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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曾有过为挣钱而工作
——你每月花多少钱？
——全算上吗？有些人靠我养活：一共是一百五十万旧法郎，再加上我自己的花销将近三十万，总数大约是每月一百八十万。加利马出版社每月付给我七十二万五千旧法郎，布依格代我去领这笔钱，再加上一百万，大致上就够了。
——这一百万又从哪里来呢？
——一部分来自著作者协会，这是我的作品在法国上演或改编为广播、电视节目应得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吉赛尔·哈利米，她是我的律师，并以这个资格照管我与国外的合同，这部分钱的来源是我的剧本，或者是电影、答记者问，等等。我从这一切得到的收入比我的版税要多得多。我想我去年交了一千五百万旧法郎的税金。此外，我有一份自由职业退休金，每半年约有八十万。我的主要收入是由吉赛尔·哈利米经手的：每年两次，一般很多，每次有几百万。不过目前什么也没有了，我第一次发愁，怎样才能渡过难关。
——所以就谈不上资助一些团体，像你过去曾经援助过《解放报》那样。
——这一点，我现在办不到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挣的跟你一样多吗？
——少一点，不过数字也不小。
——你们不再合伙开支了？
——不，没有理由这么做。再说她的开销比我省得多。
——你是否认为，一般说这个与金钱的关系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人们了解细节并且予以巧妙的解释，人们就会发现你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有关你的真相？
——我不认为。因为事实是我从未把金钱当做它作为金钱而具有的价值。我从未花钱买股票，或者去买耐久的东西。
——事实上，你刚才讲的那种怕缺钱的心理，你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驱除它：像大部分人所做的那样去购买安全。你没有这么做，是否因为从一九四五年起，看到你已取得的地位，你完全确信自己再也不会缺钱花？
——大体上，我确实曾经以为金钱对我不再会成为问题。实际上它将会成为问题的：如果我一直活到八十岁，到某一个时候我将除了我以前写的书以外没有别的收入。
——你有没有主要为了挣钱而做过一些工作？
——有过的。至少有一件，那是我为约翰·休斯敦写的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脚本。那时候我刚发现自己身无分文——我想正是那个时候我母亲给我一千二百万旧法郎用来纳税。税交清了，我不欠任何人的钱，但是我不名一文。这个时候，人家跟我说休斯敦想见我。一天上午他来了，对我说：“我建议你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脚本，我付给你两千五百万。”我答应了，我收到两千五百万。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不愿意人家把我活埋
——假如是一个不知名的或者没有才能的导演向你提出这个建议，你也会接受的？
——不。在这个计划里头已经有个滑稽的成分。那就是人家要求我来写关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弗洛伊德是无意识理论的祖师爷，而我毕生都在宣布无意识是不存在的。再说，一开头，休斯敦不愿意我谈论无意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合而散伙了。通过为这部电影而做的工作，我主要的收获是对弗洛伊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我重新考虑我以前关于无意识的想法。
——换个话题吧。你在一九六七年说过：“七星文库是一块墓碑，我不愿意人家把我活埋。”后来你改变看法，米歇尔·里巴卡和我不久就要在七星文库里出版你的小说。你为什么改变你原先的决定？
——主要是海狸对我的影响，还有别人，我向他们征求对这件事的意见，他们都说这是件好事。何况七星文库也收入别的还活着的作家，因此它的墓碑性质就不那么大了。被收入七星文库只不过表示达到另一种类型的名声——我进入古典作家的行列，而这以前我是一个普通作家。
——概括说是功成名就？
——是这么回事。这毋宁叫我高兴。说真的我急于看到这册七星文库，我想这来自我的童年。那时候对我来说出名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印成精致的版本，大家都抢着买。这种想法多少没有磨灭：让自己的名字与马基雅弗利并列在同一套丛书里……其次，作为带有批评资料的丛书而言，我很喜欢七星文库。我差不多有全套书。长期以来，罗贝尔·加利马每出一册就送我一册，我惟独拒不出借的就是这套书。我经常使用它，我总是读所有的注释，因为这些注释原则上包罗当代有关一部著作的全部知识，因此能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然而，被收入七星文库在某种意义上标志你的著作已告结束。
——确实已告结束：我将发表之后一本自传性对话，电视节目可能将会完成——你知道我们在这上头遇到多少困难——然后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总不能去写爱情小说！我想我可能零零碎碎地，关于我正在思考的某些事情写一本两本书，不过，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觉得有点不好理解你当初为什么拒绝我和里巴卡把你未发表的哲学论著结成一个集子出版。我们想汇集《心灵》、四七到四九年写的《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未发表的那两章等等。
——这些文章都没有完工。在《伦理学》里我有一个想法要表达，但是没有写成。我写成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应该引入一个主要思想，恰巧在这上头我遇到障碍。我的大部分笔记本都丢失了。这里头倒是有值得发表的东西。还留下一本，其余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你的拒绝表明你与你的著作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一方面是已经发表的著作，这一部分著作已经定型、告终，你希望它们能收入七星文库，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读者；另一方面是这些未发表的著作。你始终怀着一个主要目的从事写作，就是要有读者，结果你就不在乎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可是，当我跟你说我们认为你未发表的哲学论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希望发表它们的时候，你却回答说：“不，你们等我死后再发表吧。”我不明白，从读者的观点来看，这些文章到你去世以后会起什么变化。
