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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灾难发生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她）在那天早晨喝咖啡时，有没有任何预感——哪怕最极微的征兆——这就是他（她）一生的最后一杯咖啡。”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但我却驱不散它。我对一个生命在行将灭亡时的心理活动怀有极大的好奇。你也可能把好奇看成关切或担忧。
顺着那个安详地喝咖啡的形象去想象，他（她）如平时一样，带着好睡眠留下的松垮和呆钝，打开大门，拾起报童在早晨五点扔下的报纸，上面套着塑料袋，湿漉漉的一层初秋露水。他（她）在早餐桌上展开报纸，一双脚勾过对面的椅子，然后两腿跷上去；咖啡的滋味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和半躺，和读报，和窗外的街道上过往的汽车声合在一道，才能形成的滋味。得和穿着毛巾睡衣、蓬头散发、完全不设防的妻子（或丈夫），和睡意尚浓，却深一脚浅一脚下楼来的孩子们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滋味；这样的咖啡滋味，寻常得可以被完全忽略，是这个早晨“一切如常”的标志。他（她）大而化之，一份报已翻到了头，翻过天天出现的坏事，夜夜发生的罪孽，于是他（她）格外留恋家里的这份“无事”。留恋尽管留恋，还是匆匆洗浴一新，匆匆选就服饰，匆匆告别孩子和妻子（丈夫），出门去了。他（她）走进电梯，张张面孔都是半熟脸，生活好就好在一切都是半熟的。他（她）走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打开电脑，检查一下电子信箱：某某照常又寄来一些笑话。笑语也似有所闻，就暂时略过去吧。而谁又有比笑话更重要的事呢？……这时就到了八点五十五分。
我回到美国后，听了pennsyivania坠机之前，遇难者给家人打电话的事。他们已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便用最后一点时间告诉亲人们：“我爱你，再见了。”使人震惊的是，他们没有瘫软，没有魂飞魄散，电话号码也没拨乱，是勇气所致，还是心怀侥幸（说不定我能幸免）？他（她）有没有懊悔：今早上出门之前，我要多跟他（她）说几句话该多好！为什么这个早晨伪装得和任何一个早晨一样呢？
拨号的手指或许是颤抖的，嗓音也许是暗哑的，泪珠可能飞快滴落在键盘上。那些上千次按过的小数码键，最后一次亮起来；手指自己有记忆，迅速将那十位数编成队列。电话通了，却是留言机。他（她）一阵遗憾，或一阵释然，又一阵语塞。
“我爱你，再见了。”
美国人把这两句话讲烦了。讲得一片麻木，讲得小说、电影都不敢讲了。讲得有真情实感的人都不敢讲了。在它成了一种无意义呢喃之后的许多年，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早晨的美国人（也许还有非美国人）突然悟到，这两句话还有未尽的意思，还有未透彻的理解。他（她）的话仍说得很完整。已入了地狱，人反倒心定了。反正没做的事，未尽的心意是太多太多，只好随它们去了；一切未完成的，就让它们未完成吧。
而这两句话完成了一个仪式。话语带着寻常早晨的咖啡滋味，留在寻常人家餐桌的那个空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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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学杂想
**t*xt小*说**天*堂
假设我们面前的电影镜头中，是推成特写的一片肌肤，完美的光线，偏暖的色调，使它进入你视觉时不仅可视，并且可触、可嗅。你感觉到它的温度，它的气息，它由于激情的血性而突然改变的微循环，那一根根汗毛兴奋起来，被汗汁濡湿。不必将这个镜头展开，你可以同这块肌肤共鸣，你会发生一种界于灵与肉之间的悸动。你寻找一个词，想形容这感觉，于是有了一个不是百分之百达意的词：性感。
性感是一种审美境界，是性的审美。不是所有的性都性感，正如性感不一定导致性。
我在读约翰·福尔（johofowles，英国小说家）的小说《马古斯》（themagus）时，发现他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说感觉的一代（agenerationoffeel）已经消失了，让位给行为（性行为）的一代。在“感觉的一代”，性的疆域很大，每一寸皮肤、手、足、头发，都能成为敏感区和兴奋点，而到了“行为的一代”，大片的感觉沃土荒芜了，人需要越来越暴烈的直接动作。广告上和杂志上的女郎们两眼兽性，身体摆置得就是一副有漂亮皮囊的生理挂图，她们都知道你的感觉早钝化了，她们只得刺激起你最原始的生物反应。
