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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但我们都不喊“外婆”，而喊“奶奶”，或许是这样显得关系更为牢固吧。
5，妈妈长大后，很难嫁。因为家中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而劳动力又实在太重要，所以要求男方当“上门女婿”，即要吃住劳动在女方家，生了小孩也要随女方姓。妈妈小巧漂亮，喜欢她的人挺多，但没人愿意这么做。后来有人介绍爸爸来看看，爸爸那时正在当代课老师，还会弹风琴，写得一手好字。妈妈早已心灰意冷，不当回事，一边忙来忙去一边跟爸爸随便聊聊。到了傍晚，介绍人对爸爸说：“你要是愿意，就留下來吃个晚饭吧。”那个时候真是穷啊，两个人就面对面各自吃了一碗全是米汤没有几粒米的晚饭，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6，我跟弟弟果然都随妈妈姓。隔了好些年，爸爸偷偷问弟弟：“你以后生了小孩能跟我姓李么？”弟弟说：“我也不姓李，如果以后找的女人也不姓李，小孩姓李的话是不是有点奇怪？”
7，妈妈生我时正是正月，天寒地冻，当天晚上还下起了大雪。清晨时我出生了，哭得好响，大雪应声而停，接着，太阳出来了。爸爸心情澎湃，给我取了个很文艺的名字叫：“雪晴。”但因为亲戚家有个姐姐的名字发音跟这个一样，怕叫起来不方便，我便与这么琼瑶的名字擦肩而过，最后简直是被潦草地安了个名字，导致我现在还得给自己取个笔名。
8，隔了几年，计生政策略有松动，我们那儿“倒插门”的家庭可以生二胎，我妈就怀了我弟弟。那年我5岁，村里人见面就逗我：“你妈妈生了小弟弟就不会再喜欢你了。”我嘴上不说话，心里气得要命。那时候乡下还是穷，孕妇最大的营养也不过是吃点鸡蛋和咸鸭蛋，我便怀着报复的心情跟她抢鸡蛋吃。弟弟生下来了，爸爸带我去看他，我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绣着小金鱼的绿裙子。到了医院，却只看到一团黑黑皱皱的东西。爸爸让我亲亲他，我不太愿意。但想到自己跟他抢东西吃这么久，有点不好意思，就勉强摸了摸他那小小的手。
9，姑爷爷前几年去世了，奶奶去世后，我们并不很当真地讨论过是不是把姑奶奶接过来跟爷爷作个伴儿。然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很多人的故事都接近了尾声：爷爷越来越衰弱，姑奶奶还得照顾自家重孙。爸爸妈妈都老了，连我都已经年过三十。
10，太太那一辈去世时，还是土葬。我们把她埋在河边，堆起一个小小的坟头。奶奶去世时，只能火化。在火葬场，想到她将要被推进火中烧成一把灰，我坐立难安，痛苦巨大得令我惊讶。然后我们抱着骨灰盒走在田野上，先摆在家里，等时间到了之后再埋进土里。多少故事被埋进土里。在农村被拆得七零八落、村人离散的时代，我们还有一块土地可以埋葬他们，已经是幸运。
好多年没有在乡下看到雪了。今年的大雪将河流、树木、田地通通覆盖，到处不见人影，只有一大群麻雀，似乎非常快乐地飞来飞去，蹦蹦跳跳。还有一只大鸟，在树冠上优雅闲适地徘徊。你如果能看到这些，才会明白土地和乡村的意义。大年夜我们都会供奉先祖，烧香磕头。每当此时，我都会企盼，让这些逝去的先人，和老去的我们，一直共存在这片土地上，永不会被驱逐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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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28 一个人，吃饭
t！xt…小说天堂
作者/张国立
（《杀手食记》系列）
一个人，有很多顾忌，于是有很多事情似乎不能做，觉得不妥、不便、不安，因此一个人经常养成若干奇怪的习惯，例如买东西前先看准目标，进店不到三分钟，挑好货付好账。例如连店也不进去，直接上网加宅配，拿到后才懊恼为什麽不先试试。例如吃饭时伤脑筋，不敢进馆子，担心服务生见一个人占掉一张桌子，不高兴。例如假日自动限制自己，不看电影、不进公园、不上阳明山、不找朋友，免得被当成流浪狗。
