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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观上，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简直可以视作张爱玲文艺观的反面教材。她总觉得他们是在毫无艺术感地图解人生，缺乏对人生透彻的体悟空谈主义。1948年因为《太太万岁》等影片还遭到了左翼作家猛烈的抨击，空气如此紧张，有一些很欣赏影片的左翼文艺家也不能正常地表现自己的好恶。爱玲以前曾说：别人的评论不管说得有无道理，只要说她好她就喜欢，说她不好她就反感。可对于这些左翼的抨击，爱玲打心底里感到不是同道中人，她不喜欢他们的评论，没有说好话倒在其次，更极端反感他们不解艺术之道，不配谈文艺。当历史的书页翻至今日的时候，我们才有爱玲式的清醒：那时左翼作家们虽然在笔墨中充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救世之心，但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非常拙劣的。爱玲认为，作家要迎合读者的心理，方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论写作》。
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表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这本就犯了取悦读者之嫌；作家一定程度上取悦读者并没有错，但最紧要处，左翼作家对于他们为百姓愤愤然揭露的社会苦难，往往“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最终不外总归到阶级斗争上去。可在战争中得益的真是百姓吗？谁为战争流血？回溯不远的历史，爱玲清楚她知道是该肯定还是该否定这热情而幼稚的药方。
“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论写作》。爱玲说，这是历代男人的习惯，显示着男人救天下百姓的雄心壮志，“达者兼济天下”是男人永远的梦想，“穷者独善其身”只是梦想达不到时一个酸溜溜的借口罢了。而自己，一个女人，只爱独善其身，只愿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看这个世界，仔仔细细，或许还嗦嗦地评说一番这个世界，男人这些狂妄盲目的毛病犯不着去犯。“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真的革命与革命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该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自己的文章》。爱玲一直对“男女间的事情”这一题材无厌倦之心。可是，既然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可以“一滴水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作家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这是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为避重复，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爱玲认为：“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P。134。抱着这样的写作理念，新时代新气象对爱玲的触动也就在于：让她从一个不同的境遇来写她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恋爱结婚、生老病死，不管怎样活着，都必须以一种方式完成一个人生历程。而这种方式，方式中的细节，方式本身，在爱玲眼中，就是这个时代最真的面貌。
矛盾真太多，困惑也太多，迷惘何其多！爱玲就挣扎在这些矛盾、困惑与迷惘中。她想提笔，提笔，用自己的方式写这个时代最真的面貌，但心中一片茫茫然：翻身的人庆解放，自己是什么呢？自己以前也不是最底层的百姓，现在也无所谓翻身，不值得这样狂喜与激动；自己的经历并不丰富多彩，前几年所写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的人物，贵族之家从繁华到衰败的剧变她是熟悉的，其中角色的转折心态她也是亲切的，可是现在这一批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们已彻底烟消云散了，他们被重新安置在社会建设的各个角落里，那个借以倚托的潮湿阴暗而又带着末世华丽的背景也已不复存在了。工厂、农村、偏远的农场这些地方与张爱玲，一个从旧的大家庭里走出伊始的小姐作家，两者之间隔着一片宽阔的中间地带。她能走过去吗？即使能在新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熟识的旧人物，这些旧人物能在新时代露面吗？沦陷区特殊的氛围成全了她的一举成名，在这两个政权都管不到的中间地带，她可以谈性论食写她的世界，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们的精神空前地高涨，在人们欢乐的期待视野中，社会制度的解放——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幸福已指日可待，她如一再演绎家庭伦理、心理悲剧，会不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末世挽歌？但是，爱玲啊，除了你曾生存于其间的那种大家族的各色人等，除了那些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没落、尴尬、骚动、苦闷、小奸小坏着的嘴脸，你又能写什么呢？
爱玲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尴尬着。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
