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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耸了耸肩膀，“破解这类谜团更多地是靠逻辑而不是聪明，帕克。就像几小时前我对你说过的那样，一味排斥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并不明智；在没有明显的证据可寻的情况下，答案往往来自冥冥之中的某种感觉。不可思议的事儿我碰到的太多了，有些可比这玄乎，其中的大多数都和幻觉有关。今后我还少不了会遇到这类事儿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这也要看是什么地方，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去迎接它们的挑战。”
我眨着眼睛问道：“你是说你早就料到箭山监狱会有这类事儿发生？你能预知未来？”
“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我只是一个喜欢旅行的通俗作家。”他故弄玄虚地冲我一笑，夹着他的笔记本站了起来，“我不能再跟你说下去了，帕克。”他说，“我都快渴死了。你是不是碰巧知道这钟点儿哪儿还能喝到黑啤酒？”
一星期后，什么招呼也没打，吉伦突然离开了箭山村。今天他还在这儿，明天就不知去向了。我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从此再没有看到过他，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雄鹿吉伦是谁？雄鹿吉伦是什么？一个奇人或一件奇事会不会相互感应彼此促发？那些看似自然或巧合的事儿会不会是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呢？也许现在你能理解了，为什么这些问题，在我碰到他六十年后，还在我心里盘桓不去？为什么我仍然念叨着偶然从他的笔记本上读到的那个句子，它可能是读懂雄鹿吉伦地一把钥匙：
如果一个吉姆巴克单独站在海岸边，在月黑风高时歌唱，有多少沙砾会印上他的脚印？
《 完 》
妈妈的金戒指
凡是住过小镇的人都知道，小镇居民都有好记性。
我妈妈遇害时，镇上的人很自然地先怀疑爸爸。因为没有证据，案子成了悬案，一直没有解决，爸爸只能背着黑锅度过余生。
那时候我刚刚十一岁，姐姐露西十四岁，我们住在镇南端一幢又脏又破的小木屋里。
我们惟一取暖的东西是一个火炉，它虽然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但对我们没有起到多少保暖作用。
爸爸是个油漆匠，即使在经济恐慌的时候，他仍可养家糊口。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是有了上顿没下顿。
爸爸和一般人都处得不错，尤其是女人。他长得不英俊，不过，我猜他一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个子高高的，四肢瘦长，头颅大得不相称——头顶宽宽，下巴尖尖，浓厚的棕色头发，密密的眉毛卷曲着。我小时候，他那对从不整齐的眉毛下向外窥伺的黑色小眼睛，常常使我惊恐不已。
我不太记得妈妈。他们镶在银色镜框的结婚照就放在收音机上，但我从不能把那位苗条、漂亮的女子和我认识的妈妈联系在一起。她必定是胖了许多，因为我记得那枚细细的金质结婚戒指几乎嵌进她的指头。
妈妈被谋害的时候是三月初——是那种大地开始融化的春天。
那晚我和姐姐去看电影，我没想到我们可以去，因为爸爸总说他没有钱去浪费在那类事情上。
但那晚，他比平时宽容了许多，我们一开口，他就答应了。那是一部叫《勇敢的船长》的电影，以后有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再领教史班塞·崔西的电影，不过姐姐一点儿也不在乎。
十点还差几分的时候，我们看完电影回家。从镇中心徒步走了一里路——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寒夜，刮着南风。姐姐和我每走几步，便转过身，用带手套的双手遮住脸，背着风走。
我们一转进拐角，就发现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来像是唐·金家。”姐姐说，“他一定又喝醉了回来，不过，他妻子平常不报警的。”
