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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十五年_余秋雨-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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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纔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绊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懮。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矙,也曾北行到杰拉西(Jerash)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纔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它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纔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Arwad旅馆



 我一定复活

    早晨起来,在阳台上坐坐,想读几份昨天在巴特农神殿门口得到的英文数据。不想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希腊文明是在它的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在。这是一切遗迹的大幸还是大不幸?伴随过自己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自己只能带着悲怆的记忆耸立于衰草残阳。

    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它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当我们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纔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来贬斥一切来华的外国考古学家,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慷慨。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Melina Mepcouri)。发数据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 Olympic旅馆



 你们的祖先

    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四五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

    这些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灾祸和离乱为主题。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

    啊,我们的女神,

    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

    女神也有回答: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

    唉,我的故乡,

    已经离我太远太远!

    这是四五千年前从这里发出的柔弱声音。

    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儿童医院看看。

    败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美、英等多国部队和联合国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

    孩子总是让人心动。

    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

    鲁豫弯下身去,要前排一个男孩子拿出课本来看看,男孩子拿出来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都那么珍惜,用塑料纸包着。

    这种细节让我们十分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到车上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

    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塑料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它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而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不真实,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

    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桂平连忙把他们拦住,鲁豫赶过去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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