她的头脑里对“无产阶级”这一类政治概念是模糊的，对现实中“无产阶级”的面目印象也是模糊的，要真论无产，大概只有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流浪汉才真够格（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比较，无法不感慨智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本来这些风行的社会理论她是一窍不通的，还是胡兰成于1946年6月因为“左派”批评日盛的趋势在《天地》上化名胡览乘写了一篇文章《张爱玲与左派》为张辩护，文中说，“革命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胡兰成不愧为张爱玲难遇的知音，爱玲心中反感的，或许正是社会剧变时无产阶级这“审判人类”的盛气，令她有一种对不平等的本能抗拒，她渴望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施舍亦无盛气的平等。
在尴尬、疑惑、矛盾、不安中，张爱玲还是提笔写了，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到她。
在新中国生气勃勃的童年，一个崭新的社会充满了崭新的希望，那时，爱玲身边的朋友都对未来的社会图景充满了斗志与信心，他们带动着她一起行动。著名编剧桑弧在黎明曙光到来的前夕即与爱玲有过合作，他与她切磋，自编自导的《哀乐中年》搬上了银幕。全国解放以后，桑弧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拍了鲁迅的《祝福》等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重新组织上海文艺界人士办刊物报纸。1949年5月，曾与张爱玲两度亲密合作的出版人龚之方与唐大郎，又兴兴头头地办了一张通俗性的小报《亦报》。《亦报》还是《大家》的旧人，这些老朋友又来催她写稿，张爱玲被这些朋友的热情感动，同时写作也是她最喜欢的事情，激情与理性、困惑与清醒、茫然与坚贞的综综交错中，爱玲拿起搁了一年的笔，重新走进她在门外徘徊良久的文学世界。会有不同吗？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2）
二
张爱玲一生只用过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她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时所用的笔名：梁京。《十八春》于1950年3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在《亦报》上连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爱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颇有投石探路的意味。
爱玲，是女作家小学入学时，母亲因为心境不好为她随手拈过一个英文单词ailing而得的音译，在英文里它的意思是烦恼，在中文里这是个俗名，是一个中国女人最普通的名字，但是，因为是母亲取的，爱玲爱屋及乌地对她怀有不胜的爱母之情，再俗她也一直保留着，即便发表再绚烂脱俗的文章她也一直用着这俗气的名字。事总随人愿吗？到了爱玲写《十八春》的时候，情境实在另当别论了。况爱玲向来是个为求生活一己的安稳而识时务者，上海沦陷的时候她太出风头了，与苏青、胡兰成的亲密关系又使她在声名上与汉奸文人挂了钩，这是当时社会舆论最忌讳的一个污点，再大胆泼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更何况张爱玲这样敏感小心的人呢？于是取“梁京”为笔名，她只是把“张爱玲”的“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而已，用“玲”的声母切“张”的韵母为“梁”，再用“张”的声母（古音）切“玲”的韵母为“京”，并无特别深刻的含义，与人们所揣测的政治顾虑也无牵挂。从中，我们不难看到，爱玲对于母亲给她的这个简单清晰有余而高雅渊洁不足的名字永远怀着难舍的浓浓情愫。
《十八春》所述的生活范围基本上还是爱玲所熟悉的城市中上层的旧家庭，主人公命运中决定性的事件也几乎都发生在旧时代，结尾时，主人公迈着看似轻快简单的步伐跨进新时代的门槛，在对过去的唏嘘怀念和对未来茫然憧憬的矛盾中告别了读者。《十八春》的主线依旧是恋爱婚姻，是爱玲看来最素朴最放恣地体现人性的题材，从表面看来，它和爱玲以前的作品一贯的主题并无不同。
小说的主人公顾曼桢是一个纯洁善良独立的女孩，念完书以后在厂里做事，和同事沈世钧相爱。本来是最简单的两个年轻人相爱的故事。不简单在于：养育曼桢的不甚明白的旧家庭，这维系着她的过去。曼桢幼年丧父，母亲祖母还有一大群弟弟妹妹无以生存，是姐姐曼璐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做舞女供养一家大小十来口人。曼桢出来做事以后，年老色衰的曼璐嫁给一个无固定职业，靠做投机生意发财的人物祝鸿才。祝鸿才对曼桢存心不良，用离婚来刁难曼璐，对曼璐来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威胁，但还不足以促使她跨出实际的步伐。促使她下定决心把妹妹拉入深渊的，是一个女人受伤后不可理喻的心：曼璐当初因为养家而放弃的初恋情人张慕瑾出乎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移情于自己的妹妹曼桢，对于曼璐而言，这是作为一个女人最难以忍受的伤痛，相信无法厮守的那个人依旧爱着自己，是她梦想与情感惟一的寄托。在现实逼迫与精神失落的双重磨难中，对妹妹有恩的姐姐成为妹妹一生的罪人，她和丈夫设了圈套，让曼桢上当，又让沈世钧对曼桢误会，于是一对有情人被成功地拆散了。曼桢被禁闭，为祝鸿才生了一个儿子，曼桢逃出，曼璐死掉，曼桢为了孩子将错就错地与祝鸿才结婚……中间经过了那么多的是非磨难，等18年后他们再相聚的时候，时代已是全然不同的50年代了，18年来的一切恍如旧梦一场，人生的韶华已在这难以自控的磨难中悄然远逝了，“一切都回不来了，”包括当年热烈澎湃的情感，今日回首，也只能化作凄然的一笑。曼桢和祝鸿才离了婚，带着孩子生活；张慕瑾和太太倒是很恩爱，可太太生孩子死了；在一起过着看似美满生活的夫妻谁能说他们就是有情人？沈世钧和石翠芝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再了解不过，因为了解，他们互相不喜欢，因为了解，他们成了婚，在一起生儿育女，可他们的心永远难拢到一起，石翠芝心中的人是丈夫的好友叔惠，而世钧心中永远存着曼桢……《十八春》讲述的是时间的故事，开篇说：“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18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