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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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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坎坷仕途  刚直秉性

    韩愈率退之,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生于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因他的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韩愈也自称昌黎人。七世祖韩茂曾于后魏立过大功,被封为安定王。父韩仲卿,做过武昌(今湖北鄂城)令,官至秘书郎。在任武昌令时,因为政清廉,爱民如子,离任后当地百姓为他树碑颂德,当朝大诗人李白写了《去思碑》赞扬他的政绩。韩愈的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以文章名于当世。韩愈的伯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后来贬韶州刺史,善清言,有文章。韩愈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之家,自幼受到家学熏陶,对源于中土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韩愈的母亲早逝。3岁时,他又失去了父亲。小小年纪痛失双亲,他的伯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韩会对韩愈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人王钅至甚至认为韩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是由“兄弟师授”'注'。7岁时,韩愈随伯兄来到长安。这时,韩愈已能立志于学,一日能记诵数千言,言出成文。所学包括经、史、百家之言,而以儒家文化的经典六经为主。《旧唐书·韩愈传》说他“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他在后来《答李翊书》中也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注',表明他自幼服膺孔孟,崇信儒经。这种读书生活对于他后来高举儒家正统的大旗,力排佛老“异端”,具有重要影响。韩愈不仅努力钻研六经,而且对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文章,他后来力倡文学创新,鄙时文而尚古文,在青少年时期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韩会因党元载,被贬官岭南韶州,这时韩愈年仅10岁,随伯兄到了南方。不久,韩会病死于贬所,韩愈由兄嫂郑氏抚养,护送伯兄的灵枢归葬于河阳老家。唐德宗建中、贞元间,李希烈、朱氵此相继作乱,中原多故,韩家百口避地江南。动荡不安的时局,促使韩愈早年就萌发了治国平天下的志向;长途的颠沛流离,又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避地于江南,又使他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讲习学业,沉湎古训。

    贞元二年,韩愈从江南来到京城长安。这是他第二次到长安。这年他刚满19岁,但已尽能通六经、百家之学。在京城,他不仅目睹了繁华的街市,更深深体会到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这促使他也跃跃欲试,想摘取进士的桂冠。他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韩愈由是知名于时。据们日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间,当朝文士中兴起了一股“尚古学”的风气,效法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以独孤及、梁肃二人最称渊奥,为儒林推重。韩愈与他们交游,深受他们的影响,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初出茅庐的韩愈,更加坚定了起衰济溺的信念。第二年,他到州县求举。但经过四次考试,到贞元八年,陆贽主持科举考试,经过梁肃引荐,韩愈考取了礼部进士。这一榜进上除韩愈外,还有欧阳詹等,多为天下名士,当时号称“龙虎榜”。

    

    韩愈得到了功名,他的第一个愿望已如愿以偿,应该说是春风得意,下一步只等入仕做官了。但是,按照唐朝的制度,学子中了礼部进士后,只能说初步具备了入佳的资格,新进士还得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得到一官半职。第二年,韩愈就满怀希望地应试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但连续三年应试,均告失败。此时韩愈已28岁,到京求位已历十年,犹未得一官,他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的作弄。他就象一匹栏中的骏马,渴望驰骋,但得不到机会,加上长安开销很大,此时他已囊中羞涩,于是只得以文章作为见面礼,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有一位伯乐能够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加以提拔奖掖。

    这年正月,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优美的笔调,表白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以及穷愁潦倒之态。他说: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诗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一选于吏部牢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困,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泅交颐。虽不足当诗人孟子之谓,抑长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上宰相书》)

    韩愈的恳求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韩愈求仕不得,只好离开京城,怀着不得志的心情东归故里。他经过潼关,游凤翔,又上书京西节度使邢君牙,坦诚地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注'企图以此说服权臣起用自己,但权势者无动于心,韩愈极度苦闷。在归乡途中,见有人宠白乌、白囗鹆西行送给天子,韩愈深有感触,联想到自己饱读诗书,身怀抱负,却不得名于荐书,而这两只鸟只不过有华丽的羽毛,反得蒙采擢荐进,如此光耀,感物伤生,心中极为苦涩,发出“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感二鸟赋》)之叹。他把穷达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只好按捺住自己要求出佳的迫切心情,等待机会,相信“善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同上)。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因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韩愈被辟署试校书郎,汴、宋、亳、颍四州观察推官,随董晋由洛阳到了对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官。”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应该说已如愿以偿,以后就只等平步青云了。一年以后,他又以疾辞。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去世。不久,汴州发生兵变,韩愈携家出城,辗转依于武宁节度使张建封,被辟为推官。韩愈刚过而立之年,入仕日浅,年轻气盛,对官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谙人情世故,对上司往往发言直率,无所畏忌。贞元十八年,调授四门博士,做了学官。此时的韩愈,已经成了文坛领袖、名动海内。第二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这年他36岁。此时,他与文坛的另两位领袖柳宗元、刘禹锡结成了好友。