——它们将变得更有意思，因为它们将代表我在某一时间曾经想做但又放弃完成的事情，这后一点是有决定性的。不同的是，只要我还活着——除非我衰弱到极点，什么也干不了——我总有可能捡起这些文章，或者用几句话说明我想怎样写下去。如果到我死后再发表，这些文章就处于未完成状态，如它们的本来面目那样晦涩费解，因为我在这里头提出的想法没有全部得到充分发挥，将由读者自己去猜测这些想法本来会引出什么结论。我活着的时候情况相反，始终存在着我自己捡起这些想法，把它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的可能性。一旦我去世，这些文章就以它们在我生前确实具有的面目保留下来，种种费解之处也都保留下来，即便对我本人来说这可能并不费解……我让你发表的那些未发表文稿都是完全死去了的，如你收入七星文库的那几篇少作，我甚至认不出是我的手笔，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无惊讶地认出它们，好像认出很久以前一度熟悉的一个陌生人的文章那样。
——我刚才讲的那个明显的矛盾实质上在于：一方面你认为你的著作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想保留对它的控制。所以，你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你的著作更多地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属于读者。
——著作属于谁，这个问题很复杂。它属于作者，同时又属于读者，双方很难调和。再说读者很少以为著作归他所有，而作者又以为他的著作是属于他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一个人的著作在他意识到的灭亡之前——我指的是确实的死亡，意识与身体一同死去——或者在他无可挽回地发疯以前，是属于他自己的。只要他还活着，他写下的著作仍然属于他。如果这一著作尚未完成，那么它尤其是属于作者的，因为作者可能产生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就我自己的著作而言，《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伦理学》。因为对于《批判》来说，还有一个时间问题：我若续写，就得重新研究历史。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从来不愿意有弟子
——对于那些未发表过的著作，你有什么指示留给你的继承人们？
——我还没有立遗嘱，不过我会对继承人们说：我已经指定一些人维护我的著作权，听凭他们和出版者去行事吧。这些被指定的人里没有我的家属和接近我的人。说真的，这个问题我不怎么操心，因为没有多少未发表的著作。
——你有大量手稿分散在各地，有一天必定会出现。肯定还有许多信件。几年以前你对我们说，像对于《福楼拜》那样，你希望读者能接触到全部材料。你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跟你说实话，我无所谓。我的信不比赛维涅夫人的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你知道，除了她交给你供七星文库采用的那些信件，她在一九四○年逃难时至少丢失了二百封。另有一些必定相当有趣的信也不见了，那是我写给“图卢兹”，就是西蒙娜·若利威西蒙娜·若利威，原籍图卢兹，早年与萨特相好，后来与名导演杜兰结合。，杜兰的女伴的信。你知道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与她有一段很长的缘分。我写给她的好多好多信，她死前几年还都保存着，后来有一天，她把信统统烧了。我在信里讲一些有关师范学院的事情，发挥一些小小的想法。我是伏脱冷，她是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说到底，除了一个例外，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
——你从来不愿意有弟子。为什么？
——因为照我的看法，弟子是这样一种人，他捡起另一个人的思想，却不给这个思想增添任何新的、重要的东西，不以他个人的工作去丰富、发展这个思想，使它得到延续并且向前进。比如说我毫不认为高茨的《叛徒》那本书是弟子的著作。如果说这本书使我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给它写序——这不是因为我在书里找到我的某些想法，找到一种力求完整地理解一个人的方式，而是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使我感兴趣的是来自他的东西而不是可能来自我的东西。这是本很好的书，我的意思是说这本书是新的。
——弗朗西斯·詹松呢？
——他的情况不同，他拿我做题目写了几本书；而且最后几本书不那么有趣。我想他本人现在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他最好去写那些东西。不，我看不到目前有谁从我出发以新的方式从事思考。
——你不把彼埃尔·维克多看做弟子吗？
——绝对不。他不是通过我的著作而是出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我接近的。为了《人民事业报》能继续出版，他要求我当这家报社的社长。我一九七○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离我的思想相当远：他来自另一个知识天地，使他的思想定型的是阿丢塞尔式的马列主义。他读过我的一些哲学著作，但是他绝非全部接受。与他打交道对我是一种幸运，我得以接触一个坚实的、站得住脚的思想，这个思想与我的思想相对立又不笼统地排斥它。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若要产生一种真正的关系，一种能使他们彼此都向前进的关系，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在一起关于自由做过许多次讨论，我想这些讨论是有收获的。
——另外，我特别觉得你在他身上看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化身，这种新型知识分子融合并且超越了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