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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国内做研究，由于环境的问题，你个人的努力无法弥补这种差距？
答：一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缺少领头人。我们国内的教授跟踪世界的潮流是不紧的，他谈的都是老一代的东西。
问：“老一代”的意思是什么？
答：老一代的意思是落后10年。国外的热点起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等到国外高潮过去了，国内才热起来。
问：你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出国？
答：是的。尤其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我做的东西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是有一段距离。
问：你为什么没有尝试把你的论文提高？
答：很想，但做不到，我没有样本，没有见过人家怎么做的，把自己的论文提上来，太难了。有时候，不是你不会做，而是那一层纸没有人给你捅破，告诉你怎么做上去。
问：仅仅是一层纸？
答：我觉得是。有时候，导师只要在小的问题上轻轻推动一下，告诉你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然后举出一些例子，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流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一流的，学生就会明白了，并不需要手把手地教。
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对越是有才能的学生，损失就会越大。因为只有最难的问题，才能把一流和二流的学生区别开。
答：对。但我不相信学校的教授不知道这些问题。中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可以说出来。我可以说出清华100个问题，但是你让我当清华校长，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困难，超过我的能力。报纸上都能一针见血的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但不能告诉我们怎样解决。
问：因为很多问题发生在校园里面，但原因在……
答：校园外面。
“清华太老了”
“清华”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
——黄昌宁
像王坚那样离开名牌大学的教授岗位来到微软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黄昌宁。他曾经是清华大学教授。
1999年，黄、王二人双双离开自己的学校，投奔微软研究院，在希格玛大厦见面的之后，有一段对话谈到他们在学校做老师时的体会，真是满腔怨气，愤愤不平。我们在《追随智慧》中已经说到，现在重新提起，因为它与本章所论主题密切相关。
黄：鼓励学校去办公司，鼓励教师去兼职，这在国外不可想象。
王：这和军队经商的性质是一样的，危害也一样，把科研人员都毁了。
黄：也破坏了学校的培养人的环境。
王：这不是一个个例，是普遍的。
黄：把科研所划给公司。打个比方，就像“文革”中工农兵走进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东西叫创新？我不知道创新在什么地方。
王：北大方正对北大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
黄：在清华同方，我们叫“上贡”。
王：现在有点“逼良为娼”的感觉。包括老师办培训班，也是一样。
黄：如果让你当总理，你可能第一条政策就是不许学校经商。
王：人家说，基础研究对富人是保险，对穷人是赌博。可是在学校，不能这样说。因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产生人才。
黄：教授不是把目光注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是要花很大力气争取资助，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研究的是生存，不是前沿。首先是管肚子，是饭菜票，是改善用的和住的，然后才是做什么研究。
“拿中国的学校和外国的学校比，中学比他们的好，大学不比他们差，研究生就不如人家了。硕士还勉强。博士就差得太多。”黄昌宁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差在科研水平上。你的科研在世界范围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水平，可以说，出来的博士也是同一个水平。但如果差了10年，你的博士怎么会比人家的好呢？总体科研水平差，培养出来的人就差，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邓立也知道这种说法，而且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他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之后，又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留下来教书。他在那里教了10年书，由助教到副教授，再到终身教授。几年前，他辞去“终身教授”的职位，来到微软，做了一个研究员，不再带博士生了，可是每当闲下来的时候，还是喜欢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拿中国比外国：“国内的老师很关注学生，整天盯着学生。国外的老师放任学生，学生喜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国外的教授在学生的论文选题上非常仔细。他们认为，选好一个题目，就等于你的论文完成一半，所以要帮助你广泛涉猎，反复推敲。要确定你的选题很有价值，有新意，过去没人做过，而且你努力一番之后能实现它。可是国内的教授到了这时候，反而很随意。比如语音信号处理这个研究领域，每年国际会议上发表几大本论文，中国的教授们就把论文抱回去看，有些教授是一边打太极拳，一边看人家的论文，看好几个月，然后挑出一个人家已经做过的题目，拿去补充一点什么东西。你搞研究总是跟在人家后面，怎么超过人家？”
第103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0） ↑回顶部↑
现在回头来看黄昌宁。他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计算语言学专家之一。60多岁，一头白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显得异常突出。一副黑边眼镜，一身花格衬衣。人家都说计算机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但黄昌宁却是个例外。1999年春天，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立刻成为很多学校和公司追逐的对象，香港大学还给他发来了聘书，但黄昌宁最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来到微软研究院担任自然语言处理小组的经理之职。在希格玛大厦，大家全都叫他“黄老师”、“老黄”，或者“汤姆”，他也觉得自己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事业的历程刚刚开始。但他毕竟和他们不同，他是“过来人”。他承认自己“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他这大半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读大学的时候，饿着肚子“大跃进”。