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那些被打死的苏联士兵，或者少数活着成为俘虏的人，一个个都衰弱消瘦得到了极点。俘虏们饿得直打晃，看上去简直象一具具活骷髅。看到这些活骷髅，谁又能相信手持武器进行射击或者同敌人进行交手战的竟是他们呢？然而，在要塞中继续战斗的正是这些同俘虏们别无二致的精疲力尽、奄奄一息的人们——他们射击，扔手榴弹，拼刺刀，或者用枪托同德军第四十五师精锐冲锋营中那些身强力壮的自动枪手进行肉搏。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对敌人来说这实在是个不解之谜。
是啊，他们的精力快要耗尽了！要塞保卫者几乎连握枪迈步的力气也没有了。唯有对敌人那种极端强烈的、燃烧在胸膛的仇恨之火，还支持着他们继续战斗。这种战斗早已超出了人正常体力的限度。在布列斯特要塞这口滚烫的油锅中，在战火与死亡之间度过的一长串可怕的日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所培养仇恨感的最好的学校。这些人眼看着赤手空拳的妇女、幼小的儿童在烈焰翻卷、弹片横飞之中丧失了生命，眼看着他们的战友倒在战场上。这是不会忘记的，就象不会忘记六月二十二日夜晚法西斯大军突然袭击，把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一举踏为 粉一样。在这些日子里，战士们的心里积郁了多少难以遏止的愤怒和仇恨啊！他们恨死了这些身穿绿军服的刽子手。复仇的愿望战胜了饥渴，战胜了肉体的疲惫。
我国人民是善良的，甚至心肠太软，要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仇恨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一点在战争初期必然会表现出来。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使我们退却的部队，使全军和全体人民个个都做得，他们现在与之战斗的是一个多么凶恶的敌人，祖国的命运和未来遭到了多么严重的威胁。这时，人们的心中便产生了和积蓄起崇高的愤怒和仇恨，没有这种感情就不会有胜利，只有完全彻底地粉碎敌人才能平息这种感情。
那些战斗在布列斯特要塞中的人们，不是用几个月，而是用几星期、几天的时间就学会了这种仇恨。他们所经历的短促的战争是那样的集中，是那样的激烈和那样的疯狂。而在这仇恨的感情中，犹如在一堆炽热凶狠的烈焰中，人们心中一切琐细的、自私的、个人的东西全部已付之一炬，余下的只有一件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至死不能妥协的斗争。他们是我国人民投入这场斗争的第一批战士。面对着这场斗争及其可能的悲惨结局，个人的生命使成了一种无关紧要、不值得挂心的事物。“我将死去，但决不投降！永别了，祖国！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只要对这位要塞无名保卫者在掩蔽室墙上刻划下的字句稍加思索，人们究竟抱着什么样的感情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请看，这里没有留下姓名。他，这位面对死亡的战士，从来没想过要青史留名，要使自己功垂后人，或者让他的亲朋好友知道他的事迹。看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立功，什么当英雄。他在这里，在战火纷飞的地狱般的布列斯特要塞中度过了近一个月的时光，在死亡逼近的时刻，这位战争中的普通“勤杂工”，祖国第一道防线上的普通一兵，要想对她，对自己的祖国说上几句话。他想说他为祖国已尽到了一个人、一个公民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他把生命献给了抗击祖国敌人的斗争，他没有向敌人投降。
在“我将死去，但绝不投降！”这几个字里，濒临死亡的无名战士溶入了多少骄傲的感情啊！这不是那种自骄自矜的骄傲，而是伟大的自豪，充满了高度的自尊和安详的谦逊。尽管他的这句话以“我”字打头，但这个“我”是一个无名的我。甚至在他自己眼里，这个“我”竟也不是什么有名有姓、有着独特经历的人，而是这场愤怒斗争中的一个分子，一个原子，是阻挡着敌人前进道路的俄罗斯堡垒墙上一块由活人充当的砖。这个无名无姓的“我”就是这样平平常常地逝去了，但留下的却是一首真正非同凡响的绝唱。
