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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统一的目标和服从整体的利益，采取一致的行动。群众运动的运作方
式与军事化的组织网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激烈斗争的大规模群
众运动，对个人的社会强制力是十分巨大的，处在运动中的个人往往很
难保持清醒的独立判断。到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发展到党中央一声号令，
人民群众就雷厉风行，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掀起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高潮
的程度，社会动员能力是前所未有的，自然也就容易出现“一刀切”现
象。
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而迸发出来的群众性的爱国主义热
情，是革命贡献的又一大遗产。《乡村》著者准确地指出了战时最广泛
的民族统一战线，是爱国主义得以光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著者断言，
战争初期由于大批的农村上层分子参加到统一阵线之中，因而较为富有
者更加容易发动，当时农村中旧精英的后代起了领导作用。那么事实如
何呢？认真考察一下战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情况，就不难发现其中学
生、教员成份占据了党员的主要部分；分析战时农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的成分构成，区、县干部中出身于中农以上家庭的占相当比例，而且级
别越高比重越大，在村一极，尽管更加强调阶级路线，但抗战前半期中
农掌权的现象也很普遍。＇17＇这种现象是由于贫苦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和政
治斗争经验不足造成的。然而，著者所要强调的是：近代以来不断增长
的爱国主义情绪在中国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革命的发动过程远非富人
剥削穷人，穷人造反参加革命军队，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合
作化道路的公式一样简单；当绅士阶层没落之后，一批接受过新式教育
的乡村知识分子试图填补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位置。
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残酷的民族战争，中间也包
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乡村》著者把这描绘成
革命过程中两种对立交叉的矛盾现象：一面是统一战线下静悄悄的革
命，一面传出的是激烈阶级斗争的恐怖之音。著者观察到了战时农村权
力核心不断向最贫苦阶级位移的现象，以为主因是战时动员的需要：领
导者需要贫苦农民贡献人力从事战争和生产；贫苦农民则利用战时政治
地位上升的机会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战争进入困难时期以及
将要取得最后胜利之时，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往往以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形式来解决，从而影响战时民主原则的贯彻。随着权力结构和动员方式
的固定化，农民对于平等的美好愿望就以最为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最
终结果便是组织结构体系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断裂。
著者把建国后时期政治民主和干部队伍建设出现的失误，主要归之
于源于革命时期的缺乏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方式的滥用。在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中，社会政治地位的沉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个人的忠诚和接近权力核心的程度，而且这种现象在村级已经制度化
了。尽管建国后的政治运动频繁，但大多数村组织核心构成的变动并不
大，能够连续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掌权的村干部并不在少数，这与革命
前波动频繁的情况相比差距甚大。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层组
织的作用受到较大冲击，但对基层组织构成的冲击并不大，在五公村，
只不过在1984 年，领导人由掌权近40 年的耿长锁换成了他的外孙张满
囤，其他大批昔日的先进典型的状况也可见一斑。著者的意图是旨在说
明中国各级组织结构中的共通的现象，此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十分流
行。
革命的又一遗产是战时社会改革中显露出来的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朴素愿望，耿长锁领导的五公村就是走合作化道路的旗帜。耿的
家庭在战争初期的税制改革中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未能巩固，1943 年在
日军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家庭沦落到了最悲惨的境地，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耿依靠村中的群众团体，响应党和政府的大生产号召，
与几户贫苦农民联合起来生产自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革命使农村社会趋向中农化，同时也出现了共同的贫困化和严重的
发展困难。著者指出50 年代初期富农剥削并未增加，这与早些年国内学
者的研究是一致的。＇18＇可是，革命的政治冲击使得许多农村干部对再度
分化十分恐惧，希望尽快兑现革命时期许诺的平等理想，在华北老区首
先出现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是丝毫也不奇怪的。虽然刘少奇提出
了自己的意见，＇19＇但来自农村下层的最激进的要求显然是与上层的工业
化战略相一致的，对耿长锁等人苏联之行的大规模诱人宣传，可以说反
映了此种现象的一个侧面。＇20＇著者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强调，革命后
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未给贫苦农民带来富裕，其结果不但与贫苦农
民的朴素愿望相左，也是革命领袖们始料不及的。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在
1954 年出现大滑坡，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也未能恢复，饶阳县有半数家庭
在合作化运动中遭受损失，即使是五公村这样一个由国家大力扶持的模
范典型，其机械化程度，特别是农民生活的改善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革命后的中国，虽然物质财富相当贫乏，但革命却留下了十分宝贵
的发展条件。除了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的组
织化，高度的爱国主义凝聚力，以及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和信心，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有利条
件，本该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这种政治优势和组织资源被滥用
和浪费了，结果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后革命时期的范式转换
Duara 称《乡村》的出版为英语著作中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生活与中国
革命研究的一个里程碑。＇21＇事实也的确如此，该书结论纵括了西方学者
