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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logy这一概念，是十九世纪才正式出现于英语文献中的。然而我们可以极其粗略地说，自马可·波罗时代至今，“汉学”业已经历了多次的范式转换（Paradigmenwecksel）：从始自十三世纪的“游记汉学”（汉学的前学科阶段）到发轫于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传教士汉学”（寻求容纳、理解，翻译基本经典、寻找通约语言和价值对话的阶段），到奠基于十九世纪之初的“学院汉学”（作为一种东方学大框架内的人文学科的确立，以历史、语言、文献研究为核心，寻求价值中立的学术客观性），到勃兴于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式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一方面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全面引进和研究对象领域的全方位拓展，一方面是多多少少服从于全球政治和亚太战略的“区域研究”）。在东亚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还无法忽略一种可以称之为“生活汉学”的范式。在汉字文化圈乃至圈外的国家中，汉学始终首先是一种“生活汉学”——如果我们细究儒学在日本的影响，细究禅宗、净土宗和密宗等佛教宗派在日本的漫延，细究理学在韩国的余波等等的话。再观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都有迹可寻。即便如此，日本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汉学，更多从属于“学院汉学”范式。与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社会相应，汉学在这里成为一种关于对异文化的特殊关注，而不一定再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所以，我们才可以说，就其实质和主导倾向而言，汉学是一种西方的人文学科，是一场主要由基督教文明发起的与中国文明持久而艰难的对话。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汉学是一个极难穷尽的学术领域，因此，建构一部世界范围的全方位的汉学史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学术课题，但对汉学历程中范式转换的考察，则也许有助我们获得当下精神生活必需的一些问题意识。
我们在这里使用“范式”这个概念而不简单使用“阶段”这一概念，缘由在于：在汉学的发展史上，尽管存在前后相续的历时性问题，但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后起的阶段，都始终包孕着先行阶段的基本问题，并发生了种种有意味的融合、转化或变异。每种新范式的出现，都带来具体对象领域的变动，带来新的问题意识，带领视角和方法论的一系列变化，并不断建构着与研究者所处文化语境的特殊氛围和个人精神气质、价值导向相应的中国图景。然而，所有这些并未消弥某些基本的共时性因素，无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如何，无论汉学的主导范式是什么，在汉学的视野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文化形态上、价值形态上的异邦，一个文化他者，没有这一点，汉学恐怕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对象领域的统一和基本主题的共时性，是汉学这个学科概念无法被简单定义的重要基点。汉学这一概念之所以历经多种范式转换之后依然持存，正因为“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特性”（Chineseness）这些似乎很本质主义的主题，在不同范式中依然变奏着，使汉学与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和学术工作发生明确的关联。
这里，我们借用“迂回”与“进入”这对术语。“迂回”与“进入”是法国汉学家、哲学家弗兰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的著名语式。对于连来说，迂回与进入意味着暂且离开他的希腊世界，经由一种文化他者或他者文化，深入其中，浸润其中。具体而言，就是假道于与欧洲文化完全异质的中国文化，从而最终重新回到希腊——欧洲思想界的永恒精神家园。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他以一系列著作，在索引派耶稣会士汉学家的故乡、学院派汉学的传统重镇的法国，激起了种种反应迥异的回声。人们惊呼：这个异类！
本文这里无意深入探讨于连这一富于重要思想意义的问题，但可借用于连的语式，对汉学史上的范式迷宫做一次简约的透视。从“迂回”与“进入”的视角，我们也可以说，汉学不正是异文化圈中的历代思想家和学者们，假借中国、中国文化的一次思想上或学术上的漫长迂回么德国汉学家施寒微（H。Schmidt…Glintzer）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会议报告的一些段落，正道出汉学背后的一些奥秘：“在欧洲，（中国）这一研究对象，总是和我们努力寻求自己的文化自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的研究一直就存在着，同时这也成为了我们欧洲历史的一部分。汉学的历史是欧洲精神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假道中国的迂回，其指归正是欧洲。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思想如何经由耶稣会士和启蒙思想家们的多重转换，曲折而协同地构造了欧洲的现代性。
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把基督教福音传播到地极的宗教热忱和信念的鼓舞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也许根本没想象过，这种在他们心目中坚定的“进入”，恰恰成就了欧洲士人数百年的更大的“迂回”。就把中国作为异质然而对等的文明而言，于连的基本导向并不“异类”——耶稣会的传教士汉学家们大体如此（尽管索隐派致力于寻找旧约与中国古代经典的同源关系），启蒙思想家们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等等也这样。这种基本立场正是文化对话之所以必要、之所以可能的基石。有意义的是，马可·波罗的漫不经心的、快乐流浪汉式的“进入”，和耶稣会教士们如利玛窦、罗明坚、白晋、傅圣泽们意志坚定的、悲壮使徒式的“进入”，共同地激发了在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伟大迂回。而于连式的“进入”呢在于连这里，这种“进人”其实不过是“回归”的同义词——进入，在此正是对欧洲的精神家园的回归。对作为欧洲哲学家、尤其作为希腊哲学专家、然后才是汉学家的于连，我们不能逼迫他奢谈人类性。因为正如古代中国人有“天下”观一样，古代希腊人有他们的Oekumene（暂且粗略译为“普世”）。对于深谙这种传统的人来说，“希腊性”和人类性之间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一种通过这种世界性的真诚迂回而回归的思想，无须刻意论证，其人类性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我们今日对汉学的关注，在西方学者和思想家的迂回面前，究竟意味着什么施寒微在他的报告中略显沉重地说：“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定义，首先不是一个欧洲的事情，而是和中国的自我诠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曾无数次地尝试，试图摆脱这一困境。”
这恐怕正是问题所在。欧洲学者们想摆脱的那种困境，客观上确实与我们对种种“迂回”和“进入”的理解和这种理解的自觉程度密切相关。中国学术和思想界逾一个半世纪的西学热潮，客观上，不也正是一种迂回我们今日的汉学关注，不也正是一种新的迂回这两种迂回之间，自觉程度看来大大不同。这其中该正有一个关键的推进，那就是，任何异文化中的思想学术，原本没有义务充当理解中国问题的无所不备的药房——因而对任何特定文化形态的普世性断言应该缓行。中国思想学术的自我理解，再也无法在自我封闭的语境的中以独白的方式进行——因而对话成为自觉的精神生活方式。每一场自觉且诚实的迂回都可能是新一轮的进入先声。在持久而艰难的迂回之后，在对话的语境中对中国思想的重新进入，其学术努力所具备的人类性也该是不言而喻的。
