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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还会算十进制小数哩。要是你还记得这一切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尔及利亚海盗一见她们就开始磨刀霍霍、虎视眈眈了。
不要以为她们都拼命似地在盼着结婚，事实上她们不想轻易结婚。我并不是说她们不愿嫁给一个游侠骑士，或一个海上大盗或匈牙利流亡者，只是说平常人的平常婚嫁让她们觉得可怜，她们不屑一顾。她们每个人的心愿是到一定时候与一个迷人的王子结婚，然后双双住进镇上地势低平处小巧迷人的小屋里去。
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在玛丽波莎镇你每月花八元钱便可租到一座迷人的小别墅，而且有些最迷人的别墅是最便宜的。至于说那些迷人的王子，她们可以在一些最离谱的地方找到他们——在那些地方，你想谁都不会指望会有他们的身影的——你知道，他们中了魔法，正在药店和印刷厂之类地方打杂，甚至是在杂货店里当店小二哩。不过为了能够认出他们，你先得大量阅读有关盖兰哈德爵士和远征游侠的小说才成，反正诸如此类的东西多多益善。
赞娜·佩帕莱坐在游廊里，梦见的自然是强盗、受伤的军官和骑在汗淋淋的战马上的罗纳德勋爵。但要说她曾梦想过穿鲜艳的黄运动衣的年轻银行出纳员骑着自行车从她面前经过，那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因此，当帕普金先生骑车飞快地冲上奥内达街那个坡道的时候，我想赞娜是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他的速度表明，他从那里冲过去决不仅仅是为了路过法官府。
这么说或许有点儿夸张。没准她对他已有所了解，知道他是汇兑银行新来的年轻出纳员，知道他来自沿海省份且无人知道他的家庭背景，知道他在来玛丽波莎镇之前从未坐过独木舟，知道他坐在周恩牧师的教堂是坐在第五排的坐位上，还知道他的月薪是八百元。除这些之外，她对他就一无所知了。她不明白他骑得那么快的原因，也许他骑得那么快是因为他不敢放慢速度吧。
当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自从那天帕普金先生在大街上遇到赞娜以来，他在银行下班后总是骑车从法官府前面经过。他本想每天从法官府门前经过二十次，可是他不敢。一骑到奥内达街，他便会越蹬越快——他并没有想到要快，可是克制不住自己——一到赞娜所坐的游廊边，速度立即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那件小号的黄色运动衣也在风中飘扬起来。片刻之间他已风风火火地裹着一团尘云消失了，直到冲劲把他带到几英里以外的乡间，他才敢停下来或回头看一看。
然后帕普金先生会在乡间绕上一大圈，与此同时拼命设想他是在视察田野的庄稼。或早或迟，他又会朝镇子方向掉过头来，再一次直奔奥内达街。他会把踏板蹬得嗡嗡直响，速度会越来越快，再次掠过法官府门前时，他简直就像轰出枪膛的子弹。他骑车走了十五英里才从法官府前经过了两次，他可是使出了浑身胆量才做到这一点的。
奥内达街的镇民们都以为帕普金先生疯了，但赞娜·佩帕莱知道他没有疯。你瞧，他骑自行车一冲而过的情景，和“伤心者”谭克雷德在多瑙河边的最后一次驰骋看来隐约有几分相似。
我想我在前面已介绍过帕普金先生和赞娜·佩帕莱第一次是怎么相识的。就像他们俩的其他事情一样，那纯粹是巧合，根本无法解释，你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前世有缘的爱情当然是这样的，而这正是它与平常的男女之情截然不同的地方。
关于帕普金先生第一次同赞娜说话并和她坐在一起抄写劝募一毛钱的“连环信”时的感想，我在此不想花笔墨描述了。他们俩齐心合力抄写了至少八封信，他们发现他俩的笔迹太相似了，简直叫你分不出彼此来，只不过帕普金的字母是圆角的，而赞娜的字母有尖角，帕普金的字很端正，而赞娜的字有点斜。除了这点区别，两个人的笔迹实在太相似了，简直是世界上最罕见的巧合。当然，写起阿拉伯数字来，他俩的笔迹可就不同了。帕普金对赞挪解释说：在银行里干活儿，你必须把“7”字写得工工整整的，以免看起来像“9”字。
