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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桥不太像农村人，生得很白净，用古书里的话说是个“美少年”。李青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胳膊。他的胳膊似乎比通常人的长。夏天，他只穿—件背心时，两只胳膊就完全地袒露了出来。长长的，该粗的地方粗，该细的地方细，很精致亦很有力的一对胳膊。这对胳膊常引得女生偷偷地看，看罢脸一红，扭过脸去，可过不—会，又扭过头来偷偷地看。女生都喜欢李青桥，一半是因为那双好看的胳膊。李青桥是学校篮球队的，他篮球打得很好。他在场上跑，抢球、接球、送球，一双胳膊在人群里一闪一闪地，像本地水里的白跳鱼。投篮时，两只胳膊高高举在半空里，线条优美的两根，很迷人。他的手腕轻轻一磕，球飞—个弧度，刷—声入网，总要得到场内场外一片喝彩。我喜欢和他呆在—起。在—起时，就免不了要欣赏他的胳膊。他与你说话时，站着不动，两只胳膊自然地交叉着，放在胸前，样子很优雅。走路时，两只胳膊轻轻地很有节奏地摆动，让人有个幻想：倘若这对胳膊用力摆动起来，它们能像—对翅膀，将他带到空中。那天，我们走到一棵桑树下。其时，桑葚已红，一粒粒如奶头勾人。我仰望着，嘴里便津津地有了馋涎。“想吃？”他问我。我点点头，准备去找根竹竿来。“我能够着。”他一手抓住我，踮起脚，伸出右臂，居然就够到了一嘟噜—嘟噜的桑葚。他的手像雀喙—样，将桑葚一嘟噜一嘟噜地给我摘了下来。在他伸出右臂时，袖子便轻轻滑落了下来。前年，我参加一位朋友的雕塑展的开幕式，他的一件雕塑先是被—方银绸覆盖上，宣布开幕时，有人用手轻轻—拽，银绸滑落了下来，露出了那件雕塑，让人眼睛一亮。那时，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只够桑葚时的胳膊。
而现在，他丢掉的就是这只当年帮我够桑葚的胳膊。回到地头，我无心干活，也实在无力干活。我再也不管今天能不能完成割麦任务，一头倒在了地头的楝树下——沉重如磐的疲惫。
高中毕业时，我虚岁仅十七（青桥大我—岁，也不过就是十八）。当时的劳动，实与劳役并无区别。我觉得课本中的那些对劳动所做的抒情文字、赞美之辞，是虚伪的，是—群不事稼穑或只是偶尔为之的浑蛋文人的胡说八道。若不是胡说八道，现在他们被发配到农村后，仅仅也就是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干活，为什么就龇牙咧嘴地连连叫苦、痛不欲生了呢？还有那个“种豆南山下”怡然自得的淡泊之人陶潜先生，对田间劳作居然有那么一份雅趣与意境，大概八成是因为那劳作是随意的，是属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那种全凭兴致的劳作。若将他弄到我所在的正在学大寨的第八生产队或李青桥所在的第五生产队来试试看，不需多久，只给他三两天的磨难，看这位高蹈轻扬的雅士还能不能再“悠然见南山”？
人们像—群羊被轰赶着，头上总悬着—根鞭子，耳畔总是响着：“起来！起来！”田埂是做了又做，仿佛那不是用来走路的，而仅仅是供人来观赏的。即便是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还会被总在田野上转悠的干部们下令重做：“在后天检查组到来之前，必须重做出一条田埂来！”墒是修了又修，不过就是用来流水的墒，竟然直得像用一根巨尺划出的一般。这一切，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那三天—次、五天一回的络绎不绝的各种等级的检查组。倘若那天检查组来，恰巧下起雨，路泥泞难走，人们就像蚂蚁—般稠密，—路忙着撒稻壳铺麦秸。施肥、锄草、罱泥、打冰草、搞绿肥塘……所有这—切，都不再是从前庄稼人的那种很经济的操作，而都被形式化了。它们成了—个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演示，使人们处在不停顿的旋转状态里。人们只有花费大量的劳力，通过精雕细琢，通过各种形式上的创造来一争高低。而在地里干活的人数以及干活时是否肯卖劲的样子，也都统统成为一方干部“政绩”的综合指数。许多活，只是做了拆，拆了再做，再拆，做—种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折腾。春夏之交，四下里到处，总是催人干活的锣声。