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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巴列维雄心暴涨，企图恢复伊朗历史上的地区霸主地位。巴列维那时产生这样的念头并不奇怪，当时伊朗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确对他比较有利：一是石油收入激增；二是他的统治地位已经获得巩固；三是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使巴列维得到美国更强有力的支持；四是英军撤出波斯湾地区，导致这里出现了所谓的“权力真空”；五是经过几次惨烈的战争，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实力受到很大损害。随着伊朗实力的增强，巴列维领导波斯湾的念头日益强烈，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有意让他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这导致1972年尼克松同意巴列维向美国购买任何他想要的常规武器。这样，到70年代初，美国已经认同了伊朗的地区领导者角色的定位，这不仅表现在双方军事关系的加强，而且也体现在“双柱”政策的出台。此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朗和沙特将要承担起地区防御的重任。面对上述这些有利因素，巴列维有些忘乎所以，恢复古波斯帝国荣耀、充当地区霸主的念头也油然而生，最能体现他这一思想的事例是1971年他大张旗鼓地举行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的活动。本次纪念活动特意选择在伊朗古都波斯波利斯进行，共计有代表96个国家的1位皇帝、9位国王、5位女王、13位亲王、8位公主、16位总统、3位首相、2位总督、9位教长、2位苏丹、2位大使等高官显贵参加，巴列维希冀借助这一活动开启伊朗的伟大复兴，重塑中东强国形象和地位。此外巴列维对印度洋地区也多有关注。〔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前引书，第136～137页。
要达到地区称霸的目的，巴列维就需要得到他国的认同，这样执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就成为考验他的一个试验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及70年代中前期，巴列维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各项活动。为了给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便利，巴列维在1973年建议12个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12个成员国一起组建“国际援助基金组织”，〔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前引书，第141～142页。按巴列维的设想，这24个国家每个都要向“国际援助基金组织”提供15亿美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该组织的顾问提供兑换货币和筹措资金的便利，并且向该组织提供为期20年、年息为25％的贷款。但是巴列维倡导的“国际援助基金组织”最终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巴列维领导下的伊朗还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提高油价的积极力量，这对西方尤其不利。巴列维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偏离美国对伊朗的需求，美伊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在石油问题上，美国对伊朗积极提高油价的立场非常不满，以至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因此而把巴列维称之为“怪人”。〔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前引书，第149页。
如前所述，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希望得到一个遏制苏联以及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扩张的盟友，而不是希冀出现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霸权国家。巴列维的地区霸权战略自然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发生了冲突。霸权有全球霸权和地区霸权之分，在这二者中，有合作但更有冲突：对甘当附庸、代理人的地区霸权国家，全球霸权国家自然是采取扶持态度；而对追求完全独立自主的地区霸权国家，全球霸权国家则会运用种种遏制手段阻止其崛起，也就是说，全球霸权国家总是试图控制地区霸权国家，尤其是对其利益攸关的区域的地区霸权国家。James ABill，“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lash of Hegemonies”，Middle East Report，Fall 1999美伊间的这种霸权冲突虽然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才突出地表现出来，但实际上在巴列维执政的后期就已经露出了苗头，这就使得美伊关系处于微妙之中，美国虽然希望伊朗强大起来以更有力地遏制苏联，但是美国又无法容忍巴列维日渐突出的独立倾向。这样，美国越是支持伊朗，伊朗实力越是增强；而伊朗实力越是增强，巴列维的霸权意识也随之加重，美国对他的不满也就越深，而要打破这一个怪圈，对于美国来说，最简单的策略莫过于减少对巴列维政权的支持。事实上，在70年代中前期，美国国内对巴列维本人以及他主导的伊朗政权就已经多有指责，这种批评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巴列维政权的倒台，在伊斯兰革命期间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政策上之所以那样的混乱，美国内部这种对伊朗、对巴列维国王本人的指责与批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评论伊朗民众对美伊亲密关系的抵制
这一时期的美伊关系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那就是伊朗官方和伊朗民众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有非常大的差异，或者也可以说，美伊友好仅仅是双方政府间或者说是高层间关系的亲近，而在1953年政变后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是不甚友好或者说是仇视的，这主要是由1953年美国策划推翻了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支持建立了给民众带来很大痛苦的巴列维的独裁统治，以及其后大量的美国武器和军事等方面人员的涌入而造成的。
1953年的伊朗政变是美国伊朗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前，在一般伊朗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没有太多私利、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统治、帮助伊朗实现国家独立的伟大国家，被伊朗民众看作是自己独立的保障，是自由的化身，是与英俄（苏）截然不同的正义国家。然而美国的良好形象在伊朗1953年政变中几乎丧失殆尽。在这次政变中，美国人不仅支持巴列维国王、策划颠覆摩萨台政府（该政府正推进一场激进的民族主义改革，这与巴列维的亲美倾向背道而驰，并威胁到王室的利益），还断送了伊朗收回石油权益斗争的事业，使得伊朗民众认识到，美国与之前的英苏并没有什么不同，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巴列维内外政策越来越仰美国鼻息，特别是他置伊朗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于不顾，花费巨资购买大量的美国武器藏于军火库，这既增加了他们对巴列维的不满，也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愤恨。随着巴列维亲美政策负面影响的日益显露，伊朗社会各种对现实不满的势力逐渐在反对国王、反对美国的大旗下团结起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活动。此外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巴列维国王与以色列的亲密关系也成为刺激伊朗民众反对政府、反对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受到美国支持的“白色革命”对伊朗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冲击以及巴列维的高压统治，使得大部分的社会阶层都站到了王室的对立面，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引起了伊朗社会力量最为强大、最有组织性的伊斯兰什叶派上层的极度不满。伊朗民众的上述种种不满与愤恨终于引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它不仅终结了伊朗的王朝统治，而且也把美国深深地卷入了其中——因为革命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处死美国”。从此，寓意世界极端恶魔的“大撒旦”就成为伊朗对美国的称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被美国视为是“无赖”国家。随着巴列维出走他乡，美伊两国间曾经长期存在的那种亲密的双边关系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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