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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
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
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
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
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
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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