那锣声敲得人心惶惶的。地头、村头的高音喇叭总是在一声连一声地叫唤着：下地干活啦！下地干活啦！那些日子，人们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钟头的觉。农忙结束后，人们依然不能得到休息，几乎全部的时间又早被各种安排填满了。你随处可见—个个疲惫不堪的情景。我亲眼看到一个社员在往稻囤里倒粮时，从高高的跳板上摔落了下来。我亲目睹到后村—户人家，因晚饭后懒得再去检查灶膛，结果引起火灾，将全部家当焚烧—尽。那天，我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去镇上购买农药，竟然睡着了，从车上摔到路上，当场鼻血如注。
无边无际的疲惫笼罩着田野。
青桥就这样丢了一只胳膊。
我再见到青桥时，已是—个月以后，他从医院出来了。那天我去看他，只见他站在那儿，微风吹起时，他的一只空袖筒在风里怅然飘荡。
我们一起呆了好久，但没有说几句话。
两年后，我像摆脱噩梦—样摆脱了田野，到北京读书了。暑假回去时，母亲告诉我，青桥不学好了。我问她：“为什么说青桥不学好了？”母亲说：“他学会了喝酒，是个酒鬼了。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被他偷出去卖了。”“他为什么这样？”“他找不到老婆了。”他原先不是定亲了吗？“”人家毁亲了。“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我倒也没有见到他烂醉的样子，只是看到他一副很阴郁的神态。他已有了黄黄的胡子。脸色有点铁青。身体被那只空袖筒衬得异常的虚弱。
后来，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去看他，但断断续续地从母亲的嘴里知道，他还是—个人生活着。有一天我去镇上看在医院里做医生的大妹妹，正在镇上走着，忽然有人说：“那不是文轩吗？”我掉头一看，竟是青桥。我连忙走过去。他也朝我跑过来，老远就将惟一的一只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我：“文轩，是文轩，我没想到是你！”我问他：“你是到镇上来走—走？”他说：“不怕你笑话，我做了点小生意。”他抓住我的手，将我扯到路边，指着一只大木盆：“我卖鱼了。”我瞧见那木盆盛了半盆清水，一条条鲫鱼露着青黑色的脊背在水里游着。他说：“人家贩给我，我再卖给人家。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们说了半天话。
到妹妹的医院，还要走一大段路。一路上，我瞧见这小镇上到处是—些闲荡的年轻人。路边不是摆着简陋的台球桌，就是—家挨一家的酒馆与茶铺。一些老者把麻将桌支到了路边的树荫下，在那里不知光阴流流转地玩着，桌上用茶杯压了些小钱……
走在小镇上，我心里便总想着一句老话：休养生息、休养生息……
—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天际游丝（曹文轩精选集）手感
在日本—住就是十八个月，将要离开时，有朋友问我，日本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是日本人的手。
十八个月里，我去花店，去瓷器店，去菜场……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我总能看见那些手，在不停地劳作，动作迅捷，轻重得当，分寸感极好。我常觉得它们很像我家乡池塘清水中—种体形柔韧秀气的鱼：它们忽上忽下，忽东忽西，灵灵活活地游动着，其间，忽遇微风吹来，或是受了一片落叶的惊扰，一忽闪，泛出一片银银鳞光，转瞬间就不见了，而你正疑惑着，空虚着，它们却又从另外的地方，轻轻盈盈地游到了水面上。东京吉祥寺有家小小的瓷器店，我常去那儿观赏。就那么一间屋子，却摆了无数的陶瓷制品。我真佩服那几个售货的小姐和先生，他们的手在不停地整理着货架上的物品，或撤换下几只杯子，或新添上去几只盘子，那—拿—放，只在一瞬之间。若客人想买一只杯子，他们居然能一伸手，就在—个挨一个的杯子中间，轻而易举地取出来—只，而当客人看后不打算买时，又一伸手，稳稳当当地将它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陶瓷制品，很娇气，极易破碎，那货物又摆得那么稠密，总让人有些担心。但我从未见过有一只杯子或一只盘子因他们的失手而跌落在地上打碎的。在狭小的空间中寻购货物的日本人，似乎身体与手的感觉也都颇好。我无数次地去过无数家这样的瓷器店，就从未见过一回有人碰落物品的情景。
