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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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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后,陆淳又因“细故”改任国子博士。改官的原因已不得而知,可能与朝廷内部斗争有关。日温《代国子博士进集注春秋表》中说:“辄集注《春秋》经文,勒成十卷,上下千年,研覃三纪,元首虽白,浊河已清。”'注'按一纪12年计算,三纪为36年,陆淳跟啖助学习《春秋》是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开始的。由此推算,36年以后,正是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这一年,他正在国子博士任上,向德宗进献《集注春秋》。由于书中新颖的研究方法,切合现实政治的学术主张,给当时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此,它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受到政治革新派人士的热烈欢迎,如柳宗元、凌准、韩泰、吕温等人。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将陆淳的《春秋》学思想作为实行政治革新的理论武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把陆淳引为政治上的同道。后来,陆淳又外出,任过信州(今江西上饶)、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23日,德宗病死。正月26日,顺宗李诵即位,王叔文一派从而执掌朝政。他们迅速安排本派人物占据了朝廷中的显要职位,并招集一些素负重望的人回京。陆淳从台州回到京城,任给事中。陆淳回京,与王叔文集团在朝廷中得势有直接关系。与陆淳拜给事中的同一天,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注'。《旧唐书·王叔文传》称陆与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永贞党人结为“死交”。同年三四月间,唐顺宗立广陵王李纯为皇太子,陆淳被征为太子侍读。他为避太子名讳,改名陆质。这一年,他献上《古君臣图》,即《旧唐书》本传所载的《君臣图翼》25卷,已佚,无法考证它的具体内容,当即有关君臣之道的。这时,柳宗元与陆淳居处很近,柳宗元对陆淳执弟子礼,向他问学'注'

    从史料记载看,陆淳任太子侍读并不是很受尊崇。当时顺宗身患重病,经过激烈的斗争,宦官与保守派集团立李纯为太子。王叔文集团预谋另立皇嗣的计划失败,因此,李纯对王叔文集团没什么好感。陆淳被改革派派去做太子侍读,原打算通过他对太子施加影响,但事与愿违,更引起李纯的反感。《旧唐书·陆淳传》以贬斥的笔调记述了这一过程:“时(韦)执谊得幸,顺宗寝疾,与王叔文等窃弄权柄。上(指李纯)在春宫,执谊惧,质已用事,故令质入侍,而潜伺上意,因用解。及质发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义,何得言他。’质惶惧而出。”说明他与李纯的关系并不融洽。

    贞元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宪宗逐出朝廷,王叔文等人发动的永贞革新宣告失败。两天后,陆淳去世'注',门人私谥为文通先生。

    啖、赵二人的著作已经亡佚。陆淳的著作,今存有三种:《春秋集传纂例》10卷、《春秋集传辨疑》10卷及《春秋集传微旨》3卷。这与柳宗元说的陆淳有“《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不合。事实上,《春秋集注》即《纂例》,其他二书卷篇不合,当为后人传写割析而致。这三种书集中了啖、赵、陆三人的《春秋》学研究成果,并在啖助旧稿的基础上作一分为三处理而成的。据他在《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中说:

    《集传》取舍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说,著《辨疑》。

    这就明白地说了《纂例》、《辨疑》是综合了啖、赵二人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扩大而成的。但其中也包含了陆淳个人的心得,书中多处标明“陆淳曰”即是明证。至于《春秋集传微旨》,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他在自序中说:“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这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可知这部书为陆淳自撰。但每条必称“淳闻于师曰”,以示不忘本。总之,从三书来看,《纂例》以啖说为多,《辨疑》以赵说为多,而《微旨》则较多地保留了陆淳的观点。事实上,三人的观点大同小异,无法分述。而啖、陆二人的观点更为接近。下面就将三人的学术思想合在一起论述。

                   二、论麟经别出胜义  疑三传释滞指迷

    在《春秋集传纂例》第1卷中,陆淳以8篇文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啖、赵及本人对《春秋》及《三传》的理解。这是他们学术观点的总结,也是他们著作的纲领。

    首先,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过去《左传》学者认为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以上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正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涉、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啖助却认为,三家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认为,《春秋》之作,是为了“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他具体论证说: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亻寒,救亻寒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夏文化以“忠”为其特色,殷文化以“敬”为其特色,周文化以“文”为其特色。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涉,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这样,啖助把前人的种种《春秋》宗旨说统统打倒。前人多认为《春秋》之旨在于复兴周礼,而啖助却强调《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求周失。他说:。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认为在这一认识上,杜预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这样,就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唤氏所说的关键之点,不是“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不是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倡的“忠道”源于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强调“权”、“宜”,这样,对经文的阐释、对人物的评价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旧瓶装新酒。这种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于《春秋》学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氏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微旨》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这样,通过发挥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忠道”。所以陆淳说:“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注'。

    对于啖助所论的《春秋》宗旨,赵匡略有异议。他认为“《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搜狩、婚娶违礼则讥之,这是“兴常典”。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因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体”而寓褒贬。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可知赵匡比啖助更强调“褒贬”'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就对“三传”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三传并不完全否定。虽然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大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即对《春经》经旨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注'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望”,陆淳记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首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王道”作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注',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经的宗旨,而注疏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不复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击传注的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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