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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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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极虚妄分别之能事,外驰而不反,是则谓之量智。故量智者,虽原本性智,而终自成为一种势用,迥异其本”,“量智是缘一切日常经验而发展,其行相是外驰,即妄现有一切物。”(《新论》),按照“新唯识论”的本体论、一切外在的事物都是“乍现的迹象”,而量智以虚幻不实的“迹象”为认识对象,当然无法直探本体,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熊氏虽然否定了量智的真理价值,但却肯定了它的知识价值,认为由量智可以认识外在物质世界万诸事物及其之间的规律和联系,从而获得实在而有用的知识,因此,量智可以成为“科学所凭借的工具”,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总之,性智自明自觉,应灵无碍,是一切知识的根源。量智则缘一切日常经验而发展,其行相外驰,“迷以逐物,妄见有外”。因此,性智成就哲学,实证本体;量智成就科学,形成知识。很显然,这一“性量分途”的认识论为其唯心主义本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体用不二”的本体论、“翕辟成变”的宇宙论和“性量分途”的认识论,合逻辑地构成了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奠定了熊十力“新佛家”的学者地位。

    1937年,熊十力写成并出版了《佛家名相通释》一书,在书中,熊氏以解释佛家名相的方式,通论法相唯识大意,并对《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思想作进一步的陈述与发挥,并完全按自己的观点评定取舍佛家唯识论。

    在多年的讲学过程中,熊氏究玄探赜,阐幽发微,逐渐使新唯识论思想体系趋于成熟,自1938年着手改写,1944年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就是熊十力思想成熟的标志。此书虽由文言文本改写而来,却在思想内容上与文言文本有很大差别。正如他自己所说:“《新论》文言文体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文本则宗主在《易》。”如果说文言文本主要是吸收儒家思想来改造佛学,那么,语体文本则是立足于吸收佛家思想来阐释儒学,就其根本思想倾向而言,是主张儒佛互补,融会儒佛,这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的又一次转变和飞跃。

    在这一时期,熊十力明确地提出了“会通儒佛,归宗于《易》”的立论宗旨。他认为,体现了先秦儒家理性精神的《周易》是最能代表儒学传统的经典,《周易》中所讲求的“生生不息”、“革故创新”,强调健动、变化的思想,正代表了儒学传统的根本精神,为此,他从《周易》哲学出发,极力推崇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要人们在变化日新的宇宙生化过程中去体味现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基于此,他大肆批判佛家的出世思想及其理论基础。他认为,无论是大乘佛教的空宗还是有宗,皆出于其宗教出世思想的需要而割裂体用之关系,主张区分有为法和无为法、生灭法和不生灭法,认为现象是生生灭灭,而本体是不生不灭的,现象是有为的、本体是无为的。“这样一来,形上的本体界与形下的现象界,似成对立,不可融而为一”。他认为,佛家这种理论,无异是“于流行之外,妄拟一个至寂的境界;于万有之外,妄拟一个至无的境界”,其结果必然是“求体废用”,“体用两橛”,其体也就变成一个“死体”。这种本体论之所以错误,关键在于它只知“以空德言体’,而不知“以生德言体”,“于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乃但见空寂而已”(见《新论》语体本)。而“以生德言体”,正是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学传统的精义所在。因此,熊主张必须融佛家的“空”与儒家的“仁”,而后方可见“天德之全”。很明显,熊十力这一时期的思想虽明显地归宗《周易》、宏阐儒学,但佛学的影响依然很深,比如他一方面强调体用不二,反对佛学对现象和本体的割裂,但另一方面又极为欣赏空宗“扫荡一切相”的彻底性,主张以“空一切相”来实现对本体的“证会”。这明显地反映出他“儒佛同证”的理论特征。

    1945年,熊十力完成并出版了《读经示要》一书。此书本是他在重庆北碚勉仁书院任教时为学生讲解六经而作,也是熊氏写作的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论述儒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正如他在本书“自序”中所说:“今当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上下数千年学术源流得失,略加论定。由是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书中极力推崇六经中之《易》与《春秋》,并以“六经注我”的精神,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读经的意义与方法,而对汉德及“五四”以后的新考据学派多有贬抑。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又先后写成了《新唯识论》语体文删简本、《体用论》、《明心篇》及《原儒》、《乾坤衍》等著作,就这些著作的思想倾向而言,熊已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走出佛家,完成了由佛向儒的彻底转变。熊氏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还明确肯定自己与佛学的继承关系,但在1958年出版的《体用论》中却已明确指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在根本上是与佛家唯识宗异趣的,他说:“余之学宗主《易经》,以体用不二立宗,就用上而言,心主动以开物,此乾坤大义也,与佛氏唯识论,根本无相近处”(《体用论》“赘语”)。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中,熊氏并非就认为佛学已一无是处,甚至对大乘空宗的某些理论依然评价甚高,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他对佛学的吸收必须完全服从于宏扬儒家的价值系统,发扬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原本作为《体用论》之一章而后又独立成册的《明心篇》中,熊更明显地归宗于儒家陆王一系的修身养性之学,大讲“仁”与“智”的关系,俨然以儒家道统的承续者自居。

