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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5-放慢生活脚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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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到1911年,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已采用统一的世界时间系统。    
    说服早期的工业工人按钟点作息并非易事。很多人按自己的速度干活,凭个人的兴致休息,或者在该干活的时候干脆没有出现——这对按时付酬的工厂老板而言是一种灾难。为了将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纪律传授给工人,剥削阶层开始将守时当作市民的一种义务和美德宣传,而缓慢则被贬责为重要过失。电钟公司1891年的目录提醒人们力戒跟不上步伐的种种弊端:“一个人若想成功,如果说有一种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更应得到培养,那就是守时;如果有一种错误需要避免,那就是迟到。”该公司的时钟恰当地命名为“独裁者”,宣称要“革落后者的命”。    
    1876年,当首个装有发条的闹钟进入市场时,守时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数年后,工厂开始安装钟表,以便工人在交接班时打卡,这一做法蕴涵着在日常生活中“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当压力上升至每一秒钟都值钱的时候,便携式时钟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美国,穷人参加每周抽彩出售一只手表的俱乐部。学校也支持守时运动。1881年版的麦高菲读本其中一篇课文就提醒孩子注意缓慢带来的极度恐怖:火车碰撞、生意破产、军事失败、错误的出现、浪漫经历的受阻等。“在生活中依旧如此,因为某人的延误,精心安排的计划、最重要的事情、个人的命运、荣誉、幸福、生活本身等被牺牲了。”    
    由于时间安排严格,而技术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为可能,于是,匆忙便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说话、阅读、写作、进餐、移动。19世纪的一位观察家曾这样讥讽普通的纽约人:“走路的样子看上去总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顿好的晚饭,后面有一个监守者似的。”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种“匆忙的、不妥当的、让人流汗的仓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文化正在发展。    
    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人类的塑造如同人类对技术的塑造一样。191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卡森写道:“随着电话的使用,会产生一种新的思考习惯。缓慢迟滞的心情已经丢弃……生活变得更加紧张、敏锐、生动。”卡森毫不奇怪地发现,在电脑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干活会让人对那些跟不上软件速度的人产生不耐烦。    
    19世纪,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一个层次,而这得益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顾问。在他效力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泰勒使用一块秒表和一把计算尺,测量出每一项工作所耗费的时间,精确到秒,并最大效率地给工人安排了工作。“在过去,人是首位的;”他不祥地宣布,“而在未来,体制将是首位的。”尽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广泛地阅读,泰勒本人喜欢将他的“科学管理”品牌付诸实践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运的生铁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员工抱怨压力大,太过疲劳,纷纷辞职。泰勒人缘不好,1901年遭到解雇。虽然他在晚年相对默默无闻,但对联盟组织来说他仍是一个憎恶的对象,他的“安排第一,人第二”的信条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不仅在工作场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关泰勒主义的电视纪录片的迈克舒尔兹认为:“泰勒本该死于耻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效率理念对界定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仅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也如此。”    
    当泰勒在计算每换一只电灯泡需要百分之几秒的时候,亨利•;欧勒出版了《没有城市没有乡村的世界》一书,该书描述了火星上的文明,在火星上,珍贵的时间成了货币。一个世纪后,他的预言实质上已经变为现实:如今,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钱。我们甚至谈到“有时间”,或更常见的提法:“缺时间”。    
    为什么物质如此富足,缺少时间却如此普遍、如此流行?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死亡率。现代医学使人类在《圣经》所说的70岁寿命的基础上增加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如此,人类依然生活在最大的期限阴影下,即死亡。毫无疑问,我们感到了时间的短暂,并力图使每一刻都富有价值。但如果这种本能得到普及,那么为何有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倾向于同时间赛跑呢?    
    部分答案在于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在一些哲学传统里,时间是轮回的,如中国人、印度人和佛教徒,只列举三类。在加拿大的巴芬岛,因纽特人使用同一个uvatiarru,同时指代“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两个意思。在这些文化中,时间总是来了又走,总是在我们身边,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断更新。在西方传统中,时间是线性的,像箭一样从A地发向B地,无情飞逝。时间是确定的,因此也是宝贵的资源。基督教施加压力迫使信徒们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本笃会的僧侣时间安排十分紧张,因为他们相信魔鬼会跟闲人过不去。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总结了西方对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困扰或迷恋,并严厉地呼吁“一个人浪费了一小时,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在与本地化的佛教融洽相处的日本民族神道教里,时间是循环轮回的。然而1868年之后,日本以几乎超乎寻常的激情开始赶超西方。为了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明治天皇政府引进西方的时钟和日历,并开始倡导守时及充分利用时间的美德。二战后,日本民族对效率的崇拜有所增强。今天,当你站在东京的火车站,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乘客跑着追赶火车的情形,虽然每间隔两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你知道,日本人已经吸纳了西方人关于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的理念。


