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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车厢的天花板上经常滴下大颗大颗的水珠，时不时地砸在乘客们的头上。有的还打在旅客正在吃着“康师傅”的面碗里，好像北方的公共澡堂。有的旅客把衣服顶在头上吃饭，以防止水珠滴到食物上。坐在车窗边的一位乘客因为受不了打开一扇车窗，凛冽的寒风嗖地一下子灌进了车厢，让人打了个冷战：“这么冷！还是关上吧”。
上车后，张强在车厢里挤来挤去，迟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最后他只得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这里空气新鲜一些，可是得忍受一个挨一个过路人的摩擦和碰撞。
在列车上，一个三人座位挤四五个人的事随处可见，最多竟挤了６个人！４个人坐在座位上，另外两个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屁股坐在椅子靠背的横梁上。两个男女在座位上偎依在一起睡着了，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情侣，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太挤太累，只得靠在一起睡觉。
整个车厢充满着脚丫子的味道，桌上则散乱地摆满了杂志和油腻腻的食物。地上坐满了没有座位的人，连座位下也躺着人，被坐车的人戏称为“二等卧铺”。所谓“二等卧铺”，就是躺在座位的底下，过路人的脚不时地跨过这些人的头走动。可是这种“卧铺”竟然成了许多人重点争夺的地盘。
在这种环境下，张强的女友开始头晕，连午饭也没有胃口，可能是因为空气太污浊不流动，她紧紧地靠着张强，脸色越来越差。因为没有地方放行李，张强没有卸下背上的背囊，扶着女友，在列车的晃动中站着苦挨时间。
终于，在接近中午一点的时候，张强拖着沉重的行李和步伐，趟出了信阳火车站大门，然后匆匆地赶到信阳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到孙铁铺镇的车票。
别以为到了信阳就好了，就到家了，不，他们还有一段更艰难的路要走，记者报道说，回家的最后６里路，却花了他们１６个小时——
２０日晚上，６时１７分，张强和女友在孙铁铺镇下了汽车。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靠县道小镇，路边拉客的只有用三轮手扶改装的小棚车。
张强一下车，马上就有三四辆三轮车司机挨了上来。
“到北向店乡。”
出乎意料，几个三轮机动车主态度马上就冷了下来：“那里现在去不了。”
原来，就在张强抵达的前一天，这里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夹雪，通往北向店乡的道路一半是土路，非常泥泞难走，三轮车重心不稳，很容易出事故，车主都不愿意去。最后，张强总算出１０元钱雇了一辆三轮机动车。
一路上，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到了距离北向店乡３公里的卧龙台镇，道路完全是雨后的土路，到了一个泥潭前，开车的说啥也不往前走了。这时候，天已经快黑透了，张强只得在卧龙台镇上一个简陋肮脏的乡村小店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张强在镇上花了１５元找了一辆四轮的大拖拉机，因为四轮车比三轮车重心稳，底盘高，可以冲过积雨的泥潭。可是，即使是四轮拖拉机，也不能把张强送到村子里。到离家一里路的时候，路越来越窄，大拖拉机无法继续走了，张强只好下车，肩扛手提，步行回家。
张强终于到家了，这是一条充满污浊空气和泥泞的道路，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记者替张强和他的女朋友算了一笔账。
１。原来１２３元的票，按照正常价格是２４６元，现在黑市票变成了５４６元（扣除记者的票，给他们加了３００块黑市票费）。
２。在武昌住店，张强一夜花费５０元（还有卧龙台镇住店未计算）。
３。从信阳到北向店乡，花在汽车、三轮车上和住店的费用大约６０元。
