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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雨润得知后不动声色地让人将张某的儿子叫来，然后严肃地对他说：你身为现役军人，又是武警，应该更懂得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你父亲多年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擅自占据他人宅基不还，对这种严重违法行为，你无论作为他的儿子，还是作为一名现役军人，都有责任帮助他好好认错，并立即服从法院判决，而不是助纣为虐，是不是这样？
张某的儿子带着一腔怒气进的纪委，出门的时候已经心平气和了，他整整警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儿子！你总算回来啦！太好了，怎么样，他们得把我放出来吧？什么时候放呀？”在拘留所的张某一看儿子，欣喜若狂。
儿子说：“爸，是你不对，干嘛一定要占崔婶婶家的宅基嘛！”
张某一听儿子这话，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头瘫在水泥地板上，逞了３２年的威风荡然无存。“你这个傻儿子，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唉，我这几十年折腾啥嘛！”
在拘留所呆到第六天，张某终于痛哭流涕地要找梁雨润书记当面认错。
“不是向我，而是应该向为了从你这儿重新获得尊重的崔良娟一家认错赔罪。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应当比我更清楚，她崔良娟从当年的一个小媳妇，一直上访成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我们是不是心里应该感到罪过啊！”梁雨润语重心长地对张某说。
“我理亏。我不是。我回去马上把建在她家宅基地上的三间房子拆了，退回多占的地。梁书记我向您保证：今后我假如再敢把脚朝崔良娟她家多伸出一寸，我愿受天打雷劈！”
“哎——这你就说错了。你们是邻居，应该友好相处，相互信任和帮助。只是不要再抢占属于人家的地盘和财物便是。”
在张某的带头下，其他多占崔良娟家宅基地的另两户邻居也随后向崔良娟家赔礼认错，归还了多占之地。就这样，这起让一位农家妇女走了３２年上访路的民事纠纷，终于宣告处理完毕。
那天，崔良娟一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还不无感慨地拉着我的手，走到那垛耗去了她３２年精力的新墙前，热泪盈眶地说：“３２年啦！兄弟啊，第一次出门上访时我比你还年轻不少哩！你看看我现在……”
我有些不忍地看看她那张布满刀痕般皱纹的脸和缕缕银丝飘动的头颅，心头不觉阵阵发痛。当老人听说我要写梁雨润书记的事迹时，她便拉我坐在炕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你可一定要写好他。一定啊！”那天临别时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当带我前往上董村采访的车子已经发动并走出几十米了，我从反光镜中突然见她朝我挥着手，我赶紧让司机停下，以为出了什么事。
崔大妈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奔跑着过来，伏在车窗前气喘吁吁地双手再一次拉住我的手，说：“梁书记是个好书记，你千万要写好他，啊！”
我默默地点点头，泪水噙在眼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心里在向老人保证：我一定会的。
回城的路上，汽车飞驰在田野上。我的思绪一直被崔良娟老人的话和她在过去３０多年的风雨中喊屈叫冤的身影牵扯着，长思不解地想着一件事：如果有干部在３２年前就能像梁雨润这样认认真真把事情解决了，那这个崔良娟将是怎么的一个形象？如果今天夏县没有梁雨润书记的出现，那崔良娟这位农家妇女的命运又将是什么样呢？
汽车还在田野上飞驰，我的问题没有答案。
这使得我更想从梁雨润身上寻找更多的东西。
