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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
李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实际上，他从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为在苏联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国就可以铺下前程似锦的路，但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西方，更何况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又能知多少？这是他的可悲。
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么妙，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见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说着什么，便指着周子昆吼道：“你带的什么兵？整个部队都叫你带没了，可老婆还带着！”
周子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弄得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动。
“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还逍遥自在！”李德继续指着周子昆的鼻子吼着。
周子昆这才明白，是李德搞错了。
周子昆的确当过三十四师的师长，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间的事，在他离任之前几个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他有这个印象。他离任后，已经有过两任师长，接替他的是彭绍辉，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但陈树湘却在湘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很壮烈。那是1934年的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牺牲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周子昆刚要张嘴解释，李德就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好在毛泽东当时在场，博古也在场，只是博古默不作声。
“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还是毛泽东解了围，他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博古见此情景，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狼狈不堪的顾问。本来，按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行军途中是不准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但为了安慰这位顾问，博古也只得破例了。
然而，萧月华的到来，也只是给李德送来了“出气筒”，她被李德无端地揍了一通。
萧月华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养活不了，就把她送给一个姓杨的家里当童养媳。13岁那年，她就到广东海丰县一家布厂当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1926年，刚满16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不久，她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她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1931年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1932年8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
不幸的是，她竟成为博古的牺牲品。
李德刚到瑞金时，独身一人的他，不甘寂寞，便按西方的那种方式，讨好少共中央一位领导的妻子，不时给她送一些礼物。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当博古知道这件事后，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而身败名裂，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博古就失去了靠山。正因为如此，博古才急忙给他找了一个中国姑娘做他的“妻子”。这位姑娘就是萧月华。受命在中间说媒的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真。萧月华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不算漂亮，在今天一些姑娘们看来，她能做这位特殊洋人的太太，已是偷着乐的事儿了。但此时的萧月华难以接受，因为她经常见到李德，给她的印象李德是一个热情下面掩盖着冷酷的洋人。尽管如此，迫于博古的压力，她不得不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少共中央所在地与李德的住处只有数步之遥。开始，萧月华只得遵命夜里去“照料”李德，白天就到少共中央工作，这是属于那种公开的秘密。后来就彻底公开了，萧月华被正式调到李德处，也正式做了李德的妻子。
在一起生活的结果，不幸被萧月华言中，虽然她竭尽所能来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怀疑她偷吃面包，又是打又是骂，萧月华受着皮肉之苦。
萧月华多次向博古诉说自己的痛苦，并要求离婚。博古当然不能同意，以“服从组织”来迫使她维持这场政治婚姻。
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萧月华应博古的召唤，例外地从休养连来李德身边受皮肉之苦。好在战事急，没几天，萧月华脱离了苦海，回到了休养连。
李德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连发脾气的对象也没有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名红军的死伤，博古的心情与李德不一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
博古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做错了两件事。本来，他与毛泽东没有个人恩怨，甚至在他到达瑞金前，还不曾和毛泽东谋过面。在上海时他也没有亲自出马批判过毛泽东。他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合作。然而，他却惟恐毛泽东取代他，便无缘无故地批所谓的“罗明路线”，想引蛇出洞，把毛泽东排挤出去。但毛泽东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与他作对。就这一着棋，博古就已经成为失败者了。到了红军转移这样重要的时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却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对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正确建议，又一概不予采纳，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事。
博古做错的第二件事，则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虽说王明指定博古临时负责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负责人，那你就得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说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因远离中央苏区，许多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他到了苏区以后，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没有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只是王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两件事，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博古也感到这个责任他难以担当。是啊，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类最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必须具有相应的才能、品质和胆略，才能胜任。现在，这些对于博古来说，都是马后炮，对惨败的局面已无回天之力，他无法解脱心中的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劝说，就可能自决了。后来，聂荣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过聂荣臻的劝说，博古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怎么继续干下去？他想来想去，没有勇气放弃原来的设想，如果放弃，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彻底失败。
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
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时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觉得自己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当然也有责任，因而他面对红军在湘江的失败，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挽救红军。
最高“三人团”在失败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态。那么，这最高“三人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初次正面交锋
过了湘江，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后，损兵折将，蒋介石的军队又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许诺稍微安顿一点的时候召集会议，加以讨论。
是的，红军现在仍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迫切需要甩掉后面的追兵，而目前甩掉追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大山了。
天无绝人之路。过了湘江，前面就是桂北的高山密林。
12月11日，红军走出高山密林，攻占了通道县城。
通道，名副其实，虽然它是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的镇子，但它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是通往东西南北的一个通道。
红军如今到达这里，从地理上看，是红军必须作出选择的一个地方。因为向北可以进军湖南，向西则可以挺进贵州，向南还可以退回到广西的群山之中。
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他给毛泽东许下的承诺，也许他看中了这个地方。12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城外一个农民家的厢房里，因为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所以不能在正堂里举行这次会议，但却时逢一个喜庆的日子。也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要从这里转弯。
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而李德把这次会议称为“飞行会议”，因为军情紧急，红军只在通道城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赶路了。无论称什么会议，都是后来的事儿了。现在通过参加会议的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三人团”对“三人团”的会议。因此，激烈的交锋也在所难免了。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要求与会者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
讨论未来，就离不开回顾过去。因而大家在讨论中就自然触及到过去的作战计划。就在这时，李德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正像他在《中国纪事》写到的那样：
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湘江的失败仍没有改变李德的初衷，还是坚持在瑞金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占据的根据地，创建湘鄂黔川根据地。其实，到此时为止，他应该知道蒋介石已经摸透他的意图，他也更应该知道蒋介石在干些什么。当时谁都明白蒋介石早已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
按照李德的意图办，等待红军的是灭顶之灾。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清楚。
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参加中革军委的军事会议，他打破了从前的沉默，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已经是深思熟虑的了。他把李德这一套，蒋介石的那一套，都分析得很透彻，一个布置好口袋，一个专门往里钻，两人配合不错，但吃亏的是红军。现在必须采取“择弱军打”的战略。弱军是谁？就是贵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