漠。也许她爱的，就是她从不拒绝任何人的爱……苏珊娜出现在谁的生命中，都好像是一个上天馈赠的豪华礼包，你无需打开便会对她心醉神迷……然后，理所当然地要爱她，要为她而欢欣鼓舞——而无论谁爱她，她都照单全收。
她允许小光将无穷无尽的爱投射到她身上……说到底，她也并没有做错。
我把沙发推开，沉重的沙发蹭着地板，发出刮擦的闷响。
然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王淳和刘健推开他们房间的门，出现在我面前。
“你、你们！”我惊叫，“你们还没搬走！”
“没有人来赶。”王淳说，一边说一边露出他那憨厚的经典笑容，仿佛一切事情的发展都在他意料之中。
“你这是……”刘健打量着我。
我当时的形状想必很奇怪。头上戴着一顶渔夫帽，手上是橡胶的长手套，提着一只漆桶：我要把沙发后面的那面墙漆成绿色。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王淳说。
“可是没什么意义。”刘健接道，“我们也要走了。”
“怎么？去哪儿？”
“去旅游，”说到这个话题，两个人都眉飞色舞起来，“就是报纸上登过的那种，搭车去柏林，三万块走遍亚洲十八国。穷游。我们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才一直住在这里，就是为了攒钱。”
“平时在网上卖充值卡。”
“现在钱攒得差不多了。”
“你们到底是不是同性恋？”我又一次绝望地问道。
大概是最后一次问了，大概。
“跟你说了不是啊。”王淳用小指挠了挠头，似乎对我的怀疑颇为不满。
“老是这么解释，我们也很困扰。”
那一天，我在客厅里卖力地将墙漆成绿色，而刘健和王淳在屋里收拾东西，动静很大。直到他们背着背包出门了，我的墙还没有刷好。
这间屋子里最终只留下我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哭。我这辈子就从来没哭过。
。
VOL。174 听着听着就老了
［t。xt＾小。说。天）堂）
作者/黄昱宁
是要到了地铁里的每只手机都会飘出神曲的年代，才会突然想起，以前听歌可真不是一件如此轻便的事。“小时候守着电台等我最爱的歌”（when i was young and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不仅仅是卡朋特的一句歌词，更是穿越时空滋养了好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想重温这首《昨日再来》，你只须轻点鼠标，打包下载，七八个中外版本信手拈来，但是你没办法复制当年国门乍开时，端坐在收音机前，被汹涌而来的新鲜潮水打湿的仪式感。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可以听到时髦音乐的电台节目屈指可数（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台系的“上录音乐万花筒”和欧美范的“立体声之友”，这些节目的名称都像当时刚刚打进内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时装之苑”一样，带着中规中矩的时代烙印），确实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时“人民日益增长的听歌需求与落后的社会传播方式之间的矛盾”。
但是那会儿真有守望的劲头啊。初中同学几乎人人都练就了边听歌边解数学题的绝招，往三角形上添辅助线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动态——那几乎总是翌日早读课上的第一个话题。（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电台的早新闻里听到陈百强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学校就隆重宣布，女生群里立时响起一片低低的呜咽。早读课上非但再没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几个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总而言之，当时的收音机里藏着多少让人兴奋或者沮丧的理由啊。你会觉得电台dj是天底下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把持着垄断渠道，每天只吝啬地放出一小部分资源，而且一肚子阴谋诡计，只顾着袒护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欢谭咏麟的听众会认定他们放了太多张国荣的歌，而热爱张国荣的则怀疑他们故意让谭咏麟多拿了一周的冠军。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饥饿感，使得每一首从电台里流出来的新歌都显得稀缺而动人。我们甚至在上床睡觉前嘴里还在哼着那些刚刚学会的调子（通常都只来得及记住副歌），草稿簿上随手写下几句歌词，等着明天到班上跟别的同学拼凑出相对完整的一首——到后来干脆发展成分工协作，有人专攻开头，有人坐镇中央，有人包抄结尾。 在八九十年代里上中学的人，大概很少会有人没攒过至少一个手抄的歌词本。讲究一点的是裹上一层旧挂历的硬面日记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头，里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这边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边冒出一条“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间或还能看到明星大头贴，刚粘上去的时候鲜亮，年深日久了就会黑一块白一块得恍若沦落风尘。还有，我总依稀记得，或者说分明相信，字与字之间晕开的泪痕——黄黄的，假假的，是最纯真与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个年纪的主色调。
那时没有卡拉ok，没有“我爱记歌词”，甚至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音乐录影带，记录歌词主要还是靠一双“肉耳”，间或闹出“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笨驴”（伴侣，《恋曲1990》）和“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夜夜，《鲁冰花》）这样的笑话，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某些疑难歌词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买来盒带，打开封套的时候才能揭晓——说“金主”不算夸张，从六块八到七块九再到九块八，盒带向来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过，当时正式引进出版的盒带因为要经过层层审批，比起电台来，它们与境外同步的速度永远都滞后好大一截。
记忆中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团购”盒带的行动发生在初二。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小虎队在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