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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有一位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叫陈立钻。这样讲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是要提起立钻牌“铁皮枫斗晶”，相信知道其名的就大有人在了。
陈立钻生于１９５５年阴历２月２４日，是天台县城关镇一个农家的孩子。上过两年高中，１６岁他就当了“赤脚医生”，开始了他“江湖”的历练。先是跑到山上的水库工地打了两年的山洞，以后，又到小五金厂、工艺厂、橡胶厂里去打工。那时还不叫打工，他是当采购员和销售员，跑过上海，去过东北，推销他们天台县的产品。到了20世纪８０年代初，当人们把“万元户”的称谓加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身上时，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四五万元的积蓄了。
这时候，他有了一个违反常规的选择，他不是拿着这笔钱到大城市里去做生意，而是拿回家来种草药。
让别人看来是违反常规的做法，对陈立钻说来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是“赤脚医生”，对草药的性能熟悉，而且他深知天台山是块风水宝地：济公李修缘就出生于此，并且，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山采药而遇仙的故事，也发生于此。
无疑地，先前的磨练给了他莫大的好处，他竟在山里种了８年草药，相当于中国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
因为他种植的草药非同一般，是一种叫“铁皮石斛”的东西。据古籍《道藏》中记载，千年石斛精，千年山参精，千年首乌精，以及海底珍珠、茯苓、冬虫夏草等为道家的九大仙草。其中铁皮石斛排在首位。而在这九大仙草中，惟独这个铁皮石斛，是补阴的良药。民间传说，这千年的石斛精、千年的山参精都能够像白娘子那样变化成人形，谁遇到了谁就有福气。在旧社会里，能吃得起这种名贵药的，只有黄金荣、杜月笙和梅兰芳这样的有钱人。
也许自然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愈是珍贵的草药愈难生长。铁皮石斛生长的条件极其苛刻，晒到太阳必死，种在土里必死，它一般生长在悬崖峭壁的背阴处，承雨露雾气而生，采月华精神而挺。如果有一个山里人能在峭壁上采到一棵这样的石斛，他一年的生计就不必犯愁了。
由于这种草药自然繁殖率极低，所以到解放后，就极少了，而到了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自然界再也看不到野生铁皮石斛了。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右二），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左一），原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右一）和浙江天皇公司总经理陈立钻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农业专家们，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开始试着人工栽培，至今未获成功；而在我国，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从最高研究机构到各省市农业院校，都曾投入过大量精力和财力，试图将它培植成功，而失败的比例是百分之百。
这个陈立钻，硬是将这种草药栽培成功了。他遇到的失败，他亏空的钱财，都难于一一算计，他告诉我最简单的情况是，由于太艰苦，跟随他在山里一齐劳动的十余个民工，没有一个坚持下来，而他那条忠诚的看家狗，也耐不了艰苦与寂寞，离他而去。
由于他种出了这样一种珍贵的草药，便趁机到杭州去发展，成立了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成了一名小老板。
一种由铁皮石斛为主要原料的“铁皮枫斗晶”应运而生，而且很快打开了销路，成为浙江省最名贵的保健品，继后又被开发为正式药品。数学家陈景润、文学泰斗巴金，以及中科院百多名老院士，都吃过这个药。它还被邓楠介绍给了父亲邓小平，陈立钻曾经去过小平同志的家，指导过小平同志服用这种中药制剂——这，是陈立钻一生引以为傲的事情了。
现在，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样了呢？２００４年的４月，我再次访问了更名为“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先生。
陈立钻告诉我，他的企业共分两摊，一摊是天台山种植与研究基地，在那里他吸纳了农民工２００多人，如果加上季节工，约有３００多人；在杭州这一摊，是作家巴金向浙江天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立钻谈铁皮枫斗晶治疗他多年的帕金森氏综合症的显著疗效，还将他的最新著作《巴金家书》签名送给陈总，以表谢忱销售公司，也有上百人。他去年的销售额为２．７个亿，天台、杭州两地交税是４０００万元，他现在种植的铁皮石斛，已经扩大到２０００亩地了。
当我问到他给这些农民工多少工资的时候，他回答道，天台山那一边，能够达到年５０００美元；杭州这里，能达到１万美元。这是因为杭州公司里招的大都是毕业于医科大学和财经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而天台那里则是从农村招来的普通工人。他说：“我发的工资在杭州市来说是上等的了，比起深圳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一点不差。”
令我惊奇的是不仅仅是他自己致富后带动了天台经济的发展，带起了一批农民共同致富，而是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天台山，陈立钻已经投资了３０００万元，和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搞生物基因药物的开发，取名“浙江赛尔生物医药品研究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成立有一年之久了，从事的是生物技术、生物基因药、干细胞工程等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研究。比如，如果癌细胞已转移到了骨头上，就可以用生物技术和药物将它阻断。这个研究进行得很快，他说下半年就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在杭州，他也悄悄搞了个实验室，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词是陈立钻说的，大约是时间保密的意思），有三个一类的国家新药能够生产出来。
陈立钻不属于纯粹的企业家或者商人，他是兼中草药种植家、中药研究家合一的人物，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他开“钻”得很早，也很早找到了“金矿”。这不仅是指他发家之时的前期准备，还指他是开发生物学药品的先行者。
