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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途行军，我年龄又小，对坐汽车还不适应，领导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当时汽车的车身比较窄小，我坐在中间，感到很挤。但比起坐在车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驾驶员是一位班长，甘肃人，他和另一名驾驶员坐在我两旁。
我们共有四个大队，三千余人，前面三个大队全是湖南女兵，后面的四大队有部分男同志，还有前面几次进疆时留下的病号。整个车队浩浩荡荡，那时全是土路，车行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我们那辆车是一百辆车的排头车，走在最前面，我一直想知道车队有多长，但我一直没有看到车尾在哪里。
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我们，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一挺机枪，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搞得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来，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经常在新疆与甘肃之间流窜，因此要特别提防。我们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男兵。他们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贯注，眼望前方，趴在机枪后行进，保卫着我们的安全。我们则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女孩子们平时都很爱干净，但在西进路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车队上路后，不能随便停车。所以解手时只能解在盆子里，然后再从车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车上解手时用，宿营时洗一洗，再当脸盆；吃饭时又作盛菜的工具。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那是在甘肃定西的时候，有一次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没有工具煮，队里的领导就让用盆子。大家怎么也不干，就望着骆驼肉干瞪眼；直到那些男兵们煮出了肉香，我们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么多了，就把它当煮肉的锅用了。最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再把它当菜盆饭盆，也就没有人说什么了。
说起吃饭，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记得有一天，西北军区的一位首长来看望我们，见了我们这些湖南新兵就问，小鬼们吃饭了没有？我们用湖南方言同声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们一个多月都没吃饭了。他又问那你们吃的什么？我们说吃的馒头。我们说完，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那时还只把米饭当饭，把馒头当零食。
我们当时乘坐的道奇牌汽车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这些汽车是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用这些汽车支援国民党政府。历经十几年硝烟烽火，车辆早已破旧不堪，无不是带着“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强走上百多公里就谢天谢地了。我们给它编了一个顺口溜——
一走二三里，
抛锚四五回，
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因为单车特别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所以一辆车坏后，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推上好几次车，很少有能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所以只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滩上过夜。即使这样的车在当时也很少。车少人多，一辆车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们只能轮流着坐一会儿。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汽车一轧，就陷进去几十公分，车子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腾，日月无光，不开车灯就无法行进。车里的尘土整天弥漫着，土腥味儿使人呼吸维艰，好多人呕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爷一样，我当时还作了一首诗呢，名字就叫《进疆路上》——
女兵进疆真叫苦，
颠翻五脏和六腑。
稀饭大饼吃不饱，
补上一斤河西土。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问，还要一个月，还有五千里，问到最后都不敢问了。我那时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确实太漫长了。我们宿营也没有定处，有时是在老乡的驴圈、马棚里；有时是在汽车底下凑合；有时是在戈壁荒滩上；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戏台子上，比较干净，又通风。因为长时间没换衣服，我们每个人身上长满了虱子，哪里痒一摸就是一个；头上也是，休息时大家还互相帮着挤头上的虮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发麻。一路上没有饮用水，干渴难忍，浩瀚的戈壁却很会捉弄人，它经常让你看见一个个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拢后，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见，只是诱惑得你更加饥渴难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楼。
除去在西安学习教育的半个月时间，我们在路上共颠簸了两个多月，终于来到了迪化。一路上都没有洗过澡，浑身结满了泥垢，脏得不得了，感觉那路上的尘土塞满了耳朵、鼻孔，泥土的腥臭味闻着就让人憋气，恶心。一下车后，我们就找洗澡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后，又出发了，根本没有给我们洗澡的时间。我和表姑旷运魁和外甥女旷湘清没有分在一个大队，除了在西安见过两次面，一路上都没有见着。因为她们的文化程度比我高，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深造，后来成了新疆第一代棉花姑娘，农业技术骨干，为新疆的建设作出了她们的贡献。我被分配到了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即现在的农七师一二三团。我原以为在迪化可以和她们好好聊一聊呢，现在却连见面都不可能了。
