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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到1991 年底，论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
工作已经完成，论文的初稿作为硕士论文获得1992 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
究生最佳论文奖（the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best thesis）
我对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是，在企业家能力不
易观测的情况下，资本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手段显示当事人的企业家才
能；换句话说，只有那些愿意充当企业家而同时又拥有足够资本的人才
能被信赖为合格的企业家。一个资本所有者，当他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时，
会更诚实、可信、尽职和勤奋。他没有积极性夸大（谎报）自己的经营
才能，也没有兴趣从事过滥的投资活动。相反，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有
积极性谎报自己的经营能力并从事过度投资。这里的原因是，在个人消
费不可能为负的约束条件下，一个人当企业家的个人机会成本与其个人
财产是正相关的。对一个一无所有、只能靠借入资本当企业家的人而言，
成功的收益归己，而失败的损失却由他人承担，因而，即使经营能力很
低时，他也有兴趣碰碰当企业家的运气。相反，对一个完全用自有资本
当企业家的人而言，他必须为自己的经营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这样，除
非他确实具有经营才能，否则他不会拿自己的财产去冒险。具有理性预
期的外部人知道，平均而言，在所有想成为企业家的人中，有个人资产
的人比没有个人资产的人具有更高的经营才能，且个人资产越高，（预
期的）经营才能越高。简言之，我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只有
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的机制。这个理论的一个重
要含义是，当一个经济中没有个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别有
经营才能的人的一种机制，其结果必然是，大量一无所有的苯蛋和同样
一无所有的聪明人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当“经理”，实际经理的平均经
营能力大概不会比总人口的平均能力高多少。这大概就是中国的现实情
况。过去的企业理论强调的是对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而我强调的是经营
者的选择机制问题。在我看来，由谁选择经营者和谁来当经营者比经营
者是否有积极性工作更重要。中国的改革在解决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方面
取得很大进展，但经营者的选择机制并没有多大改变。这是下一步改革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对三个书评的答复
首先我要感谢汪丁丁博士、张春霖博士和张曙光教授为《企业的企
业家——契约理论》一书所写的书评。他们的书评无论对读者理解这本
书本身还是对读者掌握这本书所涉及的更广阔的经济学内容都是非常有
价值的。
汪丁丁博士是一位博学的经济学家，我曾与他就企业理论方面的有
关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受益匪浅。他的书评的第一部分从一个比较高
的角度和更广阔的视野，向读者介绍了企业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为读
者理解我书中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背景。从他的评论中，
读者可以看出，企业理论是由不同经济学支流发展形成的合流，这些支
流包括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等。
当然，这些支流本身以及它们与企业理论是互为交叉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企业理论本身也是一个支流。博弈论是一种更一般化的研究方法。
将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引入主流经济学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和视野。现代经济学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将我们所观测的各种
制度安排纳入标准的分析框架。传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人
们之间交易行为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即价格制度，现代经济学研究更
一般的交易制度安排，不仅研究价格制度，也研究非价格制度。企业是
非价格制度的一种典型形态。当然，就方法论而言，现代经济学仍然是
非常新古典的，或者说，现代经济学是以新古典为基础的。
什么是“主流经济学”？汪丁丁认为，凡是以“效率”为核心问题，
并以行为者的主观选择为基本视角的研究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的主流学
派，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准确的。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理
论只所以能成为主流，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最广泛的解释能力（与其他方
法或理论比较）；通俗地讲，主流只所以为主流，是因为它能“养活”
更多的人。新古典经济学只所以成为主流，是因为它能“养活”的经济
学家最多：不同的经济学家都可以使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对经济学作出
贡献，而不是只重复已有的理论。相反，诸如加尔布雷斯的“新制度经
济学”这样一些理论只所以不能成为主流，是因为原作者把能说的话都
说完了，跟随者不可能说出更多的新东西。当然，这样的说法只是在学
术市场是自由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比如说，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主
流，并不是因为它的解释能力最强，经济学家都可以应用它来对经济学
作出贡献，而是因为特殊的制度约束使经济学家不可能选择其他理论。
不过，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也确实是能“养活”最多经济学家的理论，
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成为主流。
现代企业理论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因
为它已被纳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但新古典经济学中本身没有企业理
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producer theory）只是与消费者
理论（sumer theo…ry）对应的供给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厂商理
论把企业作为一个一元化的行为主体，研究这个主体如何根据价格决定
供给，正如消费者如何根据价格决定需求一样。企业理论把企业作为由
不同个体组成的组织形态，研究企业形成本身和企业内不同成员之间的
关系。企业理论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厂商理论。新古典的厂商理论仍是