镜像中的自我
马 婷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境界之二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外看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国形象，这形象有欧洲人眼中的，美国人眼中的，俄罗斯人的，日本的等等，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看到的就是什么颜色的中国。这些形象无所谓对错，美丑，偏全，但可以有正面与负面之分。简言之，没有绝对客观中立的中国形象，只有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怎样产生的中国形象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形象。2007年3月26日至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就中国形象及其变迁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本文简要从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形象研究的总地图三方面做简要介绍。
一、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从利玛窦时代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由于交通不便、媒介不畅和政治阻隔等因素，传教士几乎可以说是海外了解中国的唯一中介，因此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是形象学研究的主要材料。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杨富雷（Fallman，Fredrik）教授的《想象的形象北欧传教士、商人和其他旅行者的中国描述》认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人需要中国做对象、做“他者”，来反映自己的形象。有的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及生活的负面，有的敬畏源远博大的中国文化，这些形象和描述提供了当时文化相遇的背景，都可以作为中国研究及汉学的起点，是当代学者重要的资料。
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宝海教授的《记忆、知识、想象——三个“中国形象”的构建与比较》回顾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围绕“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华”问题的学术争论。作者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涉及的“中国形象”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构建的中国。第二种是否定马可·波罗曾经来华的学者构建的中国形象，其代表是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她以个人对十三世纪元代中国的想象为标准，得出马可·波罗并未来过中国的结论。第三种是肯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构建的中国形象，代表人物有中国学者杨志玖、黄时鉴、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否定派用十五世纪之后有关中国形象的文献记载去衡量十三世纪的中国，没有考虑到中国历史变迁会留下不同的遗迹。虽然否定派的研究存在缺陷，但推动了学术界对十三世纪中国细部问题的研究，也深化了研究者对当时整体情形的理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的《史密斯“传奇”与历史真实》提出，对于1890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字明恩溥，Arthur Smith，1845～1932）的通俗读物《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当今中国的狂译（九个译本，不包括不同版本）和误评，是盲目崇拜所致。方教授认为《特性》既不独到，也不是对所谓中国民族性最早的论述，更没有惊动世界。《特性》是将历史上欧美各种中国负面形象拼凑起来，为传教的需要而贬抑中国人及其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史密斯把不同的中国形象作了分类编排，显得更为系统化、专题化。笔者以为对于这本书的狂译，与其说是对这本书的崇拜不如说是人们对作者描述中国形象的重视，所谓比较“系统”化的描述中国形象的作品自然更受关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罗蒙诺夫（Lomanov，Alexander V。）教授的《俄罗斯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文化：翻译与阐释》认为，东正教使团为了在阿尔巴津地方上的东正教牧师及其后代中维护东正教，传教士们不得不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以传统的中国方式敬拜他们的祖先。为传道方便，驻华俄罗斯牧师还纷纷学习汉语、满语和蒙古语。此外，俄罗斯宗教驻华使团还著书立说，介绍中国人的习俗和生活，为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打下基础。
二、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海外了解中国另一窗口
北京大学孟华教授的《从19世纪法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看汉学研究的形象建构功能》认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伴随着侵略者的步伐陆续来华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视一变而为俯视，法国报刊随之充斥着对中国完全负面的报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时期法国著名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却充满“诗情画意”。雨果（Victor Hugo）的《中国瓷瓶》（Vase de Chine）、《碎罐》（Le pot cassé），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中国之恋》（Chinoiserie）、《咏雏菊》（A Marguerite）等均为此类作品的代表作。形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学学科的诞生为这一形象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条件。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的描写使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深厚的“文化中国”形象深入人心，进入法国人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想象之中，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译介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都以“虚构”所特有的力量使“文化中国”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幻化成一个瑰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