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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时间问题，我说七八点钟打来电话，是我白天要抽时间准备一下。这已经占用了我的时间了。我下午4点钟出去参加一个会谈，有什么错误么？难道我必须一直在家里等电话？那些讲宽容的朋友，为啥对当老师的这么不宽容啊？提前给我打了电话，这是她第一次做事不妥，我也没有责怪她。表快了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经常发生的事。第二次约定9点打电话，是为了保证准时沟通，说的是死数。那么我虽然早早到家，必然在那段时间里读其他书、写其他文章。这有什么错？难道我是有闲功夫跑到别人博客上撒野而不接其电话？从8点33分开始连打5次座机、两次手机，这是不是“相当地”不妥了？支持这样做的朋友，你们自己就是这样给别人打电话的吗？最后一次我接了，是8点57分。假如按照那位匿名者说的，她的表是9点7分，那么她的表不过快了10分钟，第一次打电话时，即使她的表，也仍然是8点43分啊。错了就错了，本来解释一句就可以的，但“过而不改，是为过也。”尤其不该文过饰非，强词夺理。这跟老师不老师无关，就是同学之间，同事之间，也不应如此。说老师不该对学生发火，否则就是没修养没品德，这真是天外奇闻啊。这学生至少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不是中学生，先侵犯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抗议？鲁迅说有些人是损着别人的牙眼，然后大叫要宽容，否则就是心胸狭隘。这道理那学生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她尽管觉得委屈，觉得我对她凶了，但是并不会再来火上浇油。无奈很多看客是过分“仗义”啦。
其实我当晚就不生气了，我给师兄发了“已卖儿”，是尽师弟的礼数，也不需要师兄的答复的。师兄也没有答复我，小事一桩。我当研究生时，导师也曾让其师弟指导过我。我这人迂腐，教我一日，便终生执弟子之礼。即使后来学术观点不同，也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的。我把信发到博客上，隐去了师兄和学生的真身和电话，只是想借此讨论一下电话礼仪，当然也想看看每天伏在我博客上的几个小顽主是否又借机出来兴风作浪。果然这封道歉信是个好包子，那几位特别热爱我的经常变换姓名的过客闲人迅速抓住战机蹿出来，替我大增点击率。一时间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大有踏平新浪，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整得像真的似的。过客们哥几个好不兴奋，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以为这博客就要被他们整崩溃啦，忘了我在前一周的《生命在于静止吗？》一文中，已经描绘过了他们的尊容。他们以为我第一没有时间，第二爱惜羽毛，只好任他们在这里“主持正义”。不知道我从来不会被什么“教授”、“名人”之类的套子给吓住。我是跟鲁迅一样“心胸狭隘”的，见狗杀狗，见猪杀猪，虽然都是匿名的无物之阵，暗箭如雨，但我仍然举起了投枪。不过我比不了鲁迅，我并不把哥几个看作敌人，而是看作游戏的玩家，没有对手的时候，谢谢你们陪我找到点乐趣。你们不敢公布真身，这很好，更便于给我喂招。有什么凶狠毒辣的招法，都可以不顾人格地一一使将出来，我得到锻炼，群众得到欣赏。其中那位“骨干过客”，我真的很赏识你，你是个明白人，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心里都清楚，北京话说——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读书也不少，就是成心来灭人取乐的。人说东，你非说西，其实你未必就认同西的。你以前跟越战等人的辩论开始搞得挺好看的，后来就乱了枪法。有时候气氛温馨，你也说几句很得人心的话，只是气儿总不大顺。不过，你在王选刚刚去世的时候，贴上那样的诬蔑王选人格的文字，我以为是玩过了，大违厚道，有点丧失理智了。我相信你跟我、跟王选，都没有什么具体仇怨，就是担心人民群众受骗，有一种揭发阶级敌人的英雄冲动。但欲速则不达啊，你应该再沉着冷静点，让阶级敌人充分暴露，不要打草惊蛇，要相信人民群众的最终判断啊。一个人，事事标新立异跟人作对，企图以“恨”来引起别人注意，这不算本事。当然你还是有一定本事的，狠得下心，又勤奋，心眼儿也不少，应该用这本事，去做点奉献的事儿，让很多人感谢你，这才算英雄，这才没有辜负自己的才华啊。
不过我又想，你长期坚持在我的博客上练功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不然都是赞扬我的声音，还有各打五十大板的声音，也未免乏味了些。所以我又矛盾地希望，你的功夫再强些，把整个博客界——先从新浪开始，都整得更加热闹。那时，你体内的阴毒就不会时时发作，可以健康快乐地练成一种正派功夫啦。
这次道歉信，引起了网上网下这么多朋友的关注，东博书院的点击数大增，本人实在惭愧。评论多达十几页，我承认没有仔细看完，说的不当之处，还请大家真诚批评或者是不真诚地辱骂。我给博客的命名就是“博采众长的客厅”么，在这里撒点野，我真的不在乎。我给博客的比喻是“文化农贸市场”，要那么干净干什么？马车驴车小汽车，百舸争流，多热闹啊。
说点正事儿，谁有电话礼仪方面的材料，可以发点学习学习。另外，我们北大已经开学了，我可能隔几天才能来博客一次。没有答复的留言或者答复得不好之处，请朋友们谅解。我跟新浪网提出：你们不要那么抠门，等我的点击数达到百万的时候，你们出钱，在天安门广场搞一个东博书院大会餐，行不行啊？每人一碗刀削面就成。
新浪网还没给我答复，咱们一起给他们的客服打电话，打爆了换新的再打，就像《红灯记》里唱的：“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开学了，同学们好！
明天开学啦，今天同学们都回来了吧。春节、元宵节、情人节都过得好吧？跟父母家人都团团圆圆了吧，打工的哥哥回家过年了吧，乡里的白条都给咱还了吧，国外的姐姐电话拜年了吧，老舅三叔都给了压岁钱了吧？毕业论文也构思完了吧？那从明天开始，咱们就上弦了吧。
这两天准备课程，并且有几个文化聚会，例如今天去北京电视台谈博客现象，听说点击率猛增，我也没来得及细看。明天要起个大早去为学生选课，所以今晚就不多写了，也不答复留言了。转贴一篇有意思的文字，供语文爱好者学习。希望大家努力提高语文水平，看明白了全文再踊跃发言。做人第一要尊重别人的时间，第二要尊重别人的全文，不要以为民主就是红卫兵批斗老师也。诸如”电话就是用来打的“、”老师就是给学生打工的“一类至理名言，我并不看成是人格问题，只是看成语文问题。语文水平提高了，看明白了人家的话，许多误解就都避免了，那时再加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一个馒头的血案就不会再发生啦！