的确，一个人的寂寞感让人自我畏怯且进而发展成自我退缩，不过难道因为一个人而放弃这个世界许多精采的享受？
不能这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人权，要争取，所以倪克完成工作，他信步走上忠孝东路，一排老旧的公寓已用围篱包住，准备改建，台北将再增加豪宅？顶好商圈附近，老牌的港式小馆品源已经打烊，新流行的乐活餐厅则坐满讲究有机食物的顾客。
或许和阳光有关，或许和非假日的不拥挤有关，倪克决定找个地方享受初夏的下午。他选择甜点，谁说甜点不适合男人？
走进店内，先在摆满五彩缤纷糕、塔、饼、派的玻璃橱柜前满足视觉，随即找张光线好的桌子坐下。点了咖啡和一块派，掏出袋内的小说。他曾经问过自己，什么样的小说适合下午茶呢？试过几次，还是讲情感的好，能轻点、蜜点、思考点的更好。
记得美国犯罪小说家劳伦斯·卜洛克透过他写的角色说，茶代表同情，咖啡代表陪伴。倪克不需要同情，可偶而仍需要陪伴，一个人仍能有陪伴，小说和甜点。
他翻开书，周围的人声和人影逐渐淡去，如电影中的fade out，如长镜头裡焦距外的目标物，如内湖科技园区下班时黑蓝人群中穿红衣的女子。咖啡的香味有时让他想起北海道的雪，而草莓派的松软让他不能不回忆起上个女人──多久前的事了？她如今怎么样？我的伤口确定复元了？
按照一个人的理论，倪克应该已复元，因为他不再在乎别人的眼神，他知道，根本没人留意一个人的他，尤其是爱看小说爱咖啡的一个人。不知道谁说的，成双成对的人没空注意周边其他的人，至于孤独的一个人，没有胆量注意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何况倪克很懂得保护色，他不穿鲜艳的衣服，不配戴足以吸引目光的饰物，他是日本的忍者，随时和环境融为一体，甚至如果他不埋单即离开这家咖啡馆，也不会有人追出来喊：先生，你忘了付账。
倪克继续看他的小说，卜洛克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纽约市有八百万人，即有八百万种死法，每个逝去的人都不会留下痕迹。保罗·科尔贺则说，固然爱情带来欢愉，但爱情的正当理由却是痛苦与折磨。于是柯南·道尔坚持要聪明智慧的福尔摩斯单身，金庸则要武功盖世的杨过付出手臂与流浪的代价，才赢得总是一个人睡在绳子上的女人。
喔，甜点，不能太甜，会腻，像热恋之后必有冷战；不能不甜，会厌，像勉强交往必会分手。那么既不能太甜也不能不甜的甜点，该叫婚姻？恋爱有保鲜期，婚姻有保存期，唯独一个人，只有无限期，无限的孤独却也无限的自在呀。
袋内的手机发生震动，倪克取出放在膝盖上阅读，传来的是新工作内容，简洁说明对象、背景、照片、时间与酬劳。他回答：收到。收到不代表接或不接，代表的是考虑。
做为一个职业枪手，对于case，只有接与不接，不能询问细节。是哪个小说家讲的：愈熟悉的对象愈难明快的下手。他不多问，他避免感情涉入，不过也说不定有天他会像哈里逊．福特主演的那部科幻片《银翼杀手》里折纸鹤的警探，饶过美丽的复制人，却留下纸鹤说明他仍有人性？
什么是人性？小时候母亲用很感慨的口气、很遥远的眼神对他说的：
“爱吃甜的人有感情，一旦有感情的人不再吃甜的，人已经老了。”
趁着还没老，弥补欠缺的感情，倪克又将一口草莓派送进嘴里。呵，甜，至少有感情。
倪克再拿起手机，回复他的决定，他写着：
“因为甜点，今天不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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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29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t@xt‘小说天〃堂
作者/张怡微
去年因要采访台北书展没有回家过年，也因此有了25年来第一次在外过年的经验。看到旅行社打出的所谓新春宝岛游，收双倍的旅费，还以为新春台北会别有旅行的风味。谁知道压根就是骗局。
台北到了新春几乎就是一座死城，就好像所有的璀璨都在跨年时迸发殆尽。原本就足够令人头疼的垃圾桶稀少的问题，到了年关更是要到初四才有人收垃圾。好心的台湾人总是说：“他们也很可怜，一年到头就休息那么几天。”更不用提吃饭。当所有的小吃摊、牛肉面店、便当店统统关闭以后，我在罗斯福路上连路都找不到。我以前总记得水饺店对过是什么店，豆花店旁边是什么店。黑灯瞎火以后，我能找回台大诚品已经算是柳暗花明。