《放慢生活脚步》 第一部分一切都要快些(3)

    消费主义是加速时代的另一强劲的动力源泉,日本也学会了消费主义。早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就谴责加快生活节奏的购买本能:“将自己的心仅仅放在对物质追求上的人总是匆匆忙忙的,因为他只有有限的时间去延伸,去捕捉,去享受。”这一分析今天更为真实。今天,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商店,所有的男女不过是其中的购物者罢了。在诱惑与愉悦下,我们时常贪婪地寻求尽可能多的消费品和体验。除了令人绚目的事业外,我们选择美术课程,选择到体育馆消耗体力,选择阅读报纸及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每一本书,选择同朋友外出进餐,选择参加俱乐部活动,参加运动,看上数小时的电视,听音乐,和家人在一起分享时光,购买所有的新潮的时装和最时尚的小玩意,逛电影院,享受同伴侣的亲密与美妙的性爱,到遥远的地方度假,甚至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工作等。其结果是,在我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与我们实际可以实现的二者之间产生了令人苦恼的分离,这就引发了时间永远不够用的感觉。    
    我本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管孩子就是一摊活,唯一能在亲子关系中幸存的方法是减少工作量。但我发现要做到这点很困难。我希望自己什么都不受影响,因此没有减少个人爱好,而是拼命将它们挤进本已很满的日程里。从额外安排的网球比赛中溜出来后,余下的一天时间里,都在拼命地赶。车开得更快,路走得更快,睡前给孩子讲故事也给省了。    
    像其他人一样,我希望技术能帮我买到更多的时间,以便有更多的机会,不再感到如此匆忙。但技术是不可靠的朋友。即便确实节省了时间,它也常常通过诱发一系列新的责任和欲望,使其效果受到损害。当洗碗机在20世纪早期问世的时候,它将家庭主妇从累人的劳作中解放出来,随后,在十多年时间里,随着卫生标准的提高,我开始更频繁地换洗衣服。结果,装满脏衣服的洗衣筐同门口脚垫上堆起的账单一样,成为现代家庭的特征。电子邮件是另一例证。说得好一点,它使人们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但电子邮件操作的简易,随时点击一下“发送”即可,从而导致过度使用的蔓延。每天,信息高速公路传送的电子邮件达五十多亿封,其中很多是毫无必要的备忘录、粗俗的笑话和垃圾邮件。对大部分人而言,其结果是每天迎来了堆积如山的电子邮件。    
    面对众多压力,即便最有奉献精神的缓慢倡导者也发现很难做到不匆忙。以沙提叙•;库马为例,这位前耆那教和尚20世纪60年代从英国步行到印度,此后便徒步游历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目前他生活在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他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苏醒》的双月刊,其中有许多赞同缓慢哲学的理念。一个美妙的夏日下午,我在伦敦海德公园见到了他。他身材瘦小,穿着一套亚麻西服,从一群排成行的、风格变幻莫测的溜冰者、漫步者和快速步行者中,他安详地走过来。我们在树阴下坐下。库马脱下短袜和鞋子,并将他那双足迹遍布全球许多地方的脚放到草地上。我向他谈起时间病的问题。    
    他说道:“让时间变得有限化是西方的一种疾病,这就会将速度加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母亲曾对我说,‘当上帝创造时间时,他也创造了足够多的时间’——她是对的。”    
    我指出说:“可你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印度农村。加速的压力,同时间赛跑,在现代世界无疑是不可抗拒的。”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在这里生活,我也屈服于匆忙,屈服于速度。有时没有其他办法去赶杂志的最后期限。生活在西方,要不断挣扎以避免受时间支配。”    
    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空哀怨地隆隆掠过。库马瞥了一眼手表。他的下一个安排是参加15分钟后开始的一本书的发行仪式。“该走了。”他浅浅一笑,说道,“我不想迟到。”    
    时间病也可能是存在主义萎靡不振更深刻的症状。在崩溃之前的最后阶段,人们常常加快节奏,以回避不得不面对的忧愁和苦恼。在库马看来,速度可以帮助人们将现代世界的恐惧和荒芜阻挡在外。“我们的时代为忘却的欲望所困扰,但也正是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人们才放弃速度这一魔鬼;它加速地向我们呈现它不再希望被记住,它对自身已经厌倦;它想掐灭七情六欲中的微弱而令人发颤的火焰。”    
    另一些人认为速度是一种逃避,不是从生活中逃避,而是从死亡中逃避。多伦多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克•;金卫在现代速度崇拜方面有些颇具洞察力的著述。我们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将话题从火箭发动机和宽带互联网转移了出来。“不管人们怎么想,有关速度的讨论从来不是仅仅关注技术现状的。这远远比它深入,回到了人类对先验的渴望。”他说道,“很难思考这样的事实,即我们都将死去;这是不愉快的,因此我们不断寻找从我们自身的死亡率的意识中摆脱出来的方法。速度赋予感官的仓促感,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策略。”    
    无论喜欢与否,人的大脑是被速度所固化的。我们从危险、忙碌、激动、悸动中获得乐趣。从快速中获得的强烈的感官刺激,快速引发了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两种化学物质的释放——这会在性生活过程中穿过身体。昆德拉在谈到“速度带来的狂喜”时,他是对的。    
    我们不仅享受速度带来的乐趣,也习惯了速度。我们成了加速器。当我们将车驶入车道,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显得太快。然而,几分钟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正常。上了一条很滑的路,将时速减慢到每小时30英里,再慢就显得让人咬牙切齿了。加速刺激了人们对速度的无休止的欲望。当速度放到每小时70英里时,我们在诱惑的驱使下,在加速器上再使点劲,将时速提到每小时80英里、90英里甚至更快。1899年,比利时的工程师建造了世界上首辆仅仅为打破速度纪录而设计的汽车。其外观为鱼雷状,由两个电子发动机驱动,该车的车名“从不满意”概括了人们对更快的渴望:永不快乐。    
    对加速的诅咒不仅限于高速公路,以上网冲浪为例。我们对网络的链接速度永远都会感到不满。当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宽带调制解调器上网时,速度看上去像闪电一般。现在,好像感觉非常普通,甚至有点迟缓。当某页没能即刻下载时,我就失去耐心。哪怕只耽搁两三秒钟,也足以让我点击鼠标催促。唯一的解决方法似乎是更快捷的链接。    
    随着我们不断加速,我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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