祝大家新学期快乐！
自由是一种气场
谢志浩发表于2006…2…615：40：00
2004年7月初，笔者从北京大学访学归来，一种淡淡的哀愁袭上心头，茶饭不香。
我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另外一种气场，在这种气场中，自由的呼吸，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大学从1989年以后，在原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后来的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治理整顿之下，在中共中央实行的从1989级北大学生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的政策之下，在有关部门连续三年的打击之下，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型。
曾几何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英姿勃发，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是，当我2003年9月3号来到未名湖畔，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不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
那种英姿勃发的北大气场，已经在新时代的学生脸上追寻不到了，满脸的冷漠、木然。
有两个小故事，非常有趣，都是我所亲身经历者。
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各种讲座、演讲，真是多如牛毛。这些讲座一般都在晚上举行。其中有一个名叫什么小平者，好像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此公对美国的民主自由，非常之向往，在讲座中，有时做赞美诗、有诗朗诵什么的，反正挺动感情的。在自由提问阶段，许多学生对这位先生极尽赞美之能事。这些，原本都是正常的。其中，有位同学站起来说：“好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养了许多枪手，你不会就是这样一种枪手吧？”讲座的先生，回答得也非常得体。但是，惹恼了一些北大学生，他们觉得这位同学怎么会这样提问题呢？
我瞅准机会，站起来，也向这位先生请教。因为，在整个讲座过程中，这位先生不承认中国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我当场就说：“我觉得，社会学的郑也夫先生、法学的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一下子受不了了，不许你攻击给我们讲座的先生。我心里想，这都是什么毛病？
我听的讲座，说起来，真不少。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总想向这些出活的先生请教。有时候，还真能闻一两个出活的问题。北大的学生还有点意思，哪怕你问问题，问得尖锐，讲座结束之后，会向你问好。我觉得北大还是有点自由的风气。但是接下来，好玩的一幕便上演了。
一位同学，上来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先生，您的问题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敢问先生贵姓？”“免贵谢志浩”“你是博士？”“非也”“您是硕士？”“非也”，紧握着的手松开了，面容尴尬，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非常的可爱之处。
另外一次，是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参加陈平原先生主持的“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沈冬教授，报告“音乐双城记：台湾与上海”，讲述台湾被日本占领期间的音乐传播的故事。在报告中，沈冬教授常用台湾和中国来表示。引起坐在台下的一位北大女生的不满。在自由提问阶段，这位北大女生站起来：请问沈教授，您为什么不用台湾和大陆来表示？沈教授解释：那个时候，“大陆这个词是有特指的，他指的不是现在的大陆，而是当时的日本。”这位女生似有所悟。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是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但是，由于信息员制度的实施，许多坚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老师，不得不离开未名湖，比如袁红兵先生、王天成先生。袁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来到贵州大学，而迎接王天成先生的，是几年的牢狱之灾。周叶中的弟子抄袭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王天成先生。剩下的能够在北京大学讲课的先生，比方说孔庆东先生，在讲选修课的时候，直截了当指出：有些同学很不容易，我也知道，你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面，上面会给你好处，比如说入党啊，提干啊，分配啊。你也是迫不得已啊。
但是，北京大学毕竟是北京大学，还是残存了一点自由的气场，就是这位孔庆东先生，因为讲得太好了，别看长得非常有趣，但是成为北大女生崇拜的老师，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北京大学以外的社区，自由的气场，可以说非常稀薄，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像我这样一种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还可以得到一点照顾，而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得到的“关照”，是非常丰厚的。
在中国，还有一种任务，每一所大学成为一个自由的社区。
但是，在石家庄，首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