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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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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等人的16篇文章组成的对蒋介石的“祝寿专号”,忠言直谏,反对蒋氏三连任总统的违宪意图,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如此祝寿,撼动人心,酣畅淋离,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造成政界学界轰动。自然,紧随而来的,就是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了。
  (二)
  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推出「今日之问题」的15篇社论系列,全面检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与症结,并在最后直达问题的总关键——反对党问题。
  “反对党问题”的出刊表明,雷震不仅透过《自由中国》发挥知识分子的言责﹐更企望以行动结合台湾的本土精英,他计划于1960年准备筹组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组党的实践活动召唤政党政治。于是,雷震从“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这一行动,终于彻底开罪了当局。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起诉雷震,并处以十年徒刑,此即轰动一时的「雷震案」。《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惊闻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号当天,向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专电曰:「台北外交部请转陈兼院长辞修兄:九00号电敬悉。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其不良影响所及可预言者,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儆寰爱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贻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专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
  在台湾,由于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国》实际上已无法再办下去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总共存活了10年9个月又10天,前后共出刊260期。而出刊这10年,正好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这也是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后,在政治上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适曾对记者表示:外传《自由中国》的编委们有意请他担任发行人主持复刊,他从未接过相关信函,也无人和他谈过此事(《胡适先生年谱初稿长编》,3343页)。不过,胡适先生又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唐德刚说,雷案之后,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30岁。1961年阴历5月26日雷震65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适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
  对台湾民主宪政发展来说,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10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钱永祥语)
  回望台湾政治的风雨之路,《自由中国》所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结成“正果”。
  宏观而言,台湾的民主之路,民间的政治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议政”与“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不过,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雷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可谓一身而二任。他先是办《自由中国》,发挥言责;1960年,又以行动筹组反对党,以实力制衡。也就是说,中国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体力行。最后,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于良知的坚毅信念和道义形象,升华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其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专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国》社同仁罗鸿诏、殷海光而建。墓园被命名为“自由墓园”。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岁。而早在1977年,时年81岁的雷震,
  就已自题碑文为: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先生之墓
  生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殁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顿在“自由墓园”。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亲笔题写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题一九七七年四月
  时年八十一岁
  《自由中国》的英魂,栖息在“自由墓园”中,应是得其所哉了。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
  (一)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和主笔,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在他主持笔政期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这是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奖项。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并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因其文名,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张季鸾先生处世颇有棱角,仗义执言,以致曾两度入狱。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对于宋教仁被刺杀案,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袁世凯死后,他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一介书生,两度落难,两次获救,大落大起,预示了其一生的坎坷与辉煌。
  张季鸾染有中国文人的文风余韵,又有现代学人的广博知识,象梁任公一样,笔起波澜,引领风潮,掀一时之气象,成舆论之重镇。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吴出资5万元使报纸经济独立)合作接手大公报,这是其一生的转折点。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论及“不私”,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 舌”。
  论及“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
  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
  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有鉴于此,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这种风格,播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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