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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试卷中有时也会偶尔冒出来一些佳句，以我看，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中写出来的诗，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真不知当年坐在考场中的钱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这两句，整首诗并不见佳。可以理解的是，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纔，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三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这些悖论并非人为设置，而是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因此终于使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至丑陋。据我所知，清代来华的不少西方传教士在考察科举制度之后曾大为赞叹，认为发现了一种连西方也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绍。但他们的考察毕竟是浮浅的，只是粗粗了望了一下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而未能窥及深潜的隐患，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理解，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纔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窘，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外国传教士褐绿色瞳仁中埋藏着的疑问，直到今天还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这些疑问，不仅属于科举，也不仅属于古代。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岛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它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纔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不就是考了一点文化知识么？
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么？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被极度夸张的方式一铺陈，也就变了味。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对国家对个人，庆贺一下、宣扬一番都是应该的，但不知怎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牟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地拱手相向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够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则还不至于去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间里写诗。这些诗写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场里写的诗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罗邺）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温宪）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
为什么“莫道还家便容易”？为什么“泪血滴来千里书”？因为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宏大社会命题，远不是个人的事了。李频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说“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当时实情。因此，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里上都是千难万难的。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纔，
拔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他看见有一个粗衰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时间太长，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纔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呆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是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纔吧，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不想进去后就被乐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表演，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长久而广泛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但次数一多，怪事也被适应，反被人们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障遮羞。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得中科举的消息，于是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妆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使我惊异的是，在赵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军的女儿，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怜，而对这种可怜，将军全家竟也觉得理所当然！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听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乾二净。有的人比较沉着，面对着这个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乐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你看那个曹邺，得了喜讯之后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变化，然后想到换衣服，而从旧衣服上又似乎还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时留下的泪痕，他把这些都写在诗里，心思和笔触都相当细致。有的人故作平静，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例如韩 偓及第后首次骑马去赴期集，这本是许多进士最为意气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这样写的：
轻寒着背雨凄凄，
九陌无尘未有泥。
还是平日旧滋味，
漫垂鞭袖过街西。
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萧洒。
不过这种收敛的内在真实性深可怀疑，或许韩偓确实是个例外。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我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特殊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性。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四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它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剧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度过漫长的年月。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势必会产生坚硬的人格结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