很巧，那天从崔良娟家回城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位得到梁雨润帮助的农民。他叫李卫国，是个残疾人。因为残疾和家贫，天资很高的李卫国没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他开始自学医书，并获得了一个行医执照，在自己家所在的小镇上行医。李卫国十分注重自己的行医道德，从来一丝不苟。可偏偏有一次出了问题。那是１９９８年年末的一天，他在给一位农民看病时，开了一副从县医药公司水头批发站买回的药。患者服用后，突然感到不适，副作用极其严重。仔细一看，原来那药已经变质，药丸的外壳出现了裂缝，他便找到李卫国。受害者家属当时说的话很难听，李卫国感到无地自容。其实李卫国也是一肚子冤屈，因为他并不知从县医药公司进的货会出现质量问题。第二天他便拄着拐棍，先到县药检所化验，结果证明确实那药有质量问题，于是他便找到县医药公司索赔——既为经济损失更为名誉伤害。哪知人家并不把他当回事，爱理不理的。李卫国急了，坐在经理办公室不走。药材公司经理恼怒起来，从街头找来两个人，威胁李卫国说，你要再赖在这儿，老子再把你的两只胳膊也废了！双腿残疾的李卫国打小自尊心特强，哪受得了如此屈辱！
从此这位青年农民，拖着一双残疾的腿踏上了寻求伸张正义的上访之路。他到过县上，也到过运城市委，见的领导和干部不下三五十个，但都令李卫国无比伤心和失望。那些领导的门是很难进的，因为他们通常十分注意“形象”，所以一见有人拖着残腿一拐一跛地在自己的门口晃来晃去，就会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好的听你三分钟话；腻的干脆搪塞说“有事”便让秘书一类的人“接待接待”。这一接待事情就常常变了味。好点的会说：“你把相关的材料留下，人先回去等消息。”恶劣的就不用多说，什么“制造不安定因素”，“闲着没事跑出来想榨油水”云云。开始李卫国还很当回事，对那些所谓的“好点的”，他几次感动得直流泪，甚至在人家已经赶他出了门后，他还傻里傻气地跑到街上买条烟什么的回头再给人家送去。而对那些不把他当回事的“恶劣行为”，李卫国也气得直落泪。可时间一长，见惯了，听惯了，也见怪不怪。然而不管是“好点的”还是恶劣的，最终结果都是一个样：对他要求解决的事，总是石沉大海，有去无回。
有一次印象最为深刻。那是他到县委办公大楼里发生的事。李卫国打听到某某领导正在二楼的办公室，便想求得一见。可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像他这样的残疾人，想直接进领导办公室，结果总是被轰出去。所以这回他等候在一楼楼梯口边的那间厕所内——这里既不会被人轰出去，又便于一眼看到从楼上下来人的模样。从早上８点进厕所，一直等到中午时分，李卫国仍没有见到那位领导。熏人的臭味和饥饿的肚子，让他不得不再次闯一闯领导的办公室。当他拖着残腿一步步艰难地爬着楼梯时——因为水泥地滑，他的一双拐棍不能用，所以只能靠双手和膝盖骨的力量一步一挪往上爬行。你想县委办公大楼是个什么地方？人来人往，忽见楼梯上出现这么个残疾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行，谁见了都会惊讶的。
“怎么搞的，堂堂县委办公大楼怎么成乞丐爬来爬去的地方啦？保卫科的人干什么吃的？”突然，李卫国的耳边响起一个异常愤怒的声音，当他抬起头时，这位残疾青年农民的脸凝固了：这不就是某某领导吗？是他，一副夏县百姓许多人都认得的面孔！！
“……”这就是李卫国盼望了多少个日子渴求见一面的领导吗？然而就在这凝固的时间里，心中装着千言万语的李卫国却说不出半句话来他呆呆地仰着头，眼巴巴地看着那领导从自己身边走过。
“呜——”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李卫国伏在楼梯的水泥台阶上，哭得双肩像拉动的风箱。
“我要是早知道人家领导是这样儿，我根本不会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像狗似地用四肢伏在地上爬着楼梯去见他。真的，打那次看到人家领导这么对待自己的老百姓，我的心彻底地死了，从此再也不想为自己的冤屈寻求一个说话的地方了。你想，人家当领导的都这个样，你还能期望那些普通的干部和办事员能为你一个小农民服务办事？更何况我这样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残疾农民！”李卫国告诉我，那次伤心经历后，他曾有过一个念头：寻找机会，到坑害他的县药材公司，放一把火，“烧他妈的精光，连同我自己一起烧为灰烬！反正我这样的人不值钱。可我想光自己死太亏了，怎么也该把那些不为咱农民办事说话的人一起拉着去见阎王！可就在我准备实施‘计划’时，梁书记出现了，他不仅妥善解决了我与药材公司的纠纷，而且拯救了我的灵魂，唤回了我对咱们党的信念……”
李卫国的话并没有夸张，因为要不是那天正在县委信访室值班的梁雨润，无意间知道了李卫国的事，并且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帮助李卫国重新赢回了他视为生命一样宝贵的“信誉”——县药材公司当面向他承认所批发的那批药材有质量问题，并公开赔礼道歉，也许夏县又多了一起震惊省内外的恶性事件。
