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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作出分析；应把冲突及各种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引入“分化”与“整
合”这两个概念之中。
孙炳耀：（略）
王颖：（略）
折晓叶：（略）
邓正来：我主要想借此机会指出本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我承认
可能在解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施加了自己的视野。（1）作者忽略了对既
有文献及范式的批判性分析，即作者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架构下（谈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暗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寻求解释社团问题，但
却对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力问题并未给出分析；（2）作者
非但没能就社团“如何”达到此状态即“为什么这样”以及社团内部的
运行机制（特别表现在“目的”与“策略”的差异及勾连上）做出透彻
的分析，而且对功能的概括也是非常笼统的（如“半官半民”此概念）；
（3）作者偏偏选择了萧山这个原有国家力量异常薄弱的地方作为自己的
研究场域，这也表明该书在研究对象的建构上存在着一些问题；（4）基
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对模糊不清的事实的真切描述只能是模糊不清
的，我认为由于作者忽视了社会史的研究而致使活生生的社团变成“平
面的”和“清晰的”社团，同时也对一些相关性不大的问题给予了过多
的分析。基于此，我以为在研究社团中应注意下述几项策略：（1）应把
社团的具体“利益”与改革、转型紧密勾连起来；（2）应对政党及意识
形态这两个变量作充分的探究；（3）应侧重“关系”（rela…tion）角
度来阐明社团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多重关系。
针对王颖先生所提出的“市民社会”问题，我想在此有必要指出：
晚近在把西方概念（比如，“市民社会”）引入中国讨论时，很快就会
使之附带上“具化”和“实体化”的倾向；对于“市民社会”，我们也
切不可把它只当作一种实体建构来看待，而忽略其另一重要面向，即“市
民社会”还是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及分析框架被引进的。换言之，“市民
社会”既有实体建构的一面，又有思维框架的一面。
王铭铭：我主要谈一些有关本书的不足之处。它没有把社会理论拉
进来而是依对象来分析，这就导致了以分类学来代替社会学；书中前面
所提出的概念与后面的论述间很少关联，即书的前后部分很少“对话”，
因而也就显得缺乏洞察力。基于此，我以为在社团的研究中应关注于官
方与不同的社团间的多样的关系（社团获取官方的认可recognition 是
动机亦或策略）。
当然，上述不足可以说成是作者的“处理技巧”不够，也可说成是
受彼时客观局势的限制使然。但我想在此强调的是：缺乏对既有知识的
追溯与检视，进而缺乏对既有理论的挑战与质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明
确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认识的欠缺，可说是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通
病。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以求“补偏救弊”。我也相
信，本书作者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有所突破，而从今天作者的发言
看来，作者在某些方面确有比较深入的拓展。
张小劲：此书刚出版时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此次又仔细地再
三通读。无论如何，这是三位作者为之付出巨大劳动和心血的作品，许
多见解颇有新意且具启发性。但也不能不指出，在我将书中所有大小标
题以及组成某一论题或观点的要点全部开列出来时，却发现有这样几个
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部分关键概念始终未能给出明确的界定，或者未
对其在何种意义上加以使用给出说明，例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
等等。二是有些概念虽给出了说明，却可以发现书中前后在使用时有语
义的变异，当然，作为一部集体合作、分工撰写的著作，这种跳跃性可
说成是在所难免的。三是在许多分层（或分类）描述或归纳中，许多并
列要点之间显然并非是同等关系，例如“导言”中所给出的改革以来的
五大变化即如是。第四个问题与此相关，即任何具有分类解剖的要素分
析理应再次给出整体上的说明；因为“整体大于其内部各个部分的组
合”。如果停留在分解，而未对各组成部分、各分解部分之间的相互关
系进一步作出解释和整体上的说明，那么可以说整个逻辑推论并未完
结。
由于前几位发言者着重谈论了此书的方法论问题，因此，我在此只
关注于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
存在，损害了此书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的完美性和应当具有的主要价值。
王颖：我代表我们三位作者对诸位的评论意见表示感谢。诸位花
费了如此之大的力气和精力研读我们这部当初囿于局势未能求得完善而
今天看来愈显不成熟的著作，多少使我们有点“不敢当”的感觉。尤其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诸位的严肃态度和求是求真的精神是我们愿意并且
实际上坐在一起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从大家今天的发言中，我们也
聆听到不少新的观点，这将加深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最后，我代表
三位作者感谢《中国书评》的这次活动安排。
邓正来：真正意义上的严肃认真、讲究规范与科学的“学术（讨论
和批评）空间”是靠严肃的学者自己营造出来的。也正是基于对三位作
者学术关怀的高度信任，我们才安排了这样一次活动，采取了今天这样
一种在外人看来也许是过于唐突的讨论形式。在此，我感谢三位作者的
贡献，无论是当初撰写此书时的努力，还是今天的发言和积极回应态度。
当然，也应当感谢其他几位先生的参与。
此外，着眼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从大家今天的发言中总
结出下述一些共识之处，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结构——功能”与“冲突”范式一直是
社会学的两大范式，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与阐释过程中，我们不能因强
调一种范式而忽略掉另一种范式。就前者而言，其优点在于极充分而全
面地考察各变量间的勾连，以结构和功能分析替代了简单的因果分析，
同时它也因很难解释变迁的“静态”特点而遭批判；至于后者，其优越
之处在于能阐明社会现象的发生学原因及内在理路，但同时它也会因关
注某几个变量而忽略掉另一些“似乎不重要”的因子。因而正象一枚硬
币有它的正反两面，这两种范式均有“优点”及“不足”，这就要求我
们在社会学的分析中设法整合好这两种范式，而如何能整合它们以达到
恰当而又有效的分析，这既是社会学中一直所关注的问题，也可能是中
国论者在具体的研究中所应加以考量的问题。
（2）研究策略上，是纯粹的经验归纳（从原始材料直接归纳出概念、