又走了一天多，汽车终于停下了，但我没有看到城市，没有看到兵营，甚至连村庄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只看见了一片苇棚子。带队的干部跳下车，说，到了，我们到家了！
到了？大家不相信地看看周围，傻乎乎地问道。
对，到了。那名干部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苇棚子跟前，指了指，说，这苇棚子可以住四个人，连里只来了你们两名女同志，你们俩住着很宽敞的，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苇子还是新鲜的，一看就知道才刚刚搭起来，没有门。看着这个住处，我有些不相信，但心中也有一份新奇的感觉，芦苇散发出一种类似稻草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老家时，两三天不洗澡就浑身不舒服，现在已快三个月了，又有弥漫的征尘，我们放好行李后，就去找有水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水渠，但不远处有开荒的人。见了水，两人心中顿时痒痒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穿了衬衣衬裤就下到了水渠里。我们原来不知道十一月份新疆的水有多凉。到了水里，才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垦荒的战士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知道我们是在水里洗澡后，就背过身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到一个看不见我们的地方开荒去了。他们的淳朴和憨厚，至今让我感动。
水虽然冰冷刺骨，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洗得最舒畅的一个澡。洗了澡后，觉得浑身一下轻松了许多，真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湘女进疆苏明婕：我当了逃兵（1）
我是湖南安化人，1950年8月就参军入伍了。当时，我是安化中学高一学生。
我一直生活在昭苏的波马。昭苏是个资源丰厚的地方，白雪青松，草原稼禾，景色秀丽，土地肥沃。古代，昭苏曾是“天马”、“西极马”的故乡，而今是闻名中外的伊犁马的中心产地。而昭苏的屯垦，则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屯田有两个目的，一是积谷供军饷，备使粮；二是屯卒固边防。屯田士卒平时务农放牧，遇警时则执干戈为战。当时所派屯卒，多是服刑的罪人。班超出使西域返回朝廷后曾对任尚说：“塞外士卒，皆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徒补边屯。”以后不少朝代均有散见于史书的昭苏屯田记载。而最盛时则是清朝。清朝伊犁驻兵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多名，全是携眷戍边，除达呼尔屯外，其余皆以射猎游牧为业，并定期操练。各营驻户繁衍甚速，至嘉庆年间，据松筠的调查，全伊犁整个驻军人口已达十万人。昭苏的这些田地大多是在那时开垦的。
我最喜欢昭苏麦子泛黄的时节。那时，绿色的草原和金色的麦地辉映着大地，雪峰林立的天山山脉则白雪皑皑，从崇山峻岭中一泻而出的夏塔河划开坦荡如砥的草原，在烟波浩荡中汇入特克斯河。一列列的乌孙古墓星罗棋布，巨大的土冢犹如一座座山丘。清乾隆年间，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在格登山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史称格登山之战。它为昭苏留下了铁马金戈，烽火狼烟的痕迹。格登山上，至今还矗立着乾隆皇帝为纪念这次战役，钦定碑文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这些遗迹相互辉映，放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芒。
我现在住的还是兵团早年修建的那种制式平房，紧邻波马边防连驻守的蛇山前哨班，不远处就是宽不过丈的中哈界河苏木拜河，与哈萨克斯坦苏木拜农庄鸡犬相闻。而我的田地大多在界河边上，我在自己的田地间劳动时，可以听见哈萨克斯坦人的喁喁细语。现在边境和平了，我们不时可以隔河招招手，互致问候。而当年，这里却是个充满硝烟味的地方。我就是为了那一方国土，勇敢地挺进到了中苏武装对峙的最前沿，在对方黑洞洞的枪口下戍边垦荒的。我们把小麦和玉米，葵花和大豆一直种到了苏木拜河的河沿上，我们就以这种年复一年地播种和收获中国的玉米、小麦、葵花和大豆，向对方宣示着自己捍卫国土、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当然，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那种恐惧中哺育着孩子，唱着歌，用这种热情宣示着我们的无所畏惧。
那时的空气异常紧张，所以我每每去用火柴点火做饭时，都担心引燃的不是柴火，而是战火。那空气好像随时都要爆炸。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团场的人和这里的战士无疑是最先被战火焚烧的。
在这里生活的确是需要勇气，而我已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并早已坚定了埋骨边陲的决心。我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五个儿女都大学毕业，在口内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已无数次表示要接我回口内生活，我都拒绝了。他们就说我太固执了、像一个死守自己阵地的士兵。
很多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当年来当兵的理由，而我对于为什么当兵，的确是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参军光荣。在报纸上看到启事后，跟家里讲了，家里很支持，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长沙，一考，就考上了。
踏上征程时，也有些雄赴赴、气昂昂的味道，但因绝大多数是女兵，与往朝鲜去的人比较起来，气势就弱了许多。但总归是豪情满怀的，像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展翅飞翔的鸟儿。
刚刚解放，国家还满目疮痍，混乱还没有停止，社会秩序还有待恢复，人们既满怀希望，又心怀迷惘，一些人甚至充满了恐惧。
从长沙北上，到郑州后西行。一路上都可以看到经过长期战争而破败的城市、贫穷的乡村、荒芜的田野、乞讨的流民、伤残的士兵，整个民族的贫穷与荒凉，让人心痛心寒。过了陕西，进入甘肃后，那种贫困更使人触目惊心，军车所过之处，在升腾、弥漫的灰尘之中，总有饥瘦得像骷髅一样的流民跌跌撞撞地围上来，伸出枯槁的双手，张着饥渴至极的、黑洞洞的大嘴，发出屏了力气呼喊出的乞讨的声音。我们在西安发的号称“陕西大饼”的大饼的确名副其实，跟我们带的脸盆一样大，厚达三指，就垫在屁股下面。对于吃惯了大米的我们，要咽下它们就跟咽下石块一样难。所以，我们除了饿得不行，很少吃它。我们把大多数饼子都施舍给了饥民。
沿路的景象使每个人都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振兴自己这个因一个世纪的战乱和屈辱而变得衰竭的民族。而我一过西安，就想逃回去。六盘山上翻车牺牲了三个人，更使我不想往前走了。
虽是八月，但过六盘山时，却下起了雪，六盘山险峻万端，狭窄的简易公路刚好容汽车通过，绝大多数路段都没法会车，见对面有汽车来，这车就只好早早地停下来，等对面的车通过后，才能前行。加之下雪，路变得又烂又滑，泥泞难行，老式汽车“突突突”地响着，像一只只笨拙的甲虫，缓慢地移动着。但即使这样，还使人觉得那车随时随地会掉到山涧里去。每辆车上坐四十多人，所以每个人的怀里要抱一个人才能坐下，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