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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
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
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
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
“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
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
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
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
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
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
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
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入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
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随后，我领着汪克毅去与顾德
明见面，并要求顾德明以后替我收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汪克毅就以延安电报局
长的伪装混入了延安。我满以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务组织已经得到初步成功，并
转报军统局。
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杳无音信，我非常着急，乃转问顾德明。他说：
“在行政方面，汪克毅有电报来，但没有提的。”我顾虑汪克毅在延安的处境，不
敢去电催，只好耐心等着。5 月底，汪克毅突然从延安回来了，他说：“一到延安，
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
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
电报局里已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
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有固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
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
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
就这样，我的妄想完全化为乌有，满脑子不痛快，转而迁怒于汪克毅，认为他
没有尽到力，从此对他不满意。但我对边区方面的妄想，并不因此而灰心。1939年
7 月，我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到延
安去，我要求派一个特务冒称政治部科员，作为考察团团员，混进延安去进行活动，
谷正鼎自然答应了。
此时，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山西人，共产党叛徒）在西安待命。我本不
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山西人军统特务梁恰亭向我介绍的。我听说郭子明是共产党叛
徒，思想上就有了底，找他面谈后，认为他适合条件，决定派他去，介绍他和谷正
鼎见了面。行前，我对郭子明说：“你到延安去的任务，不是预先可以规定的，希
望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避免反为共产党所注意。”郭子
明随同政治部考察团混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来回半个多月，他回到西安把搜集的
材料作了两三万字的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经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传令嘉奖，立
即调郭子明到重庆去升任军统局第二处中共科科长。
我在西安3 年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么一个妄想：无论如何必须在陕甘宁边
区范围内，建立潜伏特务组织。我觉得从正面派特务打进边区的可能性极少，汪克
毅失败回来后，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办法，就是失
败了，牺牲损失不大。我拿定了这个主意，就和丁敏之、李翰廷商量了好几次。我
对李翰廷说：“你老婆是西安人，社会关系多，你在西安警察局搞了这么多年，认
识的商人也不少，希望你在商人身上想出个办法来。”我和李翰廷决定的原则是：
在商人或行商当中，找向来与延安或者边区其他县镇市集的商店、行商有来往关系
的，收买他们进行特务活动。第一步要求他们设法混进边区去，把他们所见所闻的
情况，回到西安来口头报告。同时，希望原来就在边区的商人，能够于三个月、半
年以至一年之内来西安一次，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口头报告。他们来回的费用，完
全由西北区负责，还给以一定的报酬。第二步就是在可能条件下，介派特务冒称商
人混进边区去固定潜伏，或化装行商不定期来往。李翰廷找到和他向来有勾结的奸
商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不肯上特务的圈套，屡试都失败了。
以上是我在西安时期企图打入边区的例子，这一类的阴谋活动当然还有，但在
共产党和边区人民严密的防范之下，都遭到了失败。
军统局在西北与胡宗南、蒋鼎文的勾结
戴笠以及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是与胡宗南的扶植和戴胡两人互相勾结分不开
的。
1935年胡宗南“追剿”北上红军，窜入陕甘两省。1937年抗战军兴，胡一度离
开，但1938年他又回军西北。从此，胡宗南茶毒西北10多年，军统局在西北的特务
组织一直与之配合勾搭。戴笠对谁也瞧不起，但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戴笠每逢遇
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请教于胡宗南。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胡宗南驻军天
水，戴笠准备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事前曾经就商于胡宗南，得到同意后他才决定
了西安之行。军统特务都把保守秘密看成第二生命，不敢违犯；关于逮捕、暗杀事
件，因为都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阴谋暗害相关，那就更不必说了。但军统局所谓保
守秘密，对于胡宗南，却也是个例外。如1940年5 月，军统局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
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军事委员车耀先，和认为与罗、车有连带关系的进步