像陈立钻这样的企业，在浙江省只能算是中等。大的有“农夫山泉”、“娃哈哈”、“利群”、“雅戈尔”、“大红鹰”、“红蜻蜓”、“雕牌”、“正泰”、“奥康”等等，浙江产品的广告几乎包揽了电视台的一半，整日里在我们的耳际与眼光中“爆炸”。我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孙星炎先生，就是“农夫山泉”的大股东。这位５０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却透出江浙、上海一带人的睿智与精明。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曾到黑龙江插队７年。在别人还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候，他早就在悄悄地学习英语和机电知识。于是他最早考进大学、较早赴日本留学。在他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浦东开发区办公大楼里面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就是他公司安装、调试的。这时候，正巧有一个美国朋友给他来电话，对着手机，他纯正熟练的英语让我嫉妒了起来。从他的身上，我不仅领略到了浙江企业家的一流头脑和一流的做生意本领，而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者早半拍，强者快半拍。
● 早飞的丑小鸭成天鹅
一个农民工，他跑出来打工，就会一下子成为老板，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许多人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在采访的时候，我特别注意那些已经成为企业家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发财“基因”。
这一注意使我体会到，凡是这些发财致富的人，并不是地地道道的从山村出来的两眼一抹黑的“泥腿子”。而是早就混迹于经济市场上的弄潮儿，他们或是长年当过“盲流”，或是早年就当过工厂的采购员和销售员，抑或是在外面当过兵，见识了外面世界很精彩的军官、士兵。这种长期的“热身赛”既对他们的意志是一种极好的磨练，也使他们完成了如何走向市场的经验积累。所以，一旦国家的政策趋向于开放，一旦农村可以进行劳务转移的时候，他们就显得从容不迫，成竹在胸。
安徽巢湖市无为县，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安徽小保姆”县，那个表现安徽保姆在北京打工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无为县的保姆为原型的。
无为保姆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在无为的红庙，解放后，这个师有一批老干部在北京安顿了下来。他们想起了当年闹革命时群众对他们的支援、掩护，这种鱼水之情使他们念念不忘要报答老区的乡亲们，起先他们是让自己熟识老乡家的孩子到北京来；既当保姆，又当“女儿”，既帮他们干家务活，又让她们上学读书。当一个老战友来看望另一个老战友的时候，发现这个家既干净又整洁，又看到那个“小保姆”烧水端茶十分利落，不禁称赞几句。老战友便热心地说：“我也替你找一个吧。”如此一来，无为县小保姆就开始“占领”北京市场了。虽然是那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还没有“市场”这一说。
县宣传部赛勤玲部长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那时候，中南海里，中央军委、国务院有许多保姆都是我们无为人。只要县里去一位副县长这样的七品八品官，就有高级小车来接，还住高档宾馆。我们无为人聪明、机灵，还讲诚信。说到诚信，这在旧社会也是如此，大约是遗传吧，要是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无为人也是倾其所有满招待。”她顿一顿又说道：“不过，现在无为县的保姆很少很少了——”
“为什么？”我问。
“我不是说到无为人很精明吗？她们起先当保姆，后来赚到了票子，闯出了路子，又换了脑子之后，就不甘心当保姆了。她们就在北京开起了店，做起了买卖，成了老板。在中国１００强里，就有我们无为两个企业家。”
我想去采访一个较为典型的无为保姆，谁知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张勇立即拿出他的两篇报道来，对我说：“你先看看吧，‘小保姆’邓立翠就是一个，她曾出席过全国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如今是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的总经理。”
张勇是这样描写她的：
邓立翠是无为县仓头镇人，兄妹３人，她排行老二。她的父亲腿有残疾，家里所有农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可想而知，在那个只靠土中觅食的年代，生活是何等艰苦，一家人常常连饭都吃不饱。兄妹３人一年到头也难得做上一套新衣服。大多数时候都是花一两角钱从旧货市场买旧衣服穿。迫于生计，哥哥很小就开始帮妈妈干活了。由于家中仅有的几个钱都给邓立翠交了学费，妹妹就上不起学了。兄妹３人，邓立翠是惟一读过书的幸运儿。
勉强读完初中，家中再也无钱供她上学了，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改变了她的命运。１９８０年冬天，邓立翠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到北京当保姆去了，一个月工钱２０元。２０元，对于当时的邓立翠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全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来也挣不到这么多钱。邓立翠非常羡慕，觉得这钱来得真是太容易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家能当保姆，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正失学在家的邓立翠失眠了。她很清楚，能挣点钱回家，是她对全家人的最好报答，也是对哥哥、妹妹没有读书的最好补偿。于是，她决定和其他５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出门当保姆。
让一个才１６岁的女孩子外出当保姆，父母当然不放心。但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加上她的软磨硬泡，最终父母还是同意她出去。家里四处借钱为她凑齐了盘缠，在亲人的千叮咛万嘱咐和依依不舍中，邓立翠来到了北京。
邓立翠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石景山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当保姆，月工资１２元。她不敢说出自己真实年龄。就说自己已经１９岁了。由于她有文化，悟性高，学什么都很快，所以主人非常满意。她先后在四五个家庭里当过保姆。但是她有块“心病”，很厌烦别人叫她“小保姆”。虽然她觉得当小保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辈子当一个保姆的水准上。
她最终离开了北京。３年后，她最后做活的那家人家帮助了她，被招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技术，很快成了畜牧场的养殖能手。她曾创下一个人喂养３７０头牛的记录，还和她爱人李志春一起，用４０天的时间完成了上海畜牧局交给的“胺草饲料试验”，获得了“稻胺化养牛”成功奖，他们的事迹上了《新民晚报》。
学会了技术，为什么不回家乡一显身手呢？１９８７年，邓立翠夫妻俩辞去了畜牧场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现在，邓立翠的“三缘养殖实业有限公司”年产“无为大白鹅”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