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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主性并获致独立的学科性地位，准确地说，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历史
唯物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16＇；二是随着社会科学向着学科化方向
的努力，内在要求有学术资源的补充，然而由于1978 年以前对西学的封
隔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不发展，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从内部完成这项工
作，这就自然地驱动了大量引介西方社会科学著述的努力＇17＇。这两个方
面的努力无疑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伴随着
这两个方向的努力，也引发出了一系列问题。笼统地讲，这些问题大致
可以归为与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相应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科学
研究的“失序”；二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移植”品格。上述两个
方面的问题虽说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各有其自身的成因，但却在某种意
义上都可以被视作“失范”，前者涉及到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规范化，
后者则要求从知识品格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鉴于本文的题域所限，
因此，由引进西学而产生的社会科学“移植”品格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
之列＇18＇。
众所周知，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因被
认为是伪科学而被取消，另一些学科的研究则基本上是在一种非学术的
意识形态“规范”的支配下展开的，或者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判
准在当时便是意识形态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被认为符合此种意
识形态的论述，也就被冠以“社会科学”的名称，因为不符合这种意识
形态的研究，不仅不被认为是社会“科学”，而且还会遭致意识形态的
批判。但是随着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社会科学开始从前此
的一元性“规范”下解脱出来而试图寻求自身的在知识上的合法性以及
相对于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因学术研究中的传统
自律机制被打破，另一方面因社会科学内部尚未确立起某种有效的知识
判准及相关体制，而出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失序”＇19＇。所谓“失序”，
就是指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规性传统的缺失，这包括基本学术纪律的不明
确、学术研究基本形式规则的不遵守、学术道德的沦丧、学术评价机制
的不建全、学术研究无创新，等等；当下社会科学现状中的“失序”现
象致使中国社会科学不宜建构起学术的增长传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讲，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已然混淆于常识、神侃或其他知识。我们至少可
以举出一些我们在日常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常见的问题：
1。剽窃抄袭现象屡见不鲜；比如说将西语著作掐头去尾地剽窃成中
文著作出版，随意将他人的观点变成自己的观点而不加注释，许多文章
乃至一些书籍都是“剪刀加浆糊”的结果，等等＇20＇。甚至这些剽窃、抄
袭、拼凑的产品竟然可似成为晋升学术职称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种
现象不仅反映了基本学术纪律以及学术道德的阙如，而且也从另一方面
表明了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的不建全。
2。问题重复讨论而不见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比如说“裁判员下场
踢球”的问题，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展开过比较详尽的讨论
和研究，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些结论；但是当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改革
实践层面凸显而再一次为学术界讨论时，却因讨论者忽略或无视前期研
究成果而不能对这个现象本身或者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再一次出现等问题
给出新的回答，更谈不上在对早期研究形成的结论提出挑战或质疑的基
础上形成新的结论，从而使早期的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了知识积累
的意义。这种情况不仅反映出社会科学增长传统的缺失，也反映出研究
者问题意识及创新意识的淡薄。
3。不经证明就轻易或随意下结论；比如说，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文
字，“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主张用。。方法来处理它”，
接下来便是根据其所主张的所谓方法的长篇大论；然而，至于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解释不了这个问题，甚至于他所主张的方法为什么就能解决这
个问题，却不加证明。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有些论者太
轻易地视某些仿佛是结论的东西为当然，或者有些论者过于大胆地认为
学术可以轻易地横空出世、学术空白可以轻易地填补。这就使我们有了
许多有观点或有结论的文章和书籍，但是用以证明这些观点或结论的逻
辑文字却不多见，结果，一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太过空疏、流于侃谈。
当然，上述问题在一个社会科学规范相当健全的情境下也会发生，
但是由于具有相应的实施规范的机制，这些问题便能够得到较严格的限
制和处理。然而，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传统曾经断裂的国度，这
些问题的大量出现就会对其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三
根据上文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中的观点及其提出所
赖以为据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现状中的种种问题的概述，我们大体上可
以对它们做出一些简要的分析。首先，赞成“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这
个主张的大多数观点，本身就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社会科学”作为
一种知识，无论从其发生学的意义上讲还是依其规定性，都区别于其他
知识，如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更区别于常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
管某种社会科学建制或者某种社会科学刊物因某种原因出现了一些非社
会科学的机构或论文，但我们绝不应当因此而否定或混淆社会科学与其
他知识的区别，更不应当否定知识规定性作为知识性质的判准；二是社
会科学这种知识不是能够随意获致的，而是凭藉一定的规范方能习得和
把握；专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者自身根据这种知识的规定性而在其生
产知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或确立了相应的规范（其间一般包括学术研究
的基本纪律、研究方法、评价程序及标准，等等），尽管这些规范所涉
层面不同而且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内部乃至不同的研究题域中会有所差