这些手在你眼前不停地闪现，将东西包成应该包成的样子，将东西摆成应该摆成的样子，将东西做成应该做成的样子，准确，到位，干净利落，绝不迟缓和拖泥带水。你见着这些手，就会在心里亮闪闪地跳动着—单词：手感。
你若再去凝视、品味那些实物，如家具，如文具，如点心，如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你都能透过这些东西的表象看出—双双手感很好的手来。
他们还会很刻意地把他们的手感想办法传导到你的手上，让你觉得被你的手抓握住的那个东西手感很好。它们给你的手带来了舒适与惬意，甚至是快感，以至于你会沉湎于这种快感之中。我手里使用的一台olympus相机，抓在手中时，那种让你舒服的手感，能直浸润到心上。那几个恰到好处的凹痕，避免了那些平整如砖的外壳所有的生硬与僵直。几个手指正好放在这些凹痕里。此时，那些个手指，犹如—个懒洋洋的人见到有弹性的床、软和而温馨的被子。你的手指就会像春天里的几只小鸟埋在窠里不想出来。
在感叹的那一边，我常禁不住去想中国——
当你去看中国的物品器具时，你就无法拒绝一个强烈的印象：粗制滥造。那些活，总是做得简陋而粗糙。那些做活的人，既不求精细也不求漂亮。仿佛，只要有那样—些东西，便也就是制造的目的与终点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住在：三十二楼的四楼。打开水时，要到二十八楼去。宿舍里有四只水壶，其中有两只还是北京产的名牌水壶（我真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品牌），那壶把简直就是块薄铁片做成的，抓在手中，犹如抓着一把锋利的刀片。当我从二十八楼将四壶水提到三十二楼四楼时，总是迫不及待地将门踢开，立即放下水壶，然后不住地甩着被壶把咬割得很疼痛的手。甩了一阵，再去看看那几乎要流出血来的咬痕，又不住地用嘴去呵护着。令人伤感的是，直到今天，那水壶的把依然本色不改，一如从前，锋利如刀。这些制造水壶的人，他们的手难道就失去知觉了吗？难道连一丝一毫的手感都没有了吗？从中关园搬到燕北园之后，我要添些餐具，跑了好几家瓷器店，竟然没有挑出几只我稍微满意的碗来。且不说那图案几十年来就那么单调的几种，光那碗的大小，就很不相等，还不怎么圆，十只碗叠在一起时，总是那么令人揪心地晃荡不止。那碗底粗粗拉拉，初时不在意，在刚买回来的一张饭桌上拉来推去的，竟将那崭新的桌面犁出—道一道痕来，让人心疼不已。我只好拿出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只一只打打磨它们。有些活儿，本应是充满柔性的活儿，但那些人就是没有轻重，一拿—扔，一敲—砸，能让你—阵阵心惊肉跳。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的一块梅花表的表蒙子破裂了。去了几家修表店，皆无合适的可换。我只好去自由市场找修表的摊子。我问—个从浙江来的修表的有无梅花表的表蒙子好换，他也不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块表，张口就来：“有的。”说罢，他就拉开抽屉，将那一堆表蒙子拿出来—个—个地试。那表蒙子一只一只都糊里糊涂的，使人怀疑那是他用自己捡来的塑料烧化而成。试了十几二十个，也未能找到一只合适的。毫无希望时，他说：“这只可以。”然后像倒煤渣—样将表中—个金属圈倒出，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就用一把锈迹斑斑的老虎钳子，像掐铁条似的将那金属圈掐断了。我很生气：“你怎么能如此蛮干？”也还很有理：“不掐断它一截，蒙子又怎能安上？”表蒙子就这样被很野蛮地勉强装上了。但我再也不肯戴那块表，因为心里硬觉得它已残废了。我很生气了几天，但我后来却这样想：这种事情不是天天都在发生着吗？那些所谓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长了就“咔嚓”一剪子，短了就放在铁砧上用锤子反复地砸长它一点，最后能凑合着杵进去就成。修项链，他就敢用拔铁钉的钳子；修眼镜，他就敢用重磅大锤。修那些脆弱娇气之物，他就敢像拆卸拖拉机一样下得去手。这样—想，也就不生气了。台湾的龙应台先生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