再看看他的“永别了，祖国！”，听听他的这一声呼唤吧！它既象是一个重创 地但却不可战胜的斗士在绝望中发出的一声顽强的呐喊，又象是为过早离开人世而情不自禁发出的一声充满惆怅的微若清风的叹息，更象是为担心祖国的命运而发出的一声惊心动魄的痛苦的呼唤，因为他不知道，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在东方那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究竟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他把自己的临终告别不是献给了诞生他、哺育他的母亲，不是献给了亲爱的妻子儿女，如果他有妻子儿女的话。临死的时候，他呼唤着一个比其他一切字眼都更崇高、更宽广，能够把个人、家庭、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统包含在内的字眼，这无限珍贵的字眼就是“祖国”。这条短短的题词现在已保存在博物馆中，它好象在我们的面前一下子就把我同人民那伟大而质朴的胸怀敞开了。
要塞保卫着亚历山大·列布祖耶夫有一次曾对我讲过一个小小的插曲，它表现了那种无限仇恨的全部威力。正是这种感情才是布列斯特保卫战最后的英雄们无法解释的力量的唯一源泉。
福明战斗兵群被打散后，列布祖耶夫成了俘虏。德国人并没有把他和其他几个战士立刻送往集中营，而是在布格河对岸的几座杂物仓库里关了将近一星期。当中央要塞里的枪声稍稍静下去一些以后，看来也就是波塔波夫兵群停止存在以后，俘虏们被押到捷列斯波尔门地区去收尸。
他们被押着穿过西岛，听见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枪声，也许边防军还在继续战斗。在要塞中部对射的枪声此起彼落，但捷列斯波尔门附近已是一片沉静。
俘虏们被带进了深深的城门洞，他们看到在这象掩蔽部一样坚固可靠的穹顶隧道的中段，靠墙放了一张大桌子，摊放着几张地形图和一台军用电话。三、四个希特勒军官正俯身察看地图。另一个对着电话大喊。
但俘虏们首先看到的都是另一些东西。每一个军官面的都放着一只行军杯，桌子当中放着一只一公升装的大酒瓶子，贴着白花花的“莫斯科伏特加”商标，里头几乎是满满一瓶子酒。列布杜耶夫对我说，正是“莫斯科”这三个字突然使人们心里觉得那样沉痛，那样难过。眼看着一群法西斯围着“莫斯科”商标在狂笑滥饮。这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污辱，好象这样一来“莫斯科”三个字就蒙受了极大的羞耻一般，而对于落入敌手的这些人来说，如今“莫斯科”三字却是那样的神圣。
看来列布祖耶夫的同志们也感到了这一点。这群俘虏中，有一个战士走在他身旁，他跟大家一样的瘦弱，也是一脸胡茬，身上 ，破破烂烂。他是别的团的，列布科耶夫不知道他的姓名。不过一看就知道，在这个人的心里，已积郁着对敌人极大的仇恨，而希特勒匪徒纵酒取乐的场面则成了注满这仇恨之杯的最后一滴。
“你看！……狗娘养的！……”他朝列布祖耶夫推了一把，轻声说。
有个军官以讥嘲的目光朝俘虏瞅了一眼，对别人不知说了些什么，引得那些人放声大笑。
“不行！……”列布祖耶夫突然听到身旁人小声说，“打死我我也要……我要让他们尝尝‘莫斯科’牌的滋味……”
这战士几乎在不知不觉的当儿猛一哈腰，捡起地下一块砖头，朝德国人坐的地方狠砸过去。砰地一声，酒瓶子碎了，玻璃四处飞迸，酒洒在地图上。军官们吓了一跳，从座位上跳起，惊叫着忙去掏枪。押送的士兵从身后跑了上来，响起了短促的一梭子，战士倒在了桌旁。
其他俘虏招来了一顿没头没脑的毒打。他们奉命抬起死者的尸体，抬出门洞，扔在布格河畔。列布祖耶夫记得死者脸上还挂着笑容，那安详而充满鄙夷的笑容绝不会属于一个战败者，它只能属于胜利者。而门那边的核堡院内，这时又响起了射击声。
德国炮兵和一队队自动枪手日复一日地、巧妙而有条不紊地消灭着要塞中最后一批反抗者。然而，有些事情真是难以理解：这些反抗者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死灰复燃。从军营和房屋的地下室，从厚厚的土墙壁内那又黑又深的掩藏部，或东或西不断响起机枪的连发声和步枪的射击声，于是希特勒第四十五师的布列斯
特墓地变得越来越大。掩藏部和地下室都仔细搜查过了，苏联士兵战斗组防卫的楼房一间接一间地被炸平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废墟中却又响起了枪声。由战士组成的零星小组摸到德国人早已认为自己是主人的地段，子弹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击中了法西斯匪徒。要塞的保卫者深深钻入了地下，沿着德国人所不知道的地下通道撤离要塞中已为敌人占领的地段，跑到另一个地方去继续展开斗争。