在感觉的一代那儿，感觉的可耕地包括每一寸肌肤，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空间，就是一切不可触的，如眼神、语言、表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的语言和表情都只是灵肉沟通的幌子。这样的空间，可以是一个大party，一个课堂，一个晚宴或一节地铁车厢。他说：“哈罗”，实际上说的是“你吸引了我”，她答“哈罗”时，其实是说：“你是我喜欢的类型。”美国许多婚姻专家把这情形叫做“性化学作用”。一对男女最初产生激情，性化学扮演着重要角色。就连很多爱情电影，观众把失败的故事归结为“男女演员之间连一点性化学都产生不出来”。这类故事情节再壮丽，男女主人公再俊美，都缺乏感染力。
据说性化学使一对男女之间出现性张力，张力越大，两具肉体便越渴望触碰，两颗心灵便越渴望接近。古人因为时代局限，禁锢繁多，一对恋人间的性张力不得不被推到极致，因而不朽的爱情故事只能发生在古代。当代人是不会委屈自己的，一旦性化学开始隐隐生效，他们就赶紧的解除正上涨的可贵的张力。肌肤还未来得及觉醒，又被搁置一边，麻木地沉睡了。性是有了，如同冲进快餐店来了一顿套餐，饱足后你才想起没有品评滋味。又有什么可品评的呢，所有吃套餐的人都有相同的热量，味道也是按配方制配出的，一点偶然也没有。懂得美食的法国人可以把一餐饭吃成三小时，把所有感觉滋味的器官都动员起来，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地去享受。
我们被约翰·福尔称为没有感觉的一代。性在我们这一代是浪费，是被我们瞎挥霍了。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性是极少的，但性的张力使我们始终在美丽、神秘的性感氛围中。电影中斯特里普扮演的萨拉一出现就那么性感，全身是严严实实的维多利亚式装束，但那露出的一截脖子，一侧腮帮都那么惊人的敏感，充满性的神秘。萨拉最终成了男主人公的情感归宿，他和她之间最初产生的性化学调成了这美味佳酿。然而不是所有点燃激情的性化学都导致那样优美的结局。
性心理学家们的观察大致如下：当代男女间一产生性化学，马上就要减低性张力（这是一代什么压力都不想承受的人），于是性行为发生、结束。一夜情在美国单身社会很普遍，事后延续成几夜情以至婚姻的也有。性化学在性张力消失后如果继续作用于人，那么一场恋爱就会延续下去。延续下去，进入婚姻，也并不说明两人就驶入安全港，可以将爱情进行到底了。在婚姻的第五年至第七年，夫妻之间应该产生一种新的化学，一种源于性，但不完全是性的化学。假如这种新的化学不产生，婚姻便有解体的可能。
我试想所谓的第二种化学是怎样产生的。有些夫妻最初并不是一见钟情（所谓的性化学没有在他们之间发生），但婚后的几十年却宁静甜美。读弗洛伊德传记和达尔文传记时，发现他们都是此类婚姻的例子。李准的电影《李双双》里，也有句名言，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猜这些夫妻因婚姻而获得了从容，允许他们去细细体验从心灵到肉体的每一分感觉，一点都不操之过急，不浪费，使性活动不那么功利，让它遵从感觉。因而他们之间便产生了使他们天长地久的第二种化学。
第二种化学的产生过程不那么生物化，我是这样理解的。当两人冲突、怄气时，其中一人定定神，上去轻轻扯扯另一人的胳膊说：“sorry”，这第二种化学便滋生出一点。还有当家里只剩一口牛奶，而两个人的咖啡都需要时，其中一个说：“哦，今天我喜欢黑咖啡。”再有，当两人出席一个party，他兴冲冲地向人讲述什么而没人在意时，她做他唯一的忠实听众。当然，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失业时，另一人搂住他的肩膀说：“没关系，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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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t…x…t＿小＿说天/堂
