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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然而，人世间最诚挚的爱也改变不了生死轮回的自然规律。赖雅终于还是永远地离开了爱玲，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是那么眷恋过的人世间。那是1967年10月8日，窗外，有秋叶飘然而落。赖雅的遗体火化后没有举行葬礼。他的骨灰转交给霏丝后由她安葬。从此，爱玲真正变成无牵无挂了。她在顷刻间失去了在美国惟一亲近的人。在此后漫长的30年人生长河中，她都是一个人走过的。爱玲至死都是以赖雅为自己的姓，以赖雅夫人的身份自居。是的，她珍视这一份异国之恋。她珍视那些与赖雅一起走过的甜蜜而温馨的时光。许多年前，爱玲就借她小说中的主人公说出这样的话：诗经上最悲哀的一首诗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悲哀，肯定，忠情，像银白的月光，清爽可又有几多凄切。
青灰；天涯孤旅（1967…1995）青灰：天涯孤旅（1）
（1967—1995）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张爱玲·《金锁记》
张爱玲孤独地行走在异国的天空下。
1969年7月，柏克莱（Berkeley）的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持人陈世骧教授深知张爱玲的才华，邀请她担任该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职位。于是，爱玲从波士顿搬来了柏克莱，从此开始了她晚年在加州26年的漫长岁月。
然而，爱玲在柏克莱的日子并不是很舒心的。在工作方面，她的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的研究。然而，这对于擅长创作的爱玲而言，不禁有些免为其难。并且偏偏在1970年这方面没有提出很多的新术语，所以张爱玲提交的工作报告里所集的字汇很少，这不免让陈世骧先生感到极大失望。在生活方面，由于柏克莱的天气比较湿冷，爱玲也觉得有许多不适应。在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时地提到感冒、积食不消化、眼镜找不到、皮肤病、搬家、书籍丢失、胃受了寒气等等琐细的烦恼。
可是，在与美国一洋之隔的台湾，却在短时间里掀起了“张爱玲热”。其实这是一个早该出现，却一直没有出现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张爱玲的作品。1966年4月，《怨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此后，张爱玲的其他著作《秧歌》、《流言》、《张爱玲小说集》、《半生缘》也在1968年前后由皇冠出版社重印。事情真是非常凑巧，“皇冠”的老板平鑫涛竟是当年中央书局平襟亚的侄子。
1944年，爱玲没有同意让中央书局来出版她的文集，想不到，20年后，还是由平家的人来出版她的作品。张爱玲作品的问世，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平鑫涛的妻子，著名作家琼瑶女士就称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其实，爱玲作品的再度风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确实是一流的。尽管在美国的写作境况不佳，爱玲仍是对她的作品抱有信心，坚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好的作品总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其次是当时台湾的局势所致。国民党政府禁止20年代至40年代的左翼文学。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出版上几乎成了真空。所以，作为40年代上海著名作家的张爱玲的作品一出现，自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段时期，爱玲的创作势头似乎又有了一些回升，1967年，她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由英国的凯塞尔（Cassell）出版社出版。然而，销路并不好，一些评论也不是很友好。爱玲不禁对自己曾经雄心勃勃的英文写作失去了信心，后来，她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名为《怨女》。与《怨女》一书的遭遇相比，从《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是相对成功而轻松的。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改动便是让世钧与曼桢、叔惠与翠芝重逢，留给读者一个对世事人生产生无限感怀的背影。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也许人生就是由一段段的错误与因缘连缀而成。在时光之旅的长河中，错过了一站，就永远都回不来了。在长长的一生中，走得最急最美的都是时光。其实，这一声意味深长的“回不去了”，又何尝不是爱玲的心声呢？！在陈世骧先生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里，张爱玲的作息时间是与众不同时，她总是在下午四五点钟才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午夜。她也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因此，同事们都难得见她一面。爱玲变得越来越深居简出了。
大隐隐于市，爱玲对水晶先生的一次长时间访谈可谓是一次例外。水晶先生后来把这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写成详细的文章，刊载于台湾的《中国时报》。水晶是一位爱玲作品的热衷者与爱好者，并且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张氏作品的评论。他于1973年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被誉为是这一体裁中最好的一本。
通过水晶细致的笔触，我们看到当时爱玲的房间是这样的：她的起居室犹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满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山，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爱玲当时的形象是这样的：她当然很瘦——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蒂”——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