近年来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获得了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奖。很自然，
该书也受到各方面不同观点的批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Arif Dirlik 的
批评，他把《乡村》一书的出版，作为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危机
的典型。＇22＇
果真存在所谓的范式危机吗？前几年Philip Huang 提出了中国经济
史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23＇国内学术界已经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现在
Dirlik 又提出中国革命史研究面临范式危机的挑战，其实两者都反映着
现实世界大变革情况下的范式转换问题。诚然，研究过程中的“范式”
现象是存在的，但是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那些称得上严肃
的研究成果，很难说就属于某种固定的“范式”，解释模式的新旧转换
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也不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因此范式
危机的结论也是失之全面的。保持适度的危机感是正常的，这是从事科
学研究必要的刺激源，但也没有理由打乱或者放弃有良好计划的常规研
究。
《乡村》一书中对于中国革命的解释，较之著者早期的研究成果有
了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主要由“范式”造成。少数有可能在50、
60 年代到中国实地访问的有经验的西方记者，尽管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对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充满信心的，这不仅在于
他们了解曾经处于战争动乱中的悲惨中国，而且还在于他们发现大跃
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正动力还是来源于基层社会。＇24＇日转星移，《乡
村》著者在10 多年的调查中，普通干部和农民对革命后的生活感受和他
们对革命、尤其是建国后政治运动的看法，都可能给著者留下深刻的印
象，尽管农民个人对生活的理解还不足以解释革命的全部命运。应该看
到，中国学者也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罗荣渠在他的《现代化新论》一
书中探讨了以生产力为解释社会发展历史轴心的问题，以为政治革命是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起步上有别于早期的西欧“现代化”
进程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整个进程中的一个短暂时期。＇25＇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革命时，大都承认帝国主义侵
略、经济衰退、政治腐败为革命的推动力，但并不是依据经典的社会内
部的阶级斗争理论解释革命，这种现象既有中国革命自身特点的因素，
同时也是从革命后的发展着眼的。Johnson 在使用民族主义为主因进行分
析时，将中国共产党为何会在江西失败归之于“文化上的障碍”＇26＇，传
统文化严重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并且造成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巨大隔
阂。这种解释广泛流行。Duara 的“权力的文化关系”＇27＇和PhilipHuang
的“过密化”理论，就是从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国家与社会，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精英与农民等分析模式被大量使用，研究对
象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层社会研究和经济史的研究。这
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在中国国内，史学在失去作为政治附庸的“显学”
地位之后，曾出现史学危机的感叹，但近年来大量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
就足以说明，就史学自身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危机，需要的只是材料的
发掘整理以及克服研究的浅薄。
《乡村》一书的最大不足并不是著者试图拿新的范式或概念解释中
国革命，而是在于转换的过程中，实际上并未能够脱去模式的生搬硬套。
该书所提出的焦点问题和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另一种“挑
战——应战”模式，或者说是将外部挑战——中国回应的近代中国发展
模式，换成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引导动员——回应行
动”的社会运动模式。从中国内部去寻找变因，这是史学研究进步的表
现，但是，使用外在的导入与消极的反应解释中国革命发生在广大农村
这一事实，难免牵强附会。《剑桥中国民国史》就使用了这样的分析模
式，＇2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之间的联系。
无可置疑，国家干预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而且
越来越重要，因而具有强制作用的国家行为就会形成与社会的隔阂，中
国近代历史尤其如此。然而，生硬的模式化分析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把分析对象的对立绝对化，由精英与农民的隔阂推演到国家与社
会的隔阂，从而强调传统文化和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再进一步便是推论
革命与新制度的合理性，＇29＇这仍然是站在中国外部观察的结果。著者在
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一番认真调查之后，却延袭了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是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关系中并存的进步开放倾向和原教旨主义倾向”的
矛盾斗争的陈旧观点，＇30＇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为了与现代化发展的问题相衔接，《乡村》著者选择税收制度和市
场问题为分析核心，取代了传统的帝国主义与阶级斗争问题，这多少又
回到了暴力的土地改革是否必要的旧问题。中国近代以来的土地问题主
要包括土地占有不均和土地利用不足两方面，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全必
要的。至少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大致有“买去”地主、“税去”地主、
“踢去”地主三途，完全的“买去”在中国没有此种经济实力，中国共
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是暴力没收的“踢去”，而孙中山则主
张的是以“税去”为主的、辅之以政府收买和减租减息的办法。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中的税制改革和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实际上是类
似后一种办法的成功尝试，但是在战时条件下，税收和市场的某些变化，
并不能促使生产发展和市场繁荣，当然也就无力解释中国革命的一些重
要特征。中国的农村革命有外部导入的因素，领导者的失误也是革命曲
折发展的重要原因，可最根本的因素仍要从农村社会内部去寻找。事实
上，想要以一个村庄的调查来说明整个国家的变化根由，是著者难以胜
任的，反而削弱了把握那些在表象背后看不见的联系的能力，Duara 在书
评中提出的该书对农村中最基本的问题分析不足的批评是公允的。
范式转换是历史发展给历史研究提出新问题时的必然反映，而且是
一个较长过程之中才能完成的任务，它取决于新的材料、新的视角、刻
苦的工作以及正常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