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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加积极了。在日本人的怂恿和护送下，他于4 月中旬从河内秘密乘船到了上海，
与日本人策划筹备组织伪政府事宜。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又立即派遣陈恭澎率领
王鲁翘和唐英杰跟踪赶往上海，继续行刺。
陈、王、唐到达上海后，曾与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本共同研究行刺办法，并
积极进行部署伺机采取行动。但由于汪精卫住在租界内，防范十分严密，一时难以
下手。而江伪政权的筹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逐步接近完成，汪精卫不久
便从上海前往南京。因此，陈恭澎他们在上海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也没有实现。汪去
南京后，暗杀工作更加困难，戴笠便没有再派人前往行刺了。
弹炸何思源
陈少校
1948年冬，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局部和平的何思源。蒋介石特
别痛恨一些国民党高级人员投向人民，认为杀掉一个像何思源这样地位的人物，对
别人可起警告和恐吓的作用。毛人凤奉命后，便找主持“行动”工作的第二处处长
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复、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共同研究，本来准备在何
思源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后来认为那样做，凶手逃脱不易，又改
为把定时炸弹放在何的住宅上面，希望把他炸死。毛人风为了慎重起见，特地叫叶
翔之亲自率领四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
行这个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却炸死了他的女儿。蒋介石接报后，异常生气，
还对毛人凤指责了一顿。毛人风因而又埋怨叶翔之，认为为了凶手的安全，而没有
实行在路上狙击的办法，实属误事。还说，即使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还是
值得的。
（原载《黑网录》）
湘站在协助蒋介石监视排斥异己中所起的作用
黄德曾
湘站成立于1933年10月，它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谍报科，
受邓文仪领导，由吴超充站长。在湘站成立之前，湖南已有特务组织，由蒋肇周负
责，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参谋处参谋江汉清（戴笠化名）指挥。1934年初，邓文仪
因与杨永泰争权失败而去职，南昌行营所属特务机构合并于戴笠控制的特务机构之
中。吴超与蒋肇周因争夺湘站站长职位而发生摩擦，戴笠乃责成吴赓恕改组湘站。
吴首先派人打人省邮电检查所，以后又向省政府其他机关和外县发展势力，如他发
展了老十八师军需处长唐伯端、四路军总指挥部的秘书罗草、省保安司令部交际室
主任朱度恢等。“吴为了利用一部分警察，又通过唐伯端介绍特务到警察训练所担
任教官。
吴在得到两广将出兵人湘的消息时，立即派人到永州、宝庆、衡阳建站，扩大
特务机构。
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后，桂系对他频送秋波，湘站则尽力制止他们之间的联系。
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派王某来湘与何键联系。吴赓恕从电报局得到消息后，即
通知全州通讯员陈铁坚，利用洪帮关系探听王某来湘日期。一面又通知道县通讯员
何理堂潜人广西，利用社会关系进行活动。永州的特务也都行动起来，故当广西代
表王某抵达永州时，湘站即获得情报，了解了该人的面貌特征，并派人跟踪。同时，
又指定高级通讯员唐伯端负责与何键、胡达、周翰和湖南省政府及四路军总司令部
的上层人士联系，注意何键的态度和行动。
当广西代表王某抵达长沙时，何键侄儿何犹夫到车站迎接，并将王某接至家中。
当唐伯端探知王某来湘是联何倒蒋，而何键已决定派其侄儿何犹夫前往广西联系时，
湘站立即向南京请示，南京复电“为避免何键倒向两广，可于湘、桂边境将王、何
两人暗杀，使何有所顾忌。”
吴赓恕接到南京指示后，立即作了一系列布置，在何、王动身赴桂之际，吴赓
恕已带人乘车抵达湘桂边境，在预定地点将王、何架至山中绞杀，事后即埋于山中。
吴赓恕回长沙后，又派唐伯端拜访何键，询问有无派何犹夫赴桂之事，何矢口否认，
唐伯端也就笑而不言。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键准备支持张学良，吴赓恕得到这一消息后，即派何键旧
部皮培仁（省邮电检查所长）往见何键，向何威胁说：“委员长在西安蒙难，外面
传说主席将有所举动，现我奉命前来见主席，如果主席有所举动，在一小时之内，
主席全家生命恐有危险。”同时吴派唐伯端向四路军总司令部高级人员游说：“如
果何主席支持张学良，则湖南政局会糜烂不堪。”吴还通知各机关通讯员造谣说：
“湖南军队包括何主席的嫡系军队，如十九师下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已倒向中央。”
这使得何键不敢轻举妄动，从而稳定了湖南局势。
此外，吴还利用邮电检查所检查广东方面给何键的电报，派员向何的译电员收
买何键与广东往来的密电，每页出价5 元，以此监视何键的行动。
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
张严佛
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最初成立的时候，其活动重点在长江流域东南各省，对西
北陕甘各省还没有怎么注意。但自从红军北上抗日，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之后，
形势为之一变。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蒋介石心慌意乱，食不下咽，寝不安枕。
他赶忙飞调还在湖北境内“清剿”红军的东北军十几万人不分昼夜开往西北，并在
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派东北军首脑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坐镇西安，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东北军以及原驻陕西、甘肃境内的杨虎城部十七
路军4M万人，还有蒋介石的御林军胡宗南等尾追红军的部队不下10万人，几方面合
拢来，足有30多万人，以为趁着红军刚到陕北，脚跟没有站稳，发动“围剿”，在
穷山恶水的陕北苦地方，一定可以消灭红军、杀尽共产党了。军统局为了配合蒋介
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灭共政策，于1935年10月“西北剿总”成立的
同时，立即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
省区的特务活动。对四省原有的特务组织，以西安为中心，陕西、甘肃两省为主要
环节，针对着陕甘宁边区，以十倍的人力物力，加强特务布置，以所谓“看不见的
力量”，一面搜集红军军事情报，供应“剿总”作“进剿”决策的参考，并对“进
剿”部队的军官进行监督检举，鞭策着彻底执行反动政策。同时，在后方各地侦捕
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并对广大人民群众暴力镇压，以特务