命题乃至范式）、纯粹的逻辑演绎（以范式、命题推导出结论），还是
归纳与演绎相结合都不一定重要，重要的可能是：研究为一个“滚动向
前”的过程，要想使研究具有充分的学术意义，研究者必须认清自己的
研究于“科学环”和学术共同体中的定位点。
（3）研究方法上，研究与分析的单位可能须与作出推论的单位相一
致，研究者在搜集与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不能藉偷换分析单位以达到自
己“理想”的结果。此外，研究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且区分出自己的预
设与欲待分析的结果。
（4）研究取向上，对于相对动态的社会现象和事实，必须运用历史
的、比较的社会学分析才能获致妥切的图景。此外，社会现象、事实及
过程是具有主体间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行动者在互动中建构
的结果，因此必需充分地关注到行动者的知识储存（ storage of
knowledge）、惯习（habitus）动机（motivation）及策略（strategy）、
不同场域（field）所表现的不同关系（rela…tion），舞台（arena）前
后行为的差异与勾连。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再现社会历史过程之“真实”
图式。
（5）知识类型上，要想使社会科学凸显“本土化”的品格，对中国
既有社会历史事实之真切描述与阐释是—对象本土化的路径，而当代中
国社会之转型更可谓为研究者提供以一极佳的“研究场域”（双重含义：
研究对象、研究者居于其中）。此时此地，一方面，“传统”的（“大
传统”与“小传统”，以及“新传统”）与“现代”的、“中国本土的”
与“外来的”（“西方的”与“非西方的”）、“自发”的与“人为的”、
“意识到”的（intentional）与“意料之外”的（unintentional）、
“客观实在的”与“主观想象（设想）的”交错揉杂在一起；另一方面，
研究者恰好置身于其中与之互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研究对象的客观
化也就是对自己的反省。
（6）在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视野
可能是一具有潜能的研究角度。当然，我们不仅要指出当代中国社会转
型中，国家与社会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更主要的是要真切地描绘出
并非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犬牙交错的互动关系——既有对抗、冲
突、紧张，也有嵌入、共谋、勾连、合作，并在基础上论辩西方的“国
家—社会”关系理论。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张维迎著
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有恒产者有恒心
——评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汪丁丁
张维迎先生负笈英伦数载，成就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并改写成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5 年联合出版。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1）它以作者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背
景，提出对主流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2）它以一个特定的企业
理论为题目，为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典范，即在系
统把握了微观经济学以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以及如何在特定问
题背景下叙述理论。这本书在两个方面的贡献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
融入经济科学主流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努力之一。
我的讨论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希望交代清楚经济学企业理论
的核心问题和本书的理论背景。在第二节里，我希望重新阐释张维迎在
他这本书里表述的理论的要点。最后，我想讨论张维迎理论框架中的一
些具体问题作为学术商榷。由于角度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我的论述显然
且应当与作者本人在书中的论述有所不同。
一、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
在科斯（Ronald Coase）提出并讨论“企业的实质”以前，企业理
论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是做为价格理论的一部分来
讨论的，我们称为“厂商理论”。另一方面，老的制度经济学家（凡伯
伦，康茫斯），从工业组织与技术进步不断发生冲突的角度讨论企业问
题，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的讨论是否能够形成“理论”。事实上老的制度
经济学由于政策导向太强，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在科斯的文
章发表以后，企业理论在三个相关的方面得到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的推
动。这三个方面是：（1）主要由芝加哥学派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主
流经济学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包
括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艾智仁（Armen Alchian）关于信息经
济学的论文，托宾（James Tobin）和赫施莱佛（Jack Hersh…leifer）
关于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又称“投资理论”）。这一派经济学终于形
成了目前在所有管理学院里讲授的资产组合理论和风险投资理论的核心
——“分离定理”。也是在艾智仁与赫施莱佛的影响下，早期的张五常
提出了他自己的“佃农理论”。（2）主要由卡内基—梅隆学院的管理学
家如西蒙（Herbert Simon）领导的行为学和组织理论的研究。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的工作，照他自己的回忆，是深受他早年在卡内
基—梅隆学院和西蒙教授的影响。管理学院的这种“案例研究”学术传
统后来由威廉姆森带给了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新制度经济
学派，影响了现在以博奕论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们。（3）由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德姆塞茨（Herald Demsetz），科斯，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
教书的张五常（Steven Cheung），以及张五常后来任教授的华盛顿州大
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