也就是说，张强和女友单程路费花了１０００元（还有珠海到广州的大巴车费、武昌到信阳的车费等等），人均５００元，住不到１０天，他们又同样艰难地走上返程，还得花去那么一些钱。所以，他们每个人来回的费用至少１０００元。而在平时，火车票、汽车票、旅馆都不涨价，那么每个人只需要２５０元就可以到家了（来回５００元）。春运期间，一个民工要多花费一倍的费用。
假设一个民工一年中能够节余４０００元钱，那么，这些多花费的冤枉钱就是他１～２个多月苦干实干的积蓄。故而，铁路、公路、旅馆，交通运输行业有那么一句流行话：“春运一个月，赚够半年粮。”而这半年粮的四至五成就是从拿着最低工资、生活最贫穷的民工头上赚到的。
而民工呢，也可以用唐朝苦吟诗人的一句诗来形容——“谁谓天地宽，出门便有碍”，千古感叹，染苦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出门与回家，他们都太不容易。“修一修民工回家这条路吧，让我们更好走一些。”这恐怕是每一个民工心底的呼声。
张强的家里并未团圆，他还有一个哥哥，与嫂子也在珠海打工，夫妻两人在餐馆工作，每年年节就更忙了，每次请假，老板都不准，再加上其他原因，５年都没有回过家。
● 老牛拉快车又如何
应当感谢《珠海特区报》尚涛这样的年轻记者，跟着民工们跑了一路，尝了一把“梨子”的滋味。在全国，有许许多多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做过类似的连续报道，这些报道都得出同一个结论：民工回家的路真难，太难了！
让我们再看一看北京的《京华时报》记者陪着北京民工买票的一些情形吧！
安徽民工杨新立——
杨新立１０日下午５时从北京郊区顺义的一家台球厅出来，进城买回家的火车票。
从顺义到北京西站平时也要３个小时。现在要过年了，又是周末，肯定堵车。结果，到了晚上８时半，他总算到了西客站。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一条条长龙排满西站。一见这阵势，杨新立有点发呆。“先去问问，”记者提醒他。
节还没过完，许多人已踏上打工之路在广场东侧一个临时售票窗口，杨新立刚伸出脑袋凑向前，一只手就按住他的脖子把他拽出来。“后面排队去。”一位民警指着他。“我只问问不‘加塞’。”杨新立显得很委屈。“告诉你，后边排队去，到窗口再问。”民警拖开了他。
看看后面足有３０米长的队伍，杨新立手足无措，醒过神来，赶紧乖乖到后边排队。“初中毕业在家待了３年就上北京打工，第一年没回去，第二年在火车上站了快２０小时，出来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今年最好能坐着回去。”杨新立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三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妇女还没找到工作天很冷，杨新立没穿羽绒服，抱着身子夹在队伍中。晚上９时４０分，终于排到了窗口。“１３日１４２７去安庆硬座一张。”杨新立边说边掏钱。“全是站票，全是站票”，售票员重复着这四个字。杨新立张嘴发呆。“要不要？要不要？”售票员催促。“他来自湖北，胸前写着“厨师”两字还不快买，要不连站票都没有了。”记者也催促他。杨新立却出人意料，收起钱走开了：“站了一年了，我要坐着回家。”（注：杨新立平时在台球厅摆球、端茶送水，坐下一会儿的时间很少，每天要站十二三个小时。）
河南民工李健——
１１日上午９时，北京站，来自河南商丘的民工李健告诉记者，１０日排了一天队，没买到票，今天起了个大早，６点钟就来到北京站。当时天空飘着小雪，雪越下越大，只穿两件薄毛衣的他冻得直打哆嗦。
李健在几个窗口转了一下，最后来到车站广场露天售票窗口排队，记者问他，有室内售票厅，为什么顶着风雪到露天窗口买票。李健说，室内暖和，肯定站队人多，要排老半天。
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在崇文门找工作记者陪着李健排在４１号窗口。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看着慢慢向前移动的长队，李健一会儿跺跺脚，一会儿搓搓脸，“这么冷的天气，真受不了。要是家里种田能挣钱，也不来北京受这份罪。年年春节买票回家，就像上战场，紧张得不行。”
好不容易排到窗口，李健告诉售票员，想买张１４日到河南商丘的票，售票员说，没有啦，看到后面的人往前挤，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的李健急忙又问：“那１５日呢？”
“还没开始卖。”满怀希望的李健再次失望了。