我曾经说过，多少美妙故事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记忆筛下什么，滤去什么，是由人的阅历，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变化而决定的。而记忆强调什么，忽略什么，更是一个人价值观、审美观的体现。我读过几本有关旧金山历史的书籍，即使是写同一个事件，由于作者的历史观不同、时代不同、人种不同，读起来竟像不同的事件。同样的人物，五十年前与五十年后写出来的就可能会是正、反面人物的区别。因为五十年中，社会在成长，对于种族、文化的认识在进步，原有的是非好恶也就改变了。
记忆和人的关系更妙。据说人的记忆有下意识的保护机制（弗洛伊德的所谓defensemechanisms），它会替人的记忆做出取舍。所取的，都是有利于人心理健康、精神快乐的记忆，舍去的，自然是创伤性的、不堪回想的记忆。换句话来说，一个对不愉快的事健忘的人，是个相对快乐而心理健康的人。正因为保护机制存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它对于记忆的取舍选择是不为我们知觉的。这就是人类心理学中重大的疑谜。“represion”（抑制现象：把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抑制到彻底忘却程度的现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次我见到一位童年朋友，应该说也是“拖鞋大队”一员，她说她曾经给了我一个大耳光，问我还记不记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此生我没挨过什么大耳光，除了父母极偶然地捧错了地方。假如我当众挨一个耳光，按说不可能忘。我偏偏忘得干净彻底。据说我当时大叫我外婆，哭着跑了。据说我当时十岁左右。或许是我潜意识中的保护机制替我把这个不够光彩的细节储进了记忆的黑暗深处，以使我和这个朋友的友情的创伤尽快愈合。因为我的潜意识明白那时的我需要她的友情，任何友情对于十岁的我都是“适者生活”的必须。
假如说弗洛伊德创立的学说在我童年女朋友这儿得到一点验证的话，我应该算是一个保护机制很健全的人，一个生存本能很强的人。我们的民族充满这样的健全人，因而越是创伤累累，越是生机勃勃，健忘带来的宽容让我们积极于重建、新生，“向前看”。因而便有“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于不了了之”的深奥哲学。我们的群体记忆在国内因为政治需要而不可避免地受了影响，而在海外的中国人也没有几个记得当年排华的历史创伤。
《拖鞋大队》和其他此类小说将会集入我的《穗子的故事》。这是以我童年、少年时期一生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我想看看对于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我的记忆能否从群体记忆中独立出来。我的个体记忆又是什么样的。它离传统理解的记忆已相差很远，因为它已大大变形，印象的而绝非实写的。既然记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准确，印象地表现它似乎更负责任。比如我小说中提到的那个女厕所，里面堆满巨大的石膏像。大部分是残破的。它曾经是我们一群女孩的活动中心，熄了灯之后，白色的头颅、面孔、肢体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营造出的恐怖和神秘便是我那段生活的基调。这个空间在我记忆里演变了几十年，或许已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一种形势上的存在了。
我若在十几年前写这篇小说，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人物事件相同。那时我尚未出国，美国的“性征危机”等概念还未进入我的意识。在美国这样一种给所有东西命名的文化中，想不要概念是不可能的。对《拖鞋大队》中耿获这样的女孩，他们会把她命名为有“性征危机”的人。我讨厌一个社会理性到这种程度，不给人一点蒙昧的快乐。人在缺乏概念时，可以浑然地享受许多东西，比如一些无法界定的情感与关系。但反过来看，也正是美国的“性征危机”概念把我点醒，使我这段记忆复活，也使我看到它的意味。那些曾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过的女孩，因为千年不遇的“文革”和我们相遇了。我们已失去了对一切大是大非的评判资格，人性中的忠、奸、良、诱在一夜间混淆颠倒，耿获身上的雌雄是非是唯一可由我们来裁决的。我们绝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