    监察御史掌纠察百官,虽只正八品下,但地位非常显赫。仕途的得意,使他觉得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实现平生的抱负,按照儒家的理想治国平天下。这年关中大旱,闹饥荒,而有关部门不仅不予蠲免租役,反而竭泽而渔,使民不聊生。韩愈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认为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上疏请求宽摇役、免因租以安京师,又上疏论除宫市之弊。哪知德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嫌他直言多事,一气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今广东西北)。

    韩愈因直言而得罪,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他有些晕头转向,不知道是谁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从身后捅了他一刀。当时王叔文、韦执谊一派势力在朝中逐渐得势,柳宗元、刘禹锡是这个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韩愈虽与柳、刘是好朋友,但在政治态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甚至怀疑柳宗元、刘禹锡与他的贬逐有关。这是韩愈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的起落。这次挫折使他认识到,要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应该学得圆滑一些,多说奉承话。不过,韩愈始终是韩愈,他刚直敢言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使他在仕途中吃了不少亏。

    韩愈在遥远的南方度过了两个春秋。德宗死,顺宗即位,改元永贞,韩愈获得赦免,移江陵法曹参军。赴江陵途中,他曾在湖南郴县待命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韩愈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五原”'注'。这五篇文章不仅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而且是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新儒学思想已经成熟。这一年韩愈38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孔孟以来的儒学正在衰落,在与释、道二教的竞争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他以卫道者自居,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要扶正名教,以使儒学重新占领思想阵地。

    顺宗在位数月即被废黜,由“二王人司马”领导的“永贞革新”被宦官集团扼杀。宪宗即位,改元元和。这年夏,召韩愈为权国子博士,分教东都。韩愈以天下名儒,担任学官,致力推行他重振儒学的主张。韩愈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并不板着面孔教训人。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注'除了讲解义理之外,他还出语恢谐,使人发笑,并有说有唱,使学生在轻松活泼之中体会所学的知识。

    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五年为河南县令,六年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七年韩愈因管闲事受连累,降官国子博士。他自视颇高,却又屡遭贬黜,情绪非常低落,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写下《进学解》一文,试图解答仕途穷通与学业精粗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为什么动辄得咎。谁知他的这篇牢骚满腹的文章,却得到了执政的赏识,认为他有史才,改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白居易起草的《除官制》是这样评价韩愈才学的:

    大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注'。

    这篇制词对韩愈的学术、文章及道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韩愈进入史馆却不修史,有人劝他,他回答说:“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则有天灾。”后来他预修《顺宗实录》,因书禁中事太切直,果然引来了宦官和其他一些人的非议,“訾其非实”。九年,转考功郎中、知制诰。

    宦官、朋党与藩镇,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三大痼疾。韩愈生活的时代,宦官气焰嚣张,官僚士大夫间的党争也接连不断,要想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就得依违其间,否则随时会被逐出朝廷。韩愈在从政之初,曾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密切。而此时,牛、李党争也已由李逢吉、韦贯之与李吉甫、裴度之间的纷争揭开了序幕。纷争所涉及的问题之一,即是对藩镇的态度。李逢吉、韦贯之一派主张息兵,而李吉甫、裴度一派则主张用兵平叛,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韩愈直接参与了这一场纷争,站在袭度一边,反对地方割据,力主讨伐。元和九年,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立,背叛朝廷。裴度力主对他用兵,遭到韦贯之、李逢吉一派的反对。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支持裴度,主张征讨,论及军事,颇有韬略,但因抱怨皇帝优柔寡断,遭到贬抑,为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裴度任宰相,节度彰义军,决定平定淮西之乱,任用韩愈为行军司马。韩愈先到汴州,劝说沛军都统韩弘归顺朝廷,翦除了吴元济的羽翼,使吴元济孤立无援。又向裴度献间道人蔡之策,深得裴度赏识。淮西平后,韩愈因功升为刑部侍郎。

    此时,韩愈在仕途上似乎一路顺风。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就经受了政治上最大的一次起落,这是因“佛骨事件”引起的。在唐代,佛教极为流行。元和年间,宪宗大力支持,佛教继续泛滥。当时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一节所谓释迦指骨,信男信女把它作为“圣物”顶礼膜拜,每30年拿出来展示一次。传说展示后将“岁稔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派人把它从寺中迁入宫内供奉三天,史称“王公土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注',朝廷内外奉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韩愈对这件事极力反对。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囗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为了重树儒学的权威,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言排佛,甚至提出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极端主张。这时的韩愈面对举国上下的宗教狂热,不怕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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