恐怖手段来维护国管区的秩序治安。
军统局西北区初建时，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之下设立第三科，作为
掩护，进行工作，科长职务由西北区长兼任。这样，军统局西北区既可以与“剿总”
紧密配合，利用“剿总”和第三科的公开名义和职权，横行无忌，又可以保证特务
组织和特务人员身份的秘密。军统局规定：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必须绝对秘密，不
准出头露出。因为组织一经公开，身份被人发觉，那么目标显露，进行活动必然受
到严重影响，有百害而无一利。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
第二条还是“秘密”，悬为严禁。军统局历来在各地方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人员的
确实身份，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就是军统下级特务人员也不完全明了军统局的组织
和特务人员彼此之间的正式身份，原因在此。
我于1935年10月在西安负责创建军统局西北区，担任该区区长兼“西北剿总”
第三科科长，其后又两次担任西北区长，前后达3 年之久。关于军统局自1935年冬
到1939年间在西北的重大阴谋破坏，凡我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均如实记录于下。
军统局在西北的主要特务布置
军统局从1932年起，就在陕甘两省开始了特务活动。起初派遣个别的特务通讯
员，然后发展到有组织的活动，陆续建立了特务小组。1934年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站，
派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其活动范围为陕西全省，在绥德、洛川、汉中、安
康、潼关等地次第布置了特务小组。同时在兰州也设立了甘肃省站，派共产党叛徒
史铭担任站长，以策划甘肃境内的特务活动。1935年1O月，军统局西北区成立后，
就其组织规模的庞大，活动范围的广阔，都是军统局在任何地方所没有的。陆续成
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包括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
单就陕甘两省围绕陕甘宁边区而建立起来的固定的特务组织，就经常保持在20个单
位以上。此外，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及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
组，以及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
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无线电设备方面，
军统局从1935年起在西安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李秀夫为支台长。为了加速传递情
报，指挥特务活动，配属各地特务组织陆续建立起来的无线电分台，经常保持在20
——30座。至于其他不限于编制、非固定性质的种种布置，如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
派遣和企图建立潜伏组织，以及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所谓“策反破坏”的特侦站，
这里尚略而未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军统局西北区和它的主要特务组织都垮台了。1937年蒋
介石设立了军委会西安行营，军统局也随之恢复了西北区的建制，并在行营办公厅
之下设立第四科以为掩护。
1938年冬西安行营撤销，成立天水行营，程潜力主任，于是军统局西北区又在
天水行营秘书处设立第三科做掩护。1941年后，军统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西北地区
的布置，把原西北区改为晋陕区，指挥陕西、山西两省的特务活动。同时在兰州另
行设立西北区，就近指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特务活动，与晋陕区紧密衔接，
以钳形包围形式，全力对付陕甘宁边区。1944年日本侵略军渡河南犯，军统局在河
南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垮了。军统局把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名义上指
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根本未作筹划恢复的打算，唯一
的矛头是配合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一步紧一步地继续进行阴谋破坏。
而为了适应胡宗南军事方面的要求，及时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势力方面的情
报，自从天水行营撤销之后，军统局晋陕区、北方区先后均以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
长官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名义作掩护，室主任一职，由晋陕区或北方区区长
兼任。从1935—1940年，历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有张毅夫（即张严佛）、江雄风、
王天本、赵世瑞、李果湛、李人士等人，而以张毅夫在西安为最久。其后军统局晋
陕区、北方区的负责人则有王鸿骏、胡国振、文强、徐远举等人。1945年日本投降
后，军统局地区一级的组织撤销，仍旧恢复了在一个省区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
挥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隐人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
和任何名义作掩护了。这是军统局根据长时期的实际活动经验，权衡利弊得失，经
过郑重考虑所采取的关键措施。任何地方都如此，西北各省也不例外。
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设两个股。第一股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
报，及时转报军统局和西安行营蒋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西安特种会
报等有关方面，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第二股主办特
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西北区初成立
时，所有侦捕、暗杀任务，交给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长许忠五执行。侦缉队是一个藏
垢纳污的大杂烩，特务、流氓、地痞、恶霸、骗子、小偷，什么人都有，不容易确
保秘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
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
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