我脑海里挤满了不祥的前兆。那一闪一闪的红灯，围观的人群，使我感到恐惧。
在微弱的星光下，我可以看见人群中每一个头都转向我们这个方向，姐姐和我开始加快脚步跑了起来。
当我们跑近的时候，他们正把她抬出来，送上救护车，邻居的胖太太搂住我，把我的脸挡在她宽大、柔软的胸前。
我听见一声尖叫，是姐姐，她试图挣脱胖太太家的双胞胎男孩儿，他们在阻止她扑向妈妈——妈妈正被抬走。
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胖太太敲门，来我们家里借糖，准备做巧克力软糖。她发现妈妈躺在卧室门边，当她看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尖叫得房屋都要塌下来。几分钟后爸爸回家时，救护车已经到了，街坊已开始议论。
爸爸有所谓的“不在场证明”。整晚有人看见他在蓓蕾咖啡厅喝咖啡；井且在阿福撞球场进进出出的打撞球，还在艾利酒吧和胖太太的丈夫一起喝了两杯啤酒。
但这之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回家下手。人们甚至谈论说，那晚他让我们姐弟看电影，是为了赶走我们，免得碍事。但他们也不十分肯定。
在我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认为不是爸爸下的手。他是新来的警察。但同意他看法的人并不多。
凶案现场，人们发现妈妈的一只手被切掉，这只手后来一直没有找到，谁都想不透为什么。只有那个新警察除外。他说凶手可能是性变态，不论是谁杀死妈妈，切除了她的手，那人一定是个“崇拜手的人”。
“你一定听说过崇拜脚的人，”我听见他在对警长说，“还有崇拜女人内衣的人。”
警长没有听说过，别人也没有听说过，大概多少年后也不会听说。
“凶手肯定是个崇拜手的人！”新警察断言。
雪地上没有任何足迹；祖父做的一把木柄切肉刀不见了，他们也没有找到。
没有任何线索，案子逐渐平息下来，没有人被提出指控。
不过，如果爸爸被警方审问，然后再被宣判无罪，也许结果会好些。人们当着爸爸的面不说什么，但是，他们彼此心照不宣。
妈妈一去，我和姐姐的生活更糟了。我们俩尽量避开爸爸，但在这样小的房子里可不容易。夜晚我和姐姐做功课，爸爸就发牢骚，说人们在街上给他眼色看。
“他们认为是我干的。”他说，“可你们知道我没有干，你们知道的；不是吗？我怎么能对你们的妈妈做那种事，我为什么要做？”
真奇怪，爸爸从不在乎别人，竟会因为别人的眼色而烦恼。他不会喝烈性酒，而现在他竟会闷坐一旁，自斟自饮。夜深时我们会听见他倒在床上的声音，虽然他不打我和姐姐，但是他喝醉时的样子，更让我们受不了。
起初，姐姐和我以为爸爸可能再婚，附近每个人都知道爸爸有点色迷迷的追朱迪小姐，她是教四年级的老师，“色迷迷”是我们牧师用的词。
妈妈在世的时候，一切正常。我们偶尔参加集会，爸爸也渴望参与不适合他的游戏。这时候朱迪小姐总会皱着眉头，对爸爸摇摇头，还对他微笑，好像她不在意一样。
妈妈过世后，爸爸有几次邀请朱迪小姐参加舞会，甚至还花钱请她看电影。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
我猜想，也许她有点儿发怵，因为爸爸的嫌疑一直没有洗清。不论什么理由，反正一年后，她嫁给了一个经营加油站的人，和爸爸的关系就结束了。
姐姐和我的生活每况愈下。姐姐中学毕业后，到一家矿工医院接受护士训练，等候我毕业。很早以前，我们就决定尽可能早离开这个家。但姐姐决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十七岁那年中学毕业。几星期前，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收拾在一只破袋子里，那是我十三岁时在垃圾堆捡的。毕业那天晚上，我将妈妈的结婚照片塞进袋子里，没有跟爸爸告别，径自到汽车站，我们的校长给我安排在一所乡下学校教书，第二年夏天，我上了大学，半工半读，毕业后我要当个老师。
在我取得资格之前，姐姐也完成了护士培训，不久她结了婚。三年之后，我自己也成了家，与姐姐家相距五十里。
我们都没有再见到爸爸——直到他去世。
姐姐和我回去埋葬他。他已被抬到家具店后面的一个殡仪馆。有几位镇上的居民来送葬，我们没有停留多久。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们不尊敬爸爸，但是，爸爸也不会尊重我们。