那段日子最后悔就是谢绝当地人的邀约围炉。如今我想到那段只能吃泰国菜和肯德基的日子，依然觉得愁云惨淡。饭点时，捷运上只有我和南洋来的外劳。我终于过上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新年，才知道自由自在其实就跟无家可归差不多的意思。我后来为此写了一篇专栏，据说外婆看了就哭了。她对新村里其他老太太说外甥女在外面迷路了，也没有去找警察，一个人没饭吃，台湾像个旧社会，一点也不灵。我跟她说我不是这么写的、不要跟人家乱说，但她置若罔闻。叫我不要去台湾了，那里还没有解放。电视上说，他们政府天天在打架。
开始我以为逃避回答那些诸如“啥辰光毕业呀？”“啥辰光结婚呀？”万箭钻心的十万个“啥辰光”问题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以前总问妈妈什么时候可以自己过年，她有万千回答都毒得触人心经：比如“等我死”，或者“等我们都死光，你想哪能就哪能”。我纵然不喜欢过年，但听到她说死啊死的，也晓得她不开心。说到底，是我不理解她对我的那种不谅解。有时我发自肺腑问她：“你真的喜欢过年？”她也只是淡淡回答：“我只是没你那么恨。”
妈妈的这个回答，就好像是从外婆那里学来的。外婆至今残喘着半口气也要做出一桌子敬祖宗的菜，嘴巴里也是呢喃着一句：“我没几年了，等我死了，你们什么都可以不要弄。”
于是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拜拜，磕头，坐着回答雪姨们的问题，比成绩比工资比老公比儿子。我还要比别人多一项活动，就是从妈妈家走到爸爸家。他们都认为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当然的确如此。十多年来，我从未产生抱怨。他们都对我不错，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年中，唯有这一段路，是他们再爱我都不会陪我走过的。这个道理就像是我自己不会和分手的男朋友来往，离得越远越太平。我越长大越明白之中的缘由也并不那么令人发指。只是上海太冷，上海万千要走过这段路程的子女们和广州比总是不公平的。还好这个世界也不总是不公平。人人都要过年，翻山越岭都要回家，这就是最大的公平。
所以我不喜欢过年的原因，可能比南方供暖还要复杂一点，就是上海纬度太高、冬天太难熬。邋遢冬至时，春节的风就干得像把刀。清爽冬至后，邋遢冷雨年就越发显得凄凉。反正怎么都是过不好的了，怎么都是摆不平。就连雪姨们的问题也要回答两倍。只能摆臭脸。一不留神就看了好几遍难看的春晚，再笑不出来的小品也只能活动一下脸部肌肉。亲眷家的大人们于是都觉得我话少，吃得少，穿的少，还是没有毕业，也没有结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两个大人好可怜。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最讨厌我过年时会显得是那个样子。
可能我是太在意自己的样子，才会一直不喜欢过年。外加上海真的太冷。后来有一任男朋友的父亲在说了一大堆要求后忽然说：“我希望以后过年一定要以我们家为主，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儿子。以及，你们家的事情，我们希望你一个人处理，不要带上我儿子。”那种刺耳的声调后来常在梦魇闪回，我的心噗噗噗直跳，像是要签《南京条约》时般挣扎，有一种神圣的历史感。“那我爸妈怎么办。他们是两个人啊！”我在心里默默咆哮，但也只是心中罢了，我这样的怂人真是无法当着一个活人咆哮。回想起来才发现，纵使恨，但过年在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位置的。纵使冷，我其实还是愿意在这段路上走一走的。反正妈妈家的鳗鲞比爸爸家的好一点，爸爸家的带鱼是妈妈家换一百种酱油都做不了的。这就是上海人说的“眼光”、“手势”。分开了就吃不到了，但走一走，又吃到了。走一走，总归好过要看脸色去吃吃不惯的。
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