搞核反应堆，搞原子弹和氢弹，又在清华大学做教师。然后是“文革”，批判自己和批判别人，思想改造和下乡劳动。到了八十年代，他开始学习计算语言学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这门学问既是计算机学又是语言学，说到底也就是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虽是半路出家，他特别有兴趣。不过，作为一个教授，他始终不能全力以赴：“我要花费70％的精力去跑政府跑企业跑什么基金会，求爷爷告奶奶地要经费。”眼看着那些拿到钱的人不做研究，做研究的人拿不到钱，他就生气。清华大学很多课题组，就因为没有经费解散了。那些打着政府招牌的机构，可以永远不做课题，但却永远有钱也不会解散。他把一肚子的气憋了几十年，一直到他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才吐出来。看到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不是感叹自己太老了，而是感叹“清华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
人们的思想和看法，毫无疑问受到他们自己经验的约束。我们注意到，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对于国内教育的切身感受，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李劲就读清华大学是在1987年到1994年之间，王坚和黄昌宁也在90年代后期离开了大学。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年轻一代的学生，比如张黔、童欣这一代人，他们拥有90年代中期的学校生活经验，还有谢幸、沈国斌这一代人，他们拥有1999年至今的大学教育经验，这些人对学校的评价似乎更加正面也更加积极。这些事实似乎证明，自从90年代世人争说学校弊端，教育改革的确让高校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问题解决了，但有些问题也更加尖锐了。
谢幸1977年出生，2001年夏季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里，他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他对大学教育的看法，也许更加接近现在的实情：
现在国内的教育也在改革。不过，博士的教育仍然有很多东西要改进，我自己在中国科大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导师实际上不像导师。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往往还没有学生做得深入，就是给你一个题目，随便你怎么做，做出来以后他挂个名字而已。导师比较注重其他事情，比如和上层领导开会，拉项目，这种事情很多，没有专注于学术。
不过，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做事情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每篇文章他都会认真看，注意很多细节，甚至错别字也不放过。你在文章里引用文献，他就要求你一定要写上作者、标题、发表年份、页码，等等，否则他就不能忍受。我觉得他这种严谨的的行为方式给了我很大影响，而且他自己也不看重在外面的名利，我觉得他就属于真正做学术的人。
我为什么不做院长
我最受不了两件事：一个是学校让我“当官”，一个是学校让我“开会”。
——王坚
五年前微软研究院刚刚组建，李开复到处寻找王坚，两人一见如故。王坚不喜欢他在浙江大学的工作环境，于是他不再做他的教授，不再做他的系主任，还婉言谢绝了理学院副院长的任命，跑到北京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做了微软的一个研究员。现在有必要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因为它可以证明，我们的教育环境不仅不能教出有创造性的学生，而且正在失去有创造性的老师。
根据王坚的回忆，当年他和李开复在网络上面频繁往来，李开复至少写了5封电子邮件给他，每一次都约他见面。还到杭州来找他，但却失之交臂。后来他们在北京见面，一见如故。王坚原本以为李开复只是一个语音方面的专家，对人机界面并不在行，现在发现不论自己说什么，李开复必能听出其中要害，还能一语中的，心里暗自叹服，感到遇见真正的知音。“我从没有见到一个人对人机界面的理解像他这样深的”，王坚后来对他的朋友这样说，“他本身不是搞人机界面的。但他很理解这个东西，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真不容易。”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打算离开浙江大学去加盟微软。
可是他回到杭州，回到自己的教授岗位上才几天，就改变了主意。他给李开复回信说，他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来做访问学者。
导致王坚改变主意的原因说来挺奇怪，一个是学校让他“当官”，一个是学校让他“开会”。那是浙江大学扩大规模之后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涉及“学科建设”一类话题。在学校的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个探讨学校大政方针的会议，因而异常重要，但在王坚看来，只不过“说了很多没有用的话。真没有意思。”他实在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开这种会上。过去但逢开会，他就要别人代替他去，但自从这个学期开学之后，事无巨细都要开会，并且都要系主任去参加。他发现他正在为这顶“乌纱帽”付出代价：“一坐又是一个下午！”
第104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1） ↑回顶部↑
大家轮流发言，慷慨陈词，不是说“为科研服务”，就是说“替科研人员解忧排难”。王坚却在心里盘算：“美其名曰他们替我们做事情，其实是我们替他们做事情。我们有什么需要开这个会呢？是他们需要做某一件事情，却要我们来捧场，好像是为我们做的。我们不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要来管，我们需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管不了……还有那个理学院，让我当什么副院长。我已经说了不愿意，他们就是不信，居然就宣布了任命。怎么这样不尊重我的意见呢？”
别人说“不想当官”也许是谦虚，王坚这样说，一定是真的。他常说，他这个系主任“是名不副实，做不了任何决定，也不能负任何责任。甚至不能判断一些最基本的事情。你对自己系里一个老师的学术水平的评价，还顶不上人事处发下来的一张业务考核表。你的想法如果和上级的想法不一样，那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他心里这样想着，不禁愈加失望，当场决定“找个地方躲一躲”。那天开完会，他对人事处处长说，他要出去做访问学者。处长问为什么。他说：“就是为了做一些事情。”处长说，只要系里没有意见就行。王坚心里说：“我自己就是系主任。当然不会有意见。”他连个报告也没有写，就给自己“休了长假”。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奇怪，他们最看中的事情，就是人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也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逃避了“乌纱帽”和“会议”的王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