早在七月八号，四十五师指挥部就向上级报告已经占领要塞，他们认为余下的抵抗者不要几个小时即能肃清。但第二天抵抗者的数量却大为增加，显然，这场斗争将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
一组组士兵仍在兵营西区和三三三团的地下室里坚持战斗，中岛的这一整个地区始终是敌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禁育。边防军的机枪和步枪还在西岛叫个不停。要塞北部，西堡的火力点还在射击。东门附近的涅斯捷尔丘克和阿基莫奇金为首的幸存的炮兵还在浴血奋战。在北墙的一处掩蔽部中据守着几名由政治指导员维捏季克托夫指挥的步兵。德国人向掩蔽部里扔过一批手榴弹，但战士们在空中接过德军的手榴弹，又朝敌人扔了过去。
谁究竟是布列斯特要塞的最后一个保卫者？他们究竟是如何牺牲的？我们说不清楚，也许永远也说不清楚。
据说斗争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组组苏军官兵钻进了深深的地下隐蔽所，伺机打击敌人。法西斯虽然占领了要塞，但却不敢单独行动。
后来希特勒军官曾对布列斯特居民说，德军指挥部下令用布格河水淹没了一条地下通道。这样，布列斯特要塞的最后一批英勇不屈的英雄才壮烈牺牲。
我们甚至说不出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布列斯特要塞最后一声枪声何时消逝，要塞惊人的防卫战结束在何时。
大家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奥廖尔地区前线缴获的德军报告说，要塞抵抗了九天，于七月一日陷落。后来才弄清，斗争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以后在兵营的墙上发现了一则日期为七月二十日的题词，证明要塞保卫者在第二十九天上还在进行着战斗。后来发现加夫里洛夫少校还活着，而他是七月二十三日才被俘的，那是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十二天．而他也仍不是要塞的最后保卫者。此后，斗争仍在进行。
几年前我在莫斯科偶然遇到教育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舍米亚金。
舍米亚金战时在戈尔巴托夫将军的军政治部工作。他记起一九四三年当该军在奥廖尔或勃良斯克一带的时候，有一次给政治部送来一包从被歼灭的敌军某师司令部缴获的文件。
舍米亚金精通德语，他在整理文件的时候注意到一件不大的卷宗，其中装订了一批关于一九四一年布列斯特要塞战斗的文件。他清清楚楚记得，这些文件谈的是五个半星期的斗争。据他说，卷宗收存的敌军报告，日期署明为七月末、八月初，其中有不少关于英勇保卫战的有趣而重要的细节。后面还有在布列斯特要塞被俘的我军官兵的审讯记录。会米亚金说，当他翻阅这些报告的时候，他对我方人员在审讯中面对敌人所表现的英勇和尊严表示惊讶。
最后卷宗里还保存了一份由一群德国军医开具的文件。德军指挥部要他们对最后一座坚持抵抗的要塞掩蔽部中发现的尸体进行研究。希特勒的军医确认，掩蔽部的保卫者是用最后几颗子弹自杀的，他们不愿投降敌人当俘虏。
于是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要找到这些重要文件。波克罗夫斯基上将对我调查布列斯特要塞的工作给了很多帮助，他下令在我国各军事档案馆组织力量进行最仔细的搜索。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发现这一卷宗，看来它不是在战争中遗失，就是存放在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我们只能希望有朝一日这批文件或它们的抄件将被发现。
说来也巧，舍米亚金所说的德军文件谈到的五个半星期的这一期限，同保卫战的许多目击者——一布列斯特及其城郊各村的居民—一所提供的证言是一致的。这些人认为，要塞里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七月的月底或八月的月初。这一点还有一些旁证。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末，我从遥远的科日拉－索拉村收