李健只好再到别的窗口碰碰运气。记者问他，这样没有目的地排下去有希望吗？“不知道什么时候卖１５日的票，我这样排下去，说不定开始卖的时候我正在队里，就有希望买到，不排队一点希望都没有。１０日就是这样不断地排队，排了一整天。”
雪还在下，风越刮越大。缩着脖子的李健又来到露天广场的又一个露天窗口，排在长长的购票队伍后，开始了新一轮希望渺茫的等候。
湖北黄冈民工夏春和满脸无奈地对记者说：“我想打个电话就知道哪一趟车次有票，票价多少钱？也邪门了，铁道部门公布的热线从来没有打通过，只好一次一次往火车站跑。”
一位从北京前往广州的旅客向新华社反映，他于７日开始买１２日以后的车票，排了一天一夜的队等到了８日零时，却被告知已经没票，“心都快碎了”。前往哈尔滨的民工刘成吉卡住时间点到了车站，得到票已售完的回答。“可转过头来，就有人向你兜售高价车票，有关部门真应该管一管。”铁路部门规定列车票提前４天出售，临时客车票提前８天出售，可是旅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预售票开卖之时往往就是车票告罄之际。
在１．３亿的春运出行人数中，第一位的就是民工，他们约占人数的四至五成，而且通常是住在离车站很远的郊区，他们既没有电脑可以上网，也无法打通车站热线可以问询，因此他们总是盲目地往返于住地与车站之间，两眼一抹黑像没头苍蝇似地瞎碰瞎撞，为了买一张有座位的车票，他们甚至往返三至四次，结果等到的还是失望。
不错，铁路部门为此也叫苦不迭，在那样的高潮期间，铁路员工几乎都得不到休息，３０天？４０天？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精疲力竭，力竭精疲，还落不到好。并且，每到春运高潮来临之前，铁路部门都像有“大敌来临”的感觉，做足了计划，打足了提前量，仍然是那样狼狈不堪。
对于这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我也深有体会，那是１９９８年春节前，因为母亲病重，我要赶到苏州去，就到处去买车票，结果买到了一辆加车的车票，不但正常２４小时的路程走了３６个多小时，而且是一辆“文化革命时代”用过的那种车，没有暖气，厕所根本就不能用，因为它都已经被尿冰冻住，不小心还得摔一个跟斗。没有开水，没有服务员前来清扫。整个晚上都在冻、脏、臭、挤、吵中度过，折腾到家里后，就得了一场重感冒。
凭良心讲，中国的铁路在不断改进，迄今为止，已经努力地做到了五次大提速，拼上老命为完成这高负荷运转而硬挺着，但是，还是满足不了运输的需要。据说，春节期间的铁路运输，负载量已达到了２００％，一个厕所里竟能挤进１１个人，而长途汽车、轮渡的超载率往往更加惊人，由于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黑车”盛行，而黑车的超载引发的事故又不断，人为地造成了许多的灾难。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不绝增加，春运期间的运输人次也逐年大幅度地增加。光春运这４０余天的旅客铁路发送量就达到１．３亿人次。据交通部门的统计，２０００年有１６．１６亿人次；２００１年有１６．６０亿人次；２００２年有１７．４０亿人次；到了２００３年则增加到１８．１９亿人次。在２００４年这年春运中，运客量是１８．９亿人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都没有如此集中、如此巨量的乘车往返记录，要是上吉尼斯世界记录，这绝对是无可比拟的独一份。
在１８．９亿人次中，铁路运输达到１３．７亿人次，比前一年增加２％；公路运输达５．１７亿人次，比前一年增加３％；水运２６００万人次，与上一年持平；民航１０５０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９．６％。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民工们“钟情”的还是火车和汽车。试想，他们一年中只挣到那么一点的钱，春节比平时还得多花一倍，他们哪里还敢去坐飞机呢？
从纵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铁路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九五”期间，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