    如果说,熊氏的《体用论》和《明心篇》仍是从体系的角度进一步阐发、演绎自己的哲学思想,那么《原儒》和《乾坤衍》则是从学术源流和思想内涵两方面系统整理阐发传统儒学的著作。《原儒》一书,旨在论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渊源、流变,并评断道佛诸家之得失,并由六经之内蕴论证孔子“圣学”乃大用大本、万世永赖的内圣外王之鸿基,尤其是《原内圣》篇,以总论孔子之人生观与宇宙论为基础,极言体用、道器、天人、心物、动静、知行、理欲、成已成物等对立事物为“不二”的论点。全书凡33万余言,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哲学传统中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乾坤行》则通过阐释《易经》的乾坤大义,来对自己的文体论和宇宙观再作推演和发挥,明显地表现出他归儒宗易的思想特质。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继梁漱溟之后,极具开创性的一代大师。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杨全昌 撰)

  

                            现代圣人  梁漱溟

                             (1893—1988)

                       一、出世入世间  秉性自浩然

    梁漱溟,名焕鼎。始字寿铭,后又取字肖吾、漱溟,并以漱溟行于世。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远祖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帖木耳”,旅居河南汝阳,明朝建立后,因所居为战国时梁地,故改汉姓梁。自其曾祖梁宝书时迁居北京,曾祖、祖父均为清朝知州,这种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的辗转迁徙,使梁氏家族兼具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与气质,即既有北方人的豪迈、爽朗、尚侠、仗义,又有南方人的飘逸、洒脱、精明、干练。这在梁漱溟及其父亲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他的父亲梁济,字巨川,40岁时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据梁氏后来回忆说,他父亲虽非天资绝高之人,但秉性笃实、豪迈、精明,意趣超俗而又满腔热忱,一身侠骨。凡事以“认真”、“务实”一为本。他身当中国大地风云激荡的年代,痛感外侮日烈,国势日衰,而力主事功之学。认为一切学问当以富国强邦为本,否则就是无用。基于这种功利主义思想,他痛斥八股、科举之弊,而极力推崇维新派之变革主张。梁氏一生受其父亲影响很大,他的早年教育就正反映了他父亲的这种新思想。

    梁漱溟的早年教育是与众不同的。在“三纲五常”仍统罩着中国,“父为家君”仍是中国家庭的最高戒律时,梁济却有意去培养父子间亲切自然关系,注意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梁济给予梁漱溟的正式学校教育更显出少有的开明与进步。在别家的孩子照例进私塾,囫囵吞枣于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等。课外读物则是通俗易懂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等,这对丰富他的知识,培养他洞察社会的能力很有帮助。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学校所开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在班上,梁的学习虽不算太好,但却是一位肯独立思考、富有个性的学生。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比如他在作文时,就从不落俗套,喜欢独出心裁,做翻案文章。对此,有的老师非常讨厌,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就曾愤而写下“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有的老师则非常喜欢、倍加赞赏,一位姓范的国文老师就在惊叹之余,写下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赞语。

    在中学时代,课堂讲授远不能满足他那强烈的求知欲。于是,他把大量精力用在了课外阅读上。他在中学时的课外读物是得天独厚的,这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大册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以及《国风报》、《民主报》等报纸。他对于这些难得的资料反复阅读,寝馈其中达三四年。在这些资料中,梁启超那淋漓晓畅、饱含激情的文风,深邃通彻的思想,有如一股清泉,滋润着梁漱溟的心田。他在后来一篇纪念梁启超的文章中写道:“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而革命派那激进的主张和昂扬的斗志,又如一股飓风震荡着梁漱溟那敏感的心灵。

    特殊的教育方式和特殊的学习条件,造就了梁漱溟特殊的认知能力。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他自己后来说,对人生问题的探究,使他成为了哲学家,而对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探究,又使他成为社会活动家。其一生行事治学,皆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来展开的。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由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便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目睹风云诡谲的政情。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遂离开了报社。

    

    同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开始亦倾向于立宪派,但不久即转向革命派,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并引起了他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渐由一位热心革命的青年转变为一个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观厌世,曾两次企图自杀。尽管他后来出佛入儒,结婚成家,但却终生保持着茹素不荤的习惯。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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