“其实根本不是我梁雨润有什么特别能力，只是我觉得像李卫国这样极其需要帮助的农民，我们当干部的只要主动弯一下腰，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再费些时间和精力去为他们做些本属于我们份内的事，那就会化解一切天大的问题。关键是要看我们对百姓有没有真正的感情和能否将心比心。”其实，梁雨润得民心的“法宝”就这么简单。而这简单的“法宝”，在实际工作中一旦用上，就这么灵验。
残疾青年农民李卫国原先连杀人的念头都有了，可经梁雨润亲自出马做工作，他不仅连当初向县药材公司要求索赔的５０００元都一分不要了，而且特意雇了一辆车，敲锣打鼓到县城，给梁雨润送去了一面写着“人民好公仆”五个大字的锦旗。
我见到李卫国时，他给我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我们农民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了，别人总不该再骑在我们头上张牙舞爪吧？”
当下我们的一些干部和领导，他们不仅对农民和百姓缺少关心，而且真的常常是骑在人民的头上张牙舞爪，为所欲为，这样的干部和领导者，人民不恨他才怪！
第四章 寸土必争是本色
作者：何建明
什么事在农民的心目中最神圣？什么是农民的命根子？
毫无疑问，当然是土地。
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其实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命根子。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漫长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中，除了只有近代不到一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之外，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是农民的历史，或者说都是土地化革命的历史。即使在今天，土地仍然是影响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将推动或者制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里每年颁发的“一号文件”，即是与土地直接相关的农业问题。
中国的土地，决定着中国人的昨天和今天的命运，还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
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城里人对财富的理解是以资本的多少来衡量的，而农民们对财富的理解则是看自己对土地的占有情况。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拥有，其实远比现代人对资本和财富的渴望与拥有要强烈得多。
土地从本质上体现的是农民的绝对的财富价值观。因而土地的拥有或丧失其实就是农民们的根本利益的得与失。
明白了这层意思，我们就不难理解像崔良娟这样的农家妇女，为什么可以几乎是用了半辈子的时光，仅仅是为了争得咫尺宅基地的拥有权的全部意义了。然而在广大农村，像崔良娟这样寸土必争的农民以及他们寸土必争的信仰，何止仅仅体现在对自己宅基地上。
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是个大雨天，这一天是梁雨润的“群众接待日”。瓢泼的大雨不停地下着，从前一天的深夜一直下到第二天的上班时间仍未见停。８点正，梁雨润准时从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县委信访接待室。这时有一位６０来岁的老人进了门。梁雨润感到有些惊奇，因为老人从上到下的一身装束完全是陈永贵式的——头扎毛巾，一身黑袄，那腰间系着的是一根用草绳编织的裤带，黑袄上有数处已破，里面露出几缕发黄的棉絮，一看便知是从山里来的农民。
“大伯，你是山上哪个乡的？”梁雨润给老人搬过椅子，端上一碗热茶。
“哎哎，我是庙前镇井沟村的。叫庚银项。”
“你老为什么浑身都湿透了？刚刚被雨淋的？”梁雨润伸手摸摸湿袄，关切地问。
老人的眼睛开始潮湿了，浑身一个冷战，然后全身哆嗦起来：“梁书记，我为了见到你，已经在那儿，你看就是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