研究市场行为的基本理论（当然，博弈论丰富了厂商理论）。
汪丁丁博士书评的第二部分试图创造性地运用简单化的模型概括我
的理论。不过，他对我的第二章内容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他导出的结论
是，如果生产成员对经营成员的监督是完全无效率的，而经营成员对生
产成员的监督是完全有效率的，最优的契约是经营成员独占剩余；反之，
最优的契约安排是生产成员独占剩余；如果双方监督都有一定效率，最
优契约是剩余“分享制”。我的结论是，即使双方监督都是可能的，但
如果经营成员监督生产成员比生产成员监督经营成员更有效，经营成员
独占剩余是最优的；反之，生产成员独占剩余是最优的；只有当监督在
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经济上是无效率的
（即独占剩余下的最大福利小于最优分享制下的最大福利），剩余分享
制才是最优的；另一方面，如果双方在监督上同等足够有效（且生产上
同等重要），独占剩余是最优的，但谁独占本身并不重要。第一种情况
对应的是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第二种情况对应的是合伙制企业，第三种
情况对应的是阿尔钦—德莫塞茨企业。另外，汪丁丁的有些表述没有交
代清楚，使人读起来有些费解。我想其他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汪丁丁书评的第三部分对我的论文提出两点批评。第一点是说我把
自己的理论建立在非合作博弈均衡和纳什讨价还价博弈均衡的基础上有
很大的局限性。这个批评一般地讲是成立的。但通过假定团队生产的总
福利按纳什讨价还价解在不同成员之间分配，我排除了收入分配效应对
最优委托权安排的影响（重要的是剩余索取权，而不是总产出的分配，
因为任何的收入分配格局都可以通过调整固定所得达到）。就分析企业
制度的一般特征来说，这个假定是恰当的。当然，如果我们想考虑某些
特定的企业组织（如乡镇企业），其他的制度约束需要考虑。
汪丁丁的第二点批评是非常击中要害的。坦率地讲，与第二章和第
三章的模型相比，第四章的模型是不很成熟的。要将企业家能力、风险
态度和财富约束三个变量同时纳入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技术上有很多困
难，这可能是为什么现存的模型只考虑一个变量的原因。特别地，如汪
丁丁所指出的，将企业家能力并入生产函数是否能保持凸性假设是一个
问题。目前，我正在与他人合作改进这个模型，但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
仍是一个未知数。
还应该指出的是，我的模型都是静态模型。如果考虑动态过程，就
涉及到人们如何从观测到信息（除财富外）修正对企业家能力的判断问
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张春霖博士从80 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企业理论，他的博士论文《企
业与市场组织》（1990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在国内经济学界很有影响。
90—94 年他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做访问学者，读了大量的文
献，对现代企业理论比较熟悉。回国后他进入国家经贸委工作，从事企
业改革政策研究，发表了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他的书评不只是一篇书
评，可以说是对我的理论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展和应用。他将中国国
有企业目前的治理结构特征概括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这是
很有创新意义的。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既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
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内部人控制为特征的治理结构，也不同于传统
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控制，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特征。进一步，他将行
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实质概括为“企业家缺位”，即企业中还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无论内部经理人员，还是行政官员，都既不是资
本所有者，也不是资本所有者选定的利益代表，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决
策后果承担责任。而“企业家缺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的行为
障碍。国有企业的资本一部分来自代表全体居民的国家，另一部分通过
银行来自居民个人储蓄。但无论居民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不具有作为所
有者的行为能力。居民作为整体，没有与国家谈判、签约和履行契约的
能力，因此不可能影响经营者的选择和投资决策。作为个体，居民在与
银行的交易中，国有银行出于绝对垄断地位，居民除把资本存入银行外，
几乎再无别的选择，银行的国有性质也使得居民没有必要考虑存款风
险，因而也没有兴趣关心银行的资金如何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
有行政干预，我们得到只能是“劳动雇拥资本”的制度。行政干预可以
理解为对“劳动雇佣资本”的修正，类似于市场经济中以信贷分配取代
自由信贷。这种修正的实质是，行政机关决定哪些内部人可以按通行的
利率“雇佣”多少资本。但是，负责资金分配的行政官员并不是真正承
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他们不可能象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所有者一样把资
本的分配过程当作选择最有经营才能的经营者的机制。这就造成了“企
业家缺位”。
张春霖文章的第三节在简要地概述我书中的主要结论之后，提出了
使民有资本与经营能力结合的几种途径。特别值一提的是，他分析了中
国目前资本分布格局的两个特点：一是财富的分配比较平均，大多数资
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数额是微不足道的；二是在经济转轨时期，由法律
上的和制度上的不健全，拥有较多资本但无经营能力的个人更容易出现
（如他所说，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取得财富与真正的企业家能力不完全是
一回事）。这两个特点一方面决定联体企业家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也
决定了金融中介机构的重要地位。他强调，金融机构的中介服务可以较
大的节约交易成本，提供专业人才和知识的利用率，获得来自分工的利
益。
张春霖文章的第四节分析了如何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解决国
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障碍问题。在有些方面，我与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或
相近的。不过，我对国有制比他更没有信心。当然，我们之间在这一点
上的差别可能主要不是来自认识上的，而是来自各自工作性质的差别，
他在政府部门工作，考虑建设性的意见多一些。我在学校工作，扮演一
个批评者的角色也许更为恰当。
张春霖文章的最后一节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经济学理论的“制
造商”与“用户”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理论与实际结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