总之他们写信写了一整个下午，写完后又一起走在奥内达街上，走得非常慢。快到法官府的时候，赞娜请帕普金进屋去吃吃茶点什么的。她说得那么轻松愉快，你真不忍告诉她她已晚了半个小时回家，准会挨法官老爹一顿斥责。正当他俩走上游廊，帕普金还来不及接受邀请的时候，法官已从门口冒了出来。法官手里拿着一块餐巾，眼镜里闪烁着炸药爆炸似的怒火，他大声吼道：
“天啦！赞娜，你这该死的丫头，你为什么不正正经经按时回来吃茶点呢？”
赞娜向帕普金投去恳求的目光，帕普金报以心领神会的一瞥，随即便转身逃到了奥内达街上。即便这一情景不如行吟诗人谭克雷德的牺牲精神那么富于戏剧性，至少其中也有某些完全相同的成份。
帕普金走回玛丽波莎饭店吃晚饭时得意洋洋的，而且当天晚上他对餐厅女招待赛蒂态度有点儿冷淡，跟她保持着得体的距离。我敢说以前在玛丽波莎，还没有哪位银行职员有过如此表现哩。瞧他那神气，当年盖兰哈德爵士一边同格韦内维尔王后的女仆说话，一边从她手里接过越橘饼时的派头也不过如此。
自那以后，帕普金先生和赞娜·佩帕莱经常会面。他们作为搭档在盖拉格尔先生屋后的草坪上打网球——你还记得吧，玛丽波莎网球俱乐部租下了它，月租金五毛钱——帕普金先生在球场上经常表现得异常英勇，他跳到空中发球，他那瘦小的身体在空中弯成“S”形。有时，在傍晚时分，他们也乘帕普金的独木舟到威莎诺提湖上去，赞娜坐在舟首，帕普金则在舟尾划桨。他们划得那么远，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天上布满了繁星。赞娜常看着那些星星出神，说它们是那么遥远，真不可思议，帕普金则意识到，一个头脑像这样的女孩对他这么个凡夫俗子来说恐怕没多大用处。赞娜常问他昂宿星团、木星和小熊星座在哪儿，帕普金马上会把它们的确切位置指给她看。这给他俩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帕普金想不到赞娜竟记得她在寄宿学校的天文学课本上学过的那些星宿名称，而赞娜也想不到帕普金不过是碰运气乱指了一番而已。
有很多次他们谈得那么投机，帕普金差点儿向她谈起了他那在沿海省份的家以及他的父母亲的情况。可最后他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盘托出并承受其后果，为此他大骂自己丢脸，没一点儿大丈夫气概。
请不要根据上述任何情况臆想帕普金先生的爱情是一帆风顺的。相反，打从一开始帕普金先生本人便觉得此事了无希望。
当然也得承认，有些迹象似乎表明他俩的关系有了一点儿进展。
在六月、七月和八月这段时间，他已用独木舟带赞娜出去过三十一次。以平均每晚划两英里计算，帕普金已载着赞娜划了六十二英里，或十万码以上。这无疑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他还和她玩过十六个下午的网球。有三次，他把他的网球拍留在了法官府，由赞娜保管。还有一次，征得她的完全同意，他把自行车放在她家过了一整夜，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没有哪个女孩会和男的开玩笑开到这样的地步：允许他把自行车靠在她家游廊的柱子上过夜，而她自己却对此毫无所谓。
还不止这些哩！他曾在法官府用过十四次茶点。他曾七次被莉莲·周恩请去牧师府，就因为赞娜也要去。还有五次他被诺拉·盖拉格尔请去医生家，就因为赞娜也在那儿。
总共加起来，和赞娜一块儿参加的饭局是相当多的了，致使他在玛丽波莎饭店的饭票根本就用不完，几乎可以比往常多用一倍的时间。与此同时，餐厅女招待赛蒂那张脸越变越忧郁无奈了，比浪漫小说里所描写的还要伤心得多。
表明有进展的又何止这些呢？帕普金买给赞娜吃的冰淇淋，全部计算在内大约已有两提桶之多，此外还有半蒲式耳的巧克力。并不是说帕普金吝啬，舍不得多花钱。相反，除了以上所说的冰淇淋和巧克力，他还为她买了一件白色的无袖短衫，一根顶部带金饰的手杖，一大批新领带和一双漆皮靴——就是说，他买这些东西全是为了她，即便不是她用它们也没什么区别。