人士郭秉毅等两人，由戴笠亲自从成都把他们四人解到重庆秘密监禁。在军统局这
是何等机密的事！但罗、车等四人解到重庆后，郭秉毅两人就立即转送到西安胡宗
南负责的军校第七分校去当教官，也不顾虑什么秘密了。
1935年10月我由南京到西安去，临行，戴笠对我说：“湖宗南先生在西北，重
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12月，我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看到了
胡宗南，由马志超介绍见面。我初次和他见面，就把设立军统局西北区对陕甘宁边
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情
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我在西安几年，军统局西北区的公开掩护机关并不隶属于
胡宗南，但我与他却比较接近。胡宗南曾对我夸耀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
笠）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的确，
胡好像是较为冷静的。但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
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
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1 号胡宗南住
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
一样去向他请示。并非胡宗南和谁有什么特殊，而是完全基于军统局与胡宗南集团
之间互相勾结的需要，军统局历来派在西安的负责人也莫不如此。军统局西北区关
于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情报，郭子明赴延安搜集的情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切动态，
在西安侦察共产党员车耀先、进步人士车向忱等的情报，以及杨虎城旧部孙蔚如、
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孔从周等的情报，都随时向胡宗南作了汇报。就是关于
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军风纪等等情报，也从来不报军统局转报蒋介石，而是就
近报告胡宗南，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任何地方、对任何部队从所未有的。根据这一
点，可以说，军统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为了包庇胡宗南而做了胡宗南的
耳目。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特务，胡宗南都叫他们和军统局西北区联系，交换情报。
胡宗南有时候也把某些案件交给军统特务替他调查。
在人事方面，军统局与胡宗南更是互相调用，彼此不分。1938年胡宗南重返西
北后，军统局陆续派江雄风。梁干乔、俞墉等到胡宗南集团担任重要职务，江雄风
曾任西安第七军分校总队长，梁干乔历任西安战干第四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
主任，以及在拘邑、耀县一带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民运组训总负责人。而梁干乔、俞
塘都在军统局担任过书记长，江雄风则担任过军统局西北区长，他们三个都是共产
党叛徒，派他们到西北去配合胡宗南工作，决不是偶然的。从1944年起，军统局还
介派了戴笠的座上客、军统第一个阴谋家赵龙文，出任甘肃省府民政厅长和胡宗南
的第一战区长官部秘书长，以全面策划防共剿共。戴笠为了胡宗南的安全，1937年
派军统局杭州特务训练班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宗南的警卫组长，以与军统
局西北特务组织紧密联系，保护胡宗南。同时，由胡宗南部队高级军官调到军统局
任职的，那就更多。其中有胡宗南部军长吉章简调任军统局交通警察总局长；军统
局经理处副处长林尧民，中美合作所总务组长郭斌，兰州警察局长史铭等，都是由
胡宗南集团调去的。1941年9 月，军统局一次从胡宗南集团现职军官中调去团营长
以上军官20人，派充军统局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大队长等职务，从而充
实了在江南进犯新四军的特务武力。1944年春，胡宗南部队十几万人开往新疆，宋
希濂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军统局立即在新疆警备总部设立调查室，派余万选充当
主任。同时成立了新疆省站和新疆省警务处，派胡国振充任新疆省站站长兼警务处
长，另派刘汉东为警务处副处长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警察局长。此外，还设立
了新疆邮电检查所、航空检查所等等特务机关，这些都是军统特务与胡宗南集团互
相勾结共同反共的实例。
其次，军统与蒋鼎文的勾结。由于西北区配属于蒋鼎文负责的西安行营时间较
久，与之共同策划的阴谋活动更多。除杀害宣侠父、倡导特种会报制度外，当时西
北区借以掩护的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实际就是蒋鼎文的反共参谋处。蒋鼎文在
西安时期，关于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杨虎城旧部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
等动态情报，西北区都及时用书面或口头向蒋鼎文汇报并与之商量对策。比较重要
的事实有：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由杨虎城旧部向来以稳健厚重见称的孙蔚如出
任陕西省府主席，这是适合陕西人民愿望的，但南京方面却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
为之的权宜之计，因此，对孙蔚如一直不放心。1937年我到西安后，不断向军统局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孙蔚如在西安、在陕西境内，大批起用杨虎城旧部，企图死灰
复燃，所谓陕人治陕的大西北主义空气极为浓厚；省府秘书长杜斌丞和长安县长韩
兆鹗思想左倾，与陕北南汉寰有勾结，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宣侠父来往密切，在
孙蔚如掩护下酝酿反中央活动，杜斌丞、韩兆鹗并在西安“公开诽谤委员长”等语。
同时，蒋鼎文原就觊觎省主席的位置，但不得机会，我看穿了他的心理，不时和他
谈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1937年底，孙蔚如省主席职务终于被挤掉，蒋鼎文攫
取陕西省政权的目的如愿以偿，这是我和他有了进一步勾结，甚至把我当成他的亲
信的一个重大关键。
1938年春，军统局西北区绥德组长诸大光报告称：绥德附近吴堡黄河渡口，为
八路军从延安与晋西北、华北前线的主要交通线。我接到这个电报，立即向蒋鼎文
建议封锁黄河渡口，破坏延安与抗日前线的交通补给。蒋鼎文采纳了这个建议，指
示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指挥保安团队执行。1938年秋，我建议军统局将榆林组扩建
为榆林站，派诸大光为站长、唐伯先为副站长，以监视和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