别，但不争的是，只有依循这些规范获致的知识我们才能称其为社会科
学＇21＇。
正是依据上述两项预设，论者们基本上认为社会科学本身是可以被
规范的，甚至是应当被规范的。对于他们立基于这种预设而提出的种种
观点，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说：1。显而易见，社会科学规范化的主
张者的讨论主要限于社会科学领域，而不是就一般性学术研究提出某种
普世的规范要求；2。社会科学规范化主张的提出，并不是虚构式的，而
是一如上述，乃是具体地产生于论者们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现状的思考
及关怀；3。社会科学规范化的主张者所欲求针对的问题，一部分乃是社
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会使社会科学不成其为社会科学的问题，另一
部分则是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违背基本学术操守的问题，后者可以说是
任何其他学术研究（包括人文学科）也都会加以谴责的问题；4。就现有
的文献来看，社会科学规范化论者的诉求基本上是规范性的，或者说是
导向性的，同时由于任何社会科学规范的权威性建基于社会科学研究者
自身的共识，这就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杜会科学研究者对这些规范进行讨
论并在这种讨论中形成某种共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关的结论，
即立基于讨论和共识的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诉求，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源
自外在于知识的权力的“霸权式”规定＇22＇；另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社会科学规范“化”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从深层的意义上揭示出：
首先，对于何谓社会科学的规定性，研究者需进行不断的认识，而认识
的变化会影响到生产这种知识须遵循的规范的修正，其次，即使对于业
已确立的规范，也会经由研究者的实践或检讨而需修正；因此，社会科
学规范化的这种动态的过程性质，决定了社会科学规范的非“一尊”性，
认识不同的研究者会共识于不同的研究规范；进而，即使社会科学内部
的不同学科也可以根据其研究对象的特性以及其知识的规定性形成不同
的规范，等等。正是在社会科学规范化的多元性质和动态过程性质的支
配下，我们见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内部规范多样和范式多元的事实＇23＇；5。
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过程中论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大多是建设性的，换言
之，他们的讨论所涉及的基本上是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必须加以关注的
问题，而且这些观点也有助于对社会科学发展问题的思考。
根据上文的简略分析，我们进而可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
讨论的意义，这就是这场讨论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
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中国社会科学内在
的发展机理及自主的规定；其次，在进行这场严肃的讨论过程中，中国
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到如何使社会科学成其为社会科学，或者说如
何使社会科学得以存续并对世界社会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基本要求等问
题。
四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至今的状况
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当然更有一些问题甚至还没
能论及；例如，我们要规范的社会科学到底指什么，是经典科学观意义
上的社会科学，还是强调主体性注入的社会科学＇24＇？在社会科学领域中
普遍规范是否可能？一般研究规范与具体研究范式的关系是什么？描述
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是否可能通约同一规范，如果不可能，两种研究如
何沟通？等等。囿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探讨，但是
我拟仅就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欲求规范的社会科学的问题与同仁共同讨
论。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始，中国社会科学在谋求摆脱僵
化意识形态的支配过程中就社会科学的学科性地位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讨论，其中的主导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只有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的
束缚，方可能确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性地位。随着社会科学的
逐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论者因面对其间发生的“失序”问题而转向讨
论社会科学内部的规范化问题，论者一般都认为，“社会科学”规范的
确立，不仅有助于“失范”问题的解决，而且能促使社会科学的提升。
虽说七十年代末以后展开的“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化”讨论与当下进行的
“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一如上述，所指明确不同，目标取向也
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区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两场不同讨论的参与
者都是从一种整体的“社会科学”观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在
当时及当下的状况的。毋庸置疑，在这两场讨论中，采取整体的社会科
学观，无论是对于实现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还是对于实现校正社会科学
发展中的“失范”现象，都具有强有力的作用。但是，我们有必要追问
这种整体的社会科学观本身是否存在局限以及它在“社会科学规范
化”的讨论中是否会遮蔽我们的某种视角。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的是，或许正是这种被我称之为整体的
社会科学观，亦即那种潜在地将社会科学视作在形式甚至性质上为一内
在统一的整体的观点所具有的正面力量，使我们不仅误把当下社会科学
发展过程中许多因非学术研究的所谓“社会科学”知识与旨在分析和批
判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知识间的论争现象视作“失范”的现象而加以讨
论，而且还忽略了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整体性以及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
的问题。
根据著名社会学家P。Bour…dieur，当今包括一般认为的社会科学在
内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旨在捍卫现存社会秩
序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法理型”知识，另一种类型则是旨在把社会及
法理型知识作为自身研究对象并保有对一切规范准则的合法性进行批判
的知识，而只是后一类知识才被Bour…dieur 称之为“社会科学”＇25＇；
而在哈贝马斯，社会科学则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包含了一种技术
认知旨趣的经验分析科学知识，二是包括了一种实践认知旨趣的历史…阐
释科学知识，三是包含了一种解放认知旨趣的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知
识。＇26＇不论P。Bourdieur 是根据知识类型来界分知识分子还是哈贝马斯
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