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Meanad女神。我们应当羡慕水晶先生的。在那个晚上，他们交谈了整整七个小时。其间，谈到了许多作品，如《半生缘》、《怨女》、《歇浦潮》、《海上花》、《倾城之恋》、《第一炉香》、《金瓶梅》等等。谈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张爱玲说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当然还有张恨水。她还谈到了一些台湾作家，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碍。
水晶是这样形容席间张爱玲的笑声的：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
水晶先生形容爱玲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可是，躲在深处的张爱玲却是经常“一鸣惊人”的。我们都躲不过那“震得人发聋”的巨大的声响。虽然，我们常常辨不清这声音源自何方？
1971年5月，陈世骧先生病故。一个月后，张爱玲也被解聘了。不过对于爱玲而言，也许是因祸得福。她一向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受约束。最为重要的是，她当时已从皇冠出版社那儿有了较稳定的收入。由于她知名度的提高，偶尔在港台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都能得到比较高的报酬。经过多年的奋斗，爱玲终于等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这一天。她把居住的地点选择在了洛杉矶。
爱玲请了庄信正先生帮她寻找合适的住处。庄先生是爱玲1966年去印地安那大学参加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上认识的。庄先生那时是该大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红楼梦》的。他与爱玲一谈之下，就觉得很合得来。因此，爱玲对庄是很信任的，而且敢于把自己的一些私事托付给他。庄信正帮爱玲找到的一处公寓是在好莱坞区。
在爱玲几十年的隐居生活中，做的两件最主要的事是翻译《海上花》和对《红楼梦》的研究。《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韩子云写的一部专门描写上海妓院生活的长篇小说。鲁迅认为此书是“狭邪小说”中之上品，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称其他书“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谈而近自然者。”胡适、刘半农就曾经重印此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爱玲自称“十三四岁第一次看《海上花》”， “许多年来无原书可温习，但也还记得很清楚。”爱玲当初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然而，《海上花》全书的对白都用苏州话写成，对于不懂方言的读者来说，可为“天书”。因此，即使是译成国语版，也得细心咀嚼，那么译成英文需要多少时间和心血也就不言自明。
青灰；天涯孤旅（1967…1995）青灰：天涯孤旅（2）
单单以书名而论，原来爱玲暂定为Flowers of the sea，可当时刊载译文的杂志《通俗小说专号》接下去的一篇就是《孽海花》，又是“海”和“花”，书名中两个字犯重，恐怕会使英语读者觉得中国小说千篇一律，连书名都变不出花样。爱玲的好友宋淇先生认为，“海上”即指上海，译名中应该将两字点出。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何不用The Belles of Shanyhai？例如《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即南国佳人（Southern belle）。当年十里洋场中出来外面走走的女性，以长三堂子的红倌人居多，就连后来的“花国总统”，地位也不在“名女人”之下。他征求同仁的意见，大家觉得很浑成，可以说响亮而切题。但是写信给张爱玲，她却坚决反对。她认为belle只指良家美女，例如说某某女士是舞会中的一朵花（the belle of the bull），而《海上花》中的人物包括上、中、下三类妓女，如果统称为上海佳人，未免失真。后来宋淇又建议用The Shang hai Sing…Song Girls，索性点明身分，虽然有人认为Sing…Song Girls是洋泾浜英文，不登大雅之堂。结果爱玲复信说这并不是洋泾浜英文，因为上海长三堂子称小姐为“先生”，外国人因音近似而用，同时出堂差时每人必歌一曲，故有此称。可是她建议书名改为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读起来顺口，而且暗含着Streetwalkers of London（伦敦的马路天使）之类的说法，这会令许多人叹服爱玲这方面的学问和对文字的敏感，从此定名。小小一个书名的确立，尚且经过一波三折，全书之成，真不知曾经呕尽译者多少心血。
关于人名的翻译，爱玲也是煞费苦心。某年她试写一个长篇，其中人名都用韦翟氏拼法，姓是一个音，名是两个音，中间加连字号。随后试向出版社接洽，每处都表示没有兴趣，因为连名字都读不出，怎么能体会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外国读者受不了中国姓名的“三字经”，可是道地中国人又不能随便“约翰、彼得、玛丽、安娜”一番，真伤脑筋。所以这次译《海上花》，她把赵朴斋起名为Simplycity，洪善卿起名为Benevolence，至少容易使英语读者接受。霍克思译《红楼梦》。也把丫环名字这样译法：平儿是
Patience，紫鹃是Nightingale，否则读者看了拼音之后，名字叫不出来不算，说不定连性别都分辨不出。如果爱玲将赵朴斋译为Chao P'u…Chai，洪善卿译为Hang Shan…Ch'ing等一连串“三字经”，英语读者恐怕只好望书兴叹了。
《海上花》由爱玲先后译为国语版和英文版，填补了这方面多年来的一个空缺。张爱玲完成的另一项艰苦工作是对《红楼梦》的考据。爱玲自小就熟读《红楼梦》，并且非常喜欢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她十二三岁读石印本，看到“四美钓游鱼”，便觉“突然白色无光，百样无味起来。”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爱玲14岁时就模仿《红楼梦》的笔法，写出了《摩登红楼梦》。这是一部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爱玲读《红楼梦》、《秋海棠》、《啼笑姻缘》等通俗小说的结晶。小说写了满满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