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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罢？我不预备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
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
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
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
去卖。我姑姑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只顾一时，
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
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
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
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
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
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
我姑姑砸了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
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
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
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
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
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
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
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颔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
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
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为什么干什么干。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
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
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
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
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
中午我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
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走，咬一口。”
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
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枝桃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
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
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
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
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
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
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
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以后他们脱离我们
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
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
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
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
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
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
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在独家
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
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
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
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
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
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
—松子仁春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
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
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
粉。下午的阳光照到了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
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
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
烂成一胞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
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
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
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
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
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
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
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
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
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
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
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
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
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
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
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
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
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
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
以一年哭到头。——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
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
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
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
—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
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
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
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
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说：“这下子好
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
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
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
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
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
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强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
哗下着雨，听不清楚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
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
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
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
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
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
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家里的一切我
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
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
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
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
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
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
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
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
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
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
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
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
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
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
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
同搬走了，父亲移家到一所巷堂房子里。（我父亲对于“衣食住”向来都不
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
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
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
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
别的表示，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