姐姐和我住在旅馆里。就是给我一百元钱，我们也不愿再睡在那房子里。不过，下葬后的第二天，我们还是回到镇南边的老屋，清理爸爸的东西。
房屋比记忆中更破烂，墙上还残留着灰色的漆，院子满目荒芜，只有野草。
屋里的腐臭味，几乎令我窒息。姐姐打开窗户，我们俩着手清理。最大的一堆送往垃圾站，另一堆可以给“救世军”，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想要的。
姐姐在一个妈妈结婚时买的柜子顶上发现它——一个破旧的香烟罐，小型的，扁平的那种。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姐姐拿起它，在耳边摇着说，“有东西在响。”
她打开盖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手掌中。
我们俩都盯着她手中的东西瞧。
它们躺在那儿，五根指头的骸骨，其中一根末端还有我看见过的、几乎嵌进妈妈肉里的金质结婚戒指。
可怜的爸爸，他总是要物尽其用，但那只戒指，他再也没有用过。我们知道，爸爸是想把那戒指送给一个女人，而做了这件惨无人道的事。
《 完 》
漏洞
达尔文食品店副总经理柯文用对讲机问他的秘书：“那个大脑袋侦探来了没有？”
“他正在过道上。”
“立刻带他进来。”
“是的。”
“还有，昨晚六十六支店结的账目，我也要看看。”
一会儿，秘书小姐抱着一个牛皮纸夹子走进来，身后跟着秘密调查协会的伯德。
伯德的样子真不像是一位私人侦探。他又矮又胖，挺着肚皮，和蔼的神色，只有在中世纪绘画中的神父脸上才可看到。
柯文直截了当进入话题：“伯德先生，我们似乎找不出什么眉目，自从你和你的人员着手调查这件事以来，已经七个星期了，到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结果。”
“我亲爱的先生，”伯德的嗓音低沉而和蔼，“你认为还不明显的事情，对我们也许就明显了。”
“别来这套，伯德先生，总经理和董事会都不吃这套，他们现在都认为六十六支店正被有计划地每星期劫走好几千元，而你和你的手下却找不到线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帕德先生说，“但我们的确彻底检查过，我们的信誉可以保证。”
“你每星期的服务报告很详细，”柯文说，“而且也很及时。至于附在报告单上的费用却有些奇怪，颇使董事会怀疑。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堵塞漏洞，还是另开一个漏洞？”
伯德大笑着说：“好吧，为了减轻你不必要的担心，首先，我建议你派个人把店铺的平面图拿来。”
柯文叫秘书去拿图纸。
屋里有一阵短暂的沉默，伯德找到一把舒服的椅子坐下。柯文拿出一支长雪茄，默默地递给伯德一支。
“我不抽烟，”伯德说，“如果你有酒，我愿意喝一杯。”
“办公时间我不喝酒。”柯文说。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桌上的牛皮夹子说：“这些是我们最新的统计数字，有盈利，也有损失。你可以看看。”
伯德闭上双眼，好像在打盹。
“你想不想听听事实？”柯文恼怒地问。
“我在听呀。”伯德闭着眼说。
“晤，这星期我们损失最多的是冰冻火鸡，一磅两角九分。”
“我自己也买了一只。”伯德颇感满意地说。
“太好了。总之，我们运了一千五百只火鸡到六十六支店，零卖价估计应为六千五百二十五元。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店里所有的特价品，在现金柜的标签上都有记号，火鸡的记号最多。”
伯德还在打盹。
“假如你需要我们提供证据的话，”柯文继续说，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发火，“我们现在就有。从十二个现金柜的记录来看，只卖了一千三百三十二只火鸡，伯德先生，你能从这个数字里得出一个结论吗？”
“最明显的结论是，有一百六十八只没有登账。”
“完全正确。”
“你们的存货呢？”
“根本没有存货，特价品全部卖光，一只不剩。但是，有一百六十八只没有付钱。伯德先生，你怎么看这事？”
“很简单。”
“是吗？那么告诉我，谁能带上百只的火鸡走出去而不被你的人看见？”
“这也很容易解释。”伯德说着睁开眼睛，“秘书小姐把平面图拿来，我就能证实我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