另外还需补充的一点是，帕普金和赞娜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晚上都一起到英格兰教会的教堂会，他们这样做已有两个月了。有一天晚上为了“好玩”，他们甚至一起去了长老会教堂——你要是了解玛丽波莎的话，你便会明白这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大胆举动。他们俩敢这样一起胡作非为足以说明问题了。
然而，尽管有上述进展，帕普金还是觉得此事了无希望。不过，这种时而消沉，时而激昂的可怕沉浮，这种希望与绝望交替的激烈波动，恰恰说明了这段恋情的与众不同。
是的，希望渺茫。
第八辑赞娜·佩帕莱和彼得·帕普金命中注定的姻缘（2）
每一次帕普金看着赞娜在教堂里祈祷，他都觉得她太虔诚了，他配不上她；每一次他去约赞娜外出，见她不是在读勃朗宁就是在读欧玛·哈亚姆，他就觉得她太聪明了，他配不上她；而且每一次他一看见她，都觉得她太漂亮了，他配不上她。
帕普金知道自己不是英雄。当赞娜一如既往地把双手握在一起，神采飞扬地谈起十字军骑士、各类战士、消防队员和一般意思上的各种英雄时，帕普金立即明白他该成为哪一类人了。但现在他还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事实如此。假如玛丽波莎爆发战争，或是法官府受到德国人侵略的话，他或许还有机会成为英雄。可依目前情况看，还是希望渺茫。
另外还有赞娜的父亲，上天知道帕普金为取悦于他费了多少心思。无论佩帕莱法官提出什么主张他都表示赞同，这可得在心智上有相当的柔韧性才成。今天他们抨击妇女拥有选举权，明天又主张妇女应该有选举权。今天法官声称劳动运动正在侵蚀国家的生命中枢，可明天他又说只有劳苦大众组织起来世界才有希望。帕普金的观点就这样跟着一变再变，就像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片变幻莫测一样。他获准保持坚定不移看法的唯一的东西，是加拿大保守党的纯洁性和法官罢免书的可怕的邪恶性。
但即使有这一切讨好之举，法官对帕普金仍然不能仁厚以待。尽管玛丽波莎的所有银行职员一般都把佩帕莱法官的住宅视为他们自己的，但在赞娜把帕普金带回家之前，法官从没有主动邀请过他。而在帕普金走后，法官常常坐下来对他大肆嘲笑一番，气得赞娜扔下《德肯色区的开拓者》，愤愤不平地离开游廊进入卧室。然后法官会立即改变态度，重新点燃他那支玉米穗轴做的烟斗，面带不折不扣的满意的微笑，坐下来开始自享其乐。所有这一切之中还有某种很玄乎的东西，它是那么叫人捉摸不透，足以证明帕普金先生的所有机会都是了无指望的。
证明希望渺茫的还不止这点哩。帕普金的年薪是八百元，而按汇兑银行的规定年薪一千元以下的职员是不能结婚的。
我想你已注意到玛丽波莎各银行暴虐的资本主义压迫了。这些银行里有不少成熟而有经验的男职员，他们都在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岁之间，可婚姻对他们来说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被迫靠玛丽波莎饭店的餐券活命，为迎合一群资本家的古怪念头而挤住在银行的集体宿舍里。
无论何时，帕普金只要一想到那两百元的差距，就会明白社会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事实上，他就是依据这一点来解释所有的社会不满的。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亨利·乔治，洛伊德·乔治——对所有这一切，他只要一想到他那不足的两百元钱就全理解了。
在这段时间里，帕普金先生攻读了《伟大革命家回忆录》，他甚至想过用炸药把亨利·穆林斯干掉。听我这么一介绍，你马上就会明白帕普金的心境了。
但所有这一切妨碍帕普金和赞娜结合的重重障碍竟没有促使他自杀（噢，对了，他曾自杀过三次，往后我会一一道来），那是因为他早已明白：在他和赞娜之间永远横亘着另一种无情无